“荒唐之极！”齐楚对我姨父说，“请令尊屈就参事之职，决定不变，工作包给你了。”

紧接着，姨父奉国务院之命，调武汉担任管理整个一条长江航运的局长兼党组书记，临走还在做父亲的说服工作。贺爷叹息说：“好了，好了，你赶紧走吧，我帮助你们落实统战政策就是了！”

贺爷修剪了花白胡髭，记上了中山装上的风纪扣，背着手走进了参事室。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省委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发动大家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年高德劭的老参事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却在暗地里鼓动贺爷，你对革命贡献大，你的儿子又是高干，你不提意见，谁还敢提意见！贺爷颔首称是，就在座谈会上大声说：“好，我对犬子提点儿意见？”

统战部刘部长没有听清，“什么什么，你对什么人提意见？”

贺爷一字一板地回答：“我是说，我对我的儿子贺胜同志提点儿意见！”

会上的老参事们掩口而笑。

贺爷说：“贺胜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却不能正确对待一个一心跟着党走的民主人士，是向贺胜同志猛击一掌的时候了！”

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贺爷端着茶杯，对那位民主人士作了客观、公正的剖析，认为此公担任过L县政警队队长和保安大队长，历史上确有过错，但也曾利用其职务之便，为共产党做了一两件“两肋插刀”的事情，后来在贺胜同志影响下彻底转变立场，毅然弃旧图新，与贺胜同志肝胆相照，为党拉起了一支队伍，并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疯狂报复。贺胜同志对此是完全了解的。但在土改复查运动中，贺胜同志明知此人家中土地已被国民党全数没收、房屋被毁，所有财物已被掳掠一空，却仍要把他交给家乡农会，对其进行清算斗争，这不是与敌人站在一个立场上了吗？我对贺胜同志只有两句话相告：一是“不要过河拆桥”，二是“吃水莫忘打井人！”

会议记录员听糊涂了，发问：“你说的这位民主人士是谁？”

贺爷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贺雨顺同志嘛！”

全场轰然大笑，贺爷不笑。

一位老参事问：“你怎么在这里对儿子提起意见来了？”

贺爷答道：“今天所言是国事而非家事，若是家事，我关上家门，拿起笤帚疙瘩打娃子的屁股就是了！”

会场上再次大笑，贺爷依旧不笑。

齐楚也没有笑。他原来作报告，动员党外人士和省直干部大鸣大放，脸上是堆满了笑容的，后来不知道他又得知了什么精神，脸上就失去了笑容。他听说贺爷的发言内容后，骇然变色说：“这位老先生怎么突出奇兵，这一回又要陷进去了！”后来在省报头版显著位置上发了报道：《贺雨顺攻击党“过河拆桥”》。据说齐楚是审了稿的。他踌蹰再三，删掉了“贺雨顺‘要打共产党的屁股’”等语，说党报照搬这样的用语不妥，这是政治斗争，不要庸俗化。

贺爷等于自己伸长了脖子，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帽子，把帽子捧在手中，横看竖看，不知为何物，问道：“鄙人毫无资产，咋又变成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了？”

贺爷从此不再说话，在政协大院里拖起大扫帚扫地之余，钻研起了《资本论》。但他找不到自己有什么资本，工资却大为减少，供养不起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就把他们分解给他的长子和次子，由我姨父和明叔资助，贺奶也送到武汉，由我姨父供养。贺爷说：“我没有‘剩余价值’了，你们给两个小弟和白发老母提供一点儿‘资本’吧！”

姨父成了父亲表现幽默的对象，连连甩着手，对我明叔说：“你看看咱爹，你看看咱这个糊涂爹！”

我问明叔，这一次，我姨父受牵连了么？

明叔说，他受到你贺爷的“恶毒进攻”，还会受啥牵连？但他又猛地一愣，说，对，有牵连，还牵连得不轻哩！你姨父有一大群孩子正上学，本来就过得紧张，又分给他一位白发老母和一个刚刚上了大学的弟弟要他供养，日子就很难维持了！你三姨虽说是个厅级干部，却买了一把小锤子，搜罗自行车的旧轮胎，在武汉街头的地摊上一蹲就是半晌，学会了钉鞋掌的精湛工艺，揽下了为全家钉鞋掌的全部业务，连你姨父去北京开会穿的皮鞋都是她钉的鞋掌。你姨父就给了她“一等技师”的称号，相当于现在的“正高”！

我母亲也在一个女子高中被打成了右派，有人撺掇母亲说，你给你三妹、三妹夫写信诉苦嘛，你在白色恐怖中掩护过他们嘛！母亲说，不要给他们添乱了，他们连自己的老父亲都顾不上了！母亲由高中语文教师变成牧羊人的时候，接到过三姨要她“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来信，还寄来了治疗心脏病的药品。母亲却不知道那是三姨钉鞋掌节余出来的工资所买的药品。母亲收下药品说，好，好呀，我要赶着我的羊，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确实需要一个强健的心脏呀！

“文革”时，姨父成了管理长江航运的“走资派”，别的“走资派”游街，姨父就享受了“游江”的待遇，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在每个大一点的港口上接受批斗，一直“游”到出海口。贺爷听说了，毫无惊惧之色，倒是认真学习“文革”文件，评论说：“胜子不是说他们管理长江的资产增长了五六倍吗？客、货运输量、港口吞吐量也翻了十几番。他弄了这么大的固定资本再加上流动资本，咋能不当‘走资派’！”

一九七二年二月，贺爷病危。姨父刚刚得到“解放”，出了“牛棚”，就急忙回Z市看望父亲，却不知父亲是不是原谅了自己，到了门前仍畏缩不前。贺爷说：“胜子，你过来呀，叫爹看看你！”姨父趋前叫了一声：“爹！”父子俩都忍不住心酸落泪。贺爷哆哆嗦嗦拉着他的手说：“胜子，你干了四十多年革命，咋也叫革命‘解放’了一回？”姨父含泪无语。他“游江”时被打断了一根肋骨，一直瞒着贺爷。别人小声议论这根肋骨时，贺爷听到了，却假装不知，问道：“胜子，我给你的一样东西你弄哪儿了？”姨父问：“啥东西？”贺爷哭泣说：“我给你的肋巴骨呀，你为啥不好好管着……”姨父说：“爹，它长好了，真的长好了！”贺爷大哭，“我的……五十七岁的……老儿子呀，你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国民党抓你多少回……拿你没办法……可现在……你这个高级干部……咋变得……变得这么能忍能受？……这是咋啦……咋啦？……”

贺爷大哭后，浑身抽搐，大喘不止。

贺奶哭着说：“他难受，他憋得难受，叫他走了吧，走了吧！”

贺爷带着一个沉重的疑问，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姨父让我明叔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无声地、却是痛痛快快地为父亲哭了一回。他是红肿着眼睛从小屋里出来的，从此不许家里人再提起他的肋骨。他说，党受伤了，人民受伤了，国家受伤了，伤得不轻，不止是一根肋骨。

姨父问：“明，咱爹病重时，有啥交代没有？”

明叔说：“爹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纲要》哩！”

“咋又研究社会发展史了，爹说啥了？”

明叔露出迷惘的神情，“爹说，猴子还没有完全变成人，还叫咱接着变哩！”

一九七九年，贺爷死后七年，省委统战部下文说：“对照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经组织研究认为，贺雨顺同志不属于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一九八零年，贺爷死后八年，省政府参事室召开了追悼会，悼词说：

“贺雨顺同志安息吧！”

14.锁在柜子里的爹

姨父没有想到，他还能与神秘脱逃的堂兄贺石见面。

找到贺石的是他遗弃在大陆上的儿子狗娃。狗娃所以有了“狗娃”这个名字，是因为贺石三十二岁才喜得娇子，就按照家乡把小狗当成宠物的习惯，向儿子的光屁股上“叭唧”亲了一口，对妻子说：“他就叫狗娃！”

狗娃刚满一岁，父亲就神秘地消失在豫东大平原上。二十四岁的母亲带着狗娃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狗娃来不及储存父亲的记忆，懂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比别的孩子少了个爹，却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称呼：“反动军官的小狗崽子！”他多次向母亲打听反动军官的下落，母亲说：“在柜子里锁着哩！”五岁的狗娃坚持不懈地爬在板凳上用柴火棍鼓捣柜子上的大锁。母亲只好打开柜子，取出一个小木匣子，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说：“你自个儿找去！”

那是两个大人与一个婴儿的合影。他一眼便盯住了那个身着戎装的军官，圆脸、宽额、团鼻，厚嘴唇上挂着沉重的微笑，大眼珠鼓鼓地注视着他。他就指点着说：“我是他的狗娃！”他在相片上还找到了一个比现在年轻、漂亮、着城里人打扮的母亲，她与军官肩挨肩地坐着，怀中抱着胖乎乎的狗娃。他为此感到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确实有一个父亲；同时也感到惊讶，因为他发现了母亲也曾体面过、美满过、甚至是甜蜜过的样子。母亲收了照片，又把它锁到柜子里，如同收起她一去不返的昨天，叹口气说：“好了，你不能叫人家知道，你爹天天陪着咱哩！”

狗娃表弟没有向我夸张他与母亲经历的苦难，他说他跟母亲没有挨过过多的斗争。对于没有享受过贺家大院的荣华富贵而甘愿回来为贺家受苦的母子二人，坡底的老乡亲似乎表现着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父亲的阴影只是时隐时现地笼罩在他的头上。狗娃初中毕业时，父亲的阴影扑闪了一下。老师说：“狗娃，你不要报考高中了，你有个那样的爹，不要白搭功夫了！”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坡底的贫下中农子弟也组织了红卫兵，在狗娃家里抄出了那张照片，还有狗娃也没有看见过的一套绿咔叽美式军装。意外的缴获在坡底引起了轰动。红卫兵敲着铜锣，押着狗娃和狗娃妈游街，游到关帝庙门前的戏台上开会斗争。

“你要老实交待，狗娃他爹到底跑到哪儿了？”

狗娃妈战战兢兢说：“俺不知道，真哩！俺娘儿俩回来等他，等了一年又一年，也等不着他！这个死鬼……他把俺娘儿俩丢下不管了……”狗娃妈忍不住哭起来。

“说！你为啥留着他的反动军装？”

“啥也不为，真哩！四八年，在徐州，俺叫解放军搜查过，这身衣裳，解放军翻出来，只摸了摸兜，没摸出啥反动东西，又叠好，给俺留下了。解放军叫俺留下，俺才敢留下。这衣裳总是个物件不是？扔了老可惜不是？那一年没钱也没有布票，本想修修改改叫俺狗娃穿，可他要是穿上这，老扎眼不是？就搁着压箱底儿了。真哩，我不说瞎话！”

“说！你为啥留着反动军官的相片？”

“在徐州，这相片就在墙上挂着哩，解放军看了看，也没动它一下，我就把它留下了。俺想着，等狗娃懂事了，看见别的娃子有爹，他也会向我要爹哩，我总得给娃子有个交待不是？好爹、孬爹总是他爹哩，狗娃也在相片上，我也在哩，不是我瞎编排，哄俺狗娃哩……”狗娃妈又忍不住哭起来，“贺家的人走完了……走完了……我领着狗娃又当妈……又当爹……活得老不容易……”

贫下中农的妇女们也动摇了阶级立场，跟着狗娃妈哭起来。

红卫兵们慌了神，只是咋唬着：“哭啥？又想男人了不是？”

“文革”以前搞“四清”，留下了一个“贫农协会”，简称“贫协”。贫协主任就是贺家大院的长工头、下药闹死了亲儿子的刘大汉。他那年七十八岁了，都叫他“老贫协”。他一直坐在斗争会的台角抽旱烟，这时就“梆梆”地敲着烟锅，从红卫兵手中要过那张相片，看了又看，说：“不假，是狗娃他爹。把他交给我管着，不怕他从相片上蹦出来。这身军装就算没收了，你们留着当戏装，演‘样板戏’有用。你们娘儿俩回去吧，以后也叫‘贫协’管着。”妇女们应声说：“中，就叫咱‘老贫协’管着他！”

刘大汉又申斥狗娃：“咋不走？你那站相老好看，领着你妈给我爬回去！”

过了大批斗的风头，刘大汉又把相片还给了狗娃妈。

狗娃说，他跟母亲就是这样活过来的，他很知足。

但是狗娃说，他跟母亲也有过“不老实”的时候。

一九七零年，狗娃的三舅爷下世以前，叫去狗娃妈说：“有一件事在我心里埋了二十多年，今天我得给你说说，你先答应我，你要沉得住气！”狗娃妈说：“舅，你说吧，我沉住气哩！”三舅爷说：“那我对你说，狗娃他爹还在哩，在哩，他跑台湾了，真的跑台湾了。”狗娃妈脑瓜儿里“嗡”了一声，眼也直了。三舅爷又说：“他到了台湾，给我来过信，问你娘儿俩的下落。我回了信，说你娘儿俩在坡底守着家哩，不叫他萦记，也不叫他再来信了。”狗娃妈像傻了一样，呆了半晌才哭出来，“舅呀，你咋不早点给我说？”三舅爷说：“那时你还年轻哩，我想绝了你的念想，说不定你还能再找个人家！再说，我也怕这事儿传出去，给你娘儿俩添委屈，也会给胜子添麻烦。就因为石子这娃子不吭声走了，你胜子哥还受过处分哩，要是上头知道他去了台湾，胜子的错误就更大了！”三舅爷见狗娃妈不停地哭泣，又说：“多哭会儿，多哭会儿，哭出来好，别叫眼泪淹住心！”等狗娃妈止住了眼泪，三舅爷问：“狗娃他妈，石子今年多大了？”狗娃妈说：“属虎哩，实岁五十五了。”三舅爷说：“好，‘五十五，爬山虎’，还在壮年哩。以后解放了台湾，你别忘了找他。好了，我找你，就是这话！”

狗娃妈回来时，眼哭肿了。狗娃问妈咋着了？妈说你舅爷快不中了，却把狗娃爹的消息瞒着狗娃。直到一九七五年，狗娃娶妻生子了。五十一岁的狗娃妈完成了当妈的责任，眼花了，背驼了，心劲儿也塌了，心脏和肝脏上的毛病都出来了。她知道自己该去贺家老坟地里歇着了，临走又向狗娃捣透了“窗户纸”，叮咛说：“记住，你爹属虎，今年整六十，是上校团长，黄埔军校十一期的，反动的不轻。可是他跟你胜子叔好着哩！等到解放了台湾，只要你胜子叔在，他就在哩，他俩那红项圈都在你老爷爷手里攥着哩！叫你胜子叔再去俘虏营里找找他，把他交给你，不能再叫他跑了！”

狗娃心里深藏着这个秘密，天天盼着解放台湾。一直盼到一九八七年冬天，倒是听说杨庄有个国民党老兵，姓杨的，从台湾回来探家，既往不咎了，县委统战部的小轿车把他接到县里了。狗娃急忙乘长途汽车赶到县里，统战部正在一家餐馆里宴请这位老兵。狗娃不敢进去打扰，就蹲在饭店门口直等到宴会结束，看准一位穿西装的老人，就跑过去跪倒在地，磕了一个头，泪流满面说：“杨叔，我父亲也在台湾，离散四十年了，请你老人家替我找找父亲！”老兵慌忙搀他起来，感叹说：“唉，又是一个找爹的！你把你父亲跟你的情况写下来，我一定给你找！”狗娃把事先写好的“寻父”帖子交给他。他当场展开看了，说：“咦，按他这资历，退伍时也至少是个中将了！大侄子，你就等我回信吧。”

感谢这位杨姓老兵，他为狗娃找到了父亲。

一个月后，狗娃就收到了一开头就叫他“狗娃吾儿”的“父亲手书”。在“狗娃”两个字上。狗娃赫然看到一个使字迹变得模糊的斑痕。父亲请狗娃原谅他弃家远去，但他无时不在想念家乡的亲人和家乡的祖坟。狗娃再次看到了斑痕，他用舌头上的味蕾辨认，那是咸涩的泪渍。他不断看到使信纸发皱发暗的泪渍。父亲问，你的母亲呢？你的胜子叔呢？你的三舅爷呢？你的媳妇和你的“小狗娃”呢？……

15.狗娃看家

堂兄与堂弟的会面是在一九九零年。那时候，姨父已经离开了与之相依为命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长江，奉调到北京担任副部长之职，四年后在副部长任上离休，与白发三姨一起，在木樨地部长公寓安度晚年。

自从狗娃来信报告了在台湾找到了父亲、而且去香港见了一面的消息，姨父和三姨都突然变得年轻而易于激动。姨父不时地倚窗远望，脑海里闪动着剪接错乱的电影：开封城和伏牛山、关帝庙和红项圈、天上飞的鹁鸽和地上跑的坦克、日本闹钟和“中正剑”、郑州的街灯和坡底的星星，一个身着绿咔叽美式军装的年轻军官，面带不服输的微笑，一步步向他走来。

他回来了。但他先回到坡底，哭祭了老坟里的祖先和等了他二十七年之后又在一个坟崮堆底下等了他十五年的前妻，与他惟一的狗娃和狗娃媳妇以及从未见过面的狗娃的狗娃儿们在贺家老宅里享受了十天的天伦之乐，又在Z市新起的楼群里找到了他昔日的团部，去公墓祭奠了骨灰盒里的雨顺老叔，见到了当年被胜子“裹胁”到马克思麾下的妹子。经历了太多的激动与悲酸、回忆与倾吐、默默流泪与朗朗大笑之后，他把最后的悬念留给了北京的堂弟。

两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在如霜如雪的白发、如火如炬的目光里认出了各自的兄弟。那时候，鸽群正从秋天的晴空掠过，挂钟继续“嘀笃”着脚步丈量历史，伏牛山上的云彩驮来了没有年轮的太阳，让客厅里不长老年斑的金菊、没有皱纹的康乃馨飘出年轻的芬芳。白衣护士却从过道里探进脑袋，望着两位老人相拥而泣的场景，眼睛扑闪了一下，小声说：“请注意心脏！”

姨父告诉我，他与堂兄贺石的心脏都跳动得无可挑剔，当他们进行着西方式拥抱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对方心脏的跳动就像建筑工地上的打夯机一样。接着，贺石才来得及介绍与他同行的夫人，她是一位举止活泼、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许多的说上海普通话的老人。她的神情像是在兴致勃勃地验证她早已熟稔的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对她一时受到的冷落露出笑容。

然而，姨父对贺石的第一句问候是：

“石子，你咋跑了呀？”

“咋啦？胜子！”贺石用未改的乡音表示简练的惊讶。

“四十二年前，我们准备了好酒等你，你咋不吭声跑了？”

“你问问自己嘛！”贺石说，“民国三十年……哦，我是说一九四一年，你作为我方通缉的逃犯，为啥不在我为你们安排的地方住下，咋又窜到了陕西？”

姨父和三姨愣了一下，终于为一个长久困扰着自己的难题找到了一个十分简明易懂的答案。

“侬两兄弟真的太像了！”贺石夫人责备她的老公，“侬勿要逞强，家中人讲过的，弟弟为侬受过大处罚，断过一根肋巴骨来！”

姨父的微笑冻结在脸上。应该承认，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他正是为了记入档案的“贺石逃跑”事件折断了一根肋骨。但他十分警觉地认为，在石子面前，不应该谈到共产党人的一根不幸的肋骨，那是一根不曾被国民党折断过的肋骨。

石子却抚着胜子的肋骨，小声问：“胜子，留没留下后遗症？”

“一切正常。”姨父说，“该咱们痛痛快快喝一回了！”

“可是，”贺石说，“我还没有向你诉苦哩！”那是老哥俩在各自夫人的宽容下喝了“茅台”，三姨用筷子夹着北京烤鸭为石子蘸着佐料、而石子夫人正在质询烤鸭胆固醇含量是多少的时候，石子跟胜子的酒杯碰了一个轻脆的响，“胜子，哥也为你受大罪了！”

“侬今天勿要讲这桩事体好弗好！”石子的夫人说。

“要讲，要讲！”姨父说。

那是属于一个海岛上的故事。

贺石逃跑后，潜入徐州寻找妻儿，邻人告诉他，从老家来的亲戚把他们接走了。他就开始了向南方的逃亡。路上，他碰上了从俘虏教导营里逃跑的一个少校军官，少校惊讶说：“你堂弟是共产党的大官，他不是把你接走了吗？”贺石说：“我不能走，弟兄们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们的师长杀身成仁了，我就这样走了，还是人吗？”少校说：“好样的，咱俩装扮成生意人吧！”

贺石说，他要感谢解放军只缴获了他的武器，而没有缴获他的戒指和金条，使两个战败的逃亡者还能买通船老大，偷渡了长江，昼伏夜行，到了福建，爬上了国民党撤往台湾的最后一艘军舰。

贺石到了台湾，才发现他作为上校团长乃至于作为军人的身分都已经得不到确认了。他所在部队的建制和全体将士一起，已经永远地消失在豫东大平原上。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能够证明他的过去。他自己也失去了任何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的有效文件。只有与他一起逃亡的少校可以证明他们是从解放军俘虏营里逃跑的战俘。幸而在装甲兵团服役的少校找到了原装甲兵团司令蒋纬国将军，由蒋纬国出面作保，让少校当上了海上缉私队队长，少校不忘逃亡途中与贺石共过患难，收留他当了海上缉私队队员。

三姨鸣不平说：“这叫‘过海拆桥’，太委屈你了！”

贺石说，“比着那些死去的人，我好多了！”

三姨与姨父耳语：“听这话，多么像我们的同志！”

贺石刚当上缉私队员，就十分及时地受到了谍报人员的关照。事情出在一次聚餐会上，缉私队长举起一杯香槟酒，说：“静一静，弟兄们，我要向贺石兄敬酒！大家知道吗？贺石兄的堂弟是共产党的省级要员，他被俘后，堂弟已出面保他，可他不忘蒋校长栽培之恩，丢下爱妻娇子，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跑回来效忠党国，以上校团长的资历屈就小小的缉私队员而无怨无悔，贺石兄应是我们军人的表率、做人的楷模！请弟兄们举杯，为贺石兄共同干杯！”大家都挤过来与他碰杯，贺石忙把酒杯举起，连说：“惭愧，惭愧！”

那时，蒋介石的“国防部”里刚刚发生了“匪谍要案”，以一位中将副参谋长为首的一批“匪谍”已被处决。台湾岛上一片风声鹤唳。大家为贺石举杯祝酒时，贺石看见一双眼睛在玻璃杯的后面变了形状，折射出猫眼的光亮。他当时并未在意，数日后，却以“匪谍嫌疑”罪，被特工拖上汽车，拉进深山老林，在一座蒙着黑窗帘的小楼里开始了长达数月的秘密审讯。

“匪谍嫌疑”产生在贺石出了俘虏营到他在逃跑途中碰见少校之前——只有两天的时间里，贺石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审问者和被审问者变换着不同的角度绕来绕去。贺石讲了这两天中能够蓄入记忆的每一件事情，一块无辜的小石头就至少谈了三次。那是一块十分普通的小石头，他在被押解K市的路上踢飞了这块小石头，而方圆一千多华里的豫东大平原上是一望无际的泥土，只有永城县芒砀山上有石头。这块石头提醒他，已经到了永城，这是豫皖苏三省交界的地方，到了必须逃跑、也是最适于逃跑的时候……

特工说，不要说石头，说你的堂弟。

我没有走到K市就跑了，咋会见着堂弟？他又说他碰见了一只兔子，是的，那是一只卧在麦垅里的野兔，它支棱着耳朵东张西望，望见他在没命地逃跑，兔子便十分卖力地为他领跑，兔子成了他的路标。一般说来，兔子敢于跑过去的地方，对人是没有危险的……

不要说兔子，说你的堂弟！

我没有见着堂弟。我睡在麦秸垛里，脖子里痒痒的，那是一只蚂蚁……

贺石与特工就这样拉大锯一样拉过来、拉过去。特工没有动用罚具，只是不让他睡觉。特工们轮流睡觉，一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贺石昏沉欲睡，直打前栽。特工就豪爽地为他提供美国骆驼牌香烟，还有据说是来自古巴的咖啡。

他又把脖子上的蚂蚁顺着脊梁骨爬下去所引起的愉悦讲了三遍。蚂蚁出洞的时候，一般说来，大地应该解冻了，这有利于……

特工又说，说你的堂弟！……

大锯从头顶切割下去，锯齿从容不迫地、一下一下地、没完没了地撕拉着神经，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在颤动，流着固体的锯末。胜子踏着锯末，一步步向他走来了。在讲了石头、兔子和蚂蚁之后，好像只剩下堂弟了。不行，必须把堂弟拒之门外。

他接连吸了半包骆驼牌香烟，然后，开始沉声不响地、一件一件地脱下自己的衣裳，只剩下一条遮羞的短裤。他赤条条地站着，像健美表演那样，时而正面、时而侧面、时而背面地向特工展示他布满全身的伤疤。那是数十个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伤疤，有的像一个个紫黑发亮的铜镜，有的像蹩脚的裁缝用粗大的针脚缝起来的一张张歪三扭四的嘴巴，有的像是被钻头钻过以后再也没有复原的揪巴着旋涡的洞口，还有点、片状伤疤组成的奇谲瑰丽的图案，如天女散花，如满天闪烁的星斗。他袒开手臂，挑衅地望着特工，说：“我这一身美丽的花骨朵，是狗咬出来的吗？”他又把大腿翘到了审讯桌上，举起了少了两个脚趾头的右脚、摇晃着小腿骨上一块红赤赤的镜子，“这是‘徐蚌会战’的纪念，还好，还能叫我一颠一拐地跑回来当当‘匪谍’！”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只剩下这里还少挨了一枪，下手吧，伙计们！立正，枪上膛，瞄准射击！……哈哈，老子革命成功了！哈哈哈哈……”他觉得头昏目眩，猝然跌倒在审讯室里。

当他醒来的时候，星星正爬在树叶上向他眨眼。他发现自己躺在亚热带的阔叶林里，衣服堆在他的身上。派克金笔却摸不着了，那是他惟一值钱的东西。

他向树林外边踽踽走去的时候，深信对他的审查已经结束，但他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缉私队的队籍和户籍。以他为“楷模”的缉私队队长见了他，也像是见了麻风病人似地说了一声：“请保重！”就匆匆走开。他开始学会不是为了他的蒋校长而十分亢奋、十二分激昂慷慨地活着，而是站在街头，为兜售一种名叫“红茶饼”的东西练习歌喉，用接近于“黑头”的唱腔叫卖，以类似狞笑的微笑拉拢逃之夭夭的顾客。

姨父和三姨都搞不清楚“红茶饼”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可以想象出一位三十四岁的上校团长伫立街头，挺直了军人受过枪伤的腰板，用喊惯了口令的嗓门儿叫卖“红茶饼”或是叫卖其它任何“茶饼”的样子。

“你不该向战俘教导营出示证明。”三姨在责备姨父。

“不，那是我们对石子应尽的义务。”姨父说。

在他们经历的年代里，事情的因果关系常常被搞得一塌糊涂。

贺石终于失去了叫卖“红茶饼”的可能。兜售“红茶饼”的地摊被整饬市容的警靴踢飞了。他决定用一种比警靴消灭“红茶饼”更加简练的方式结束自己。他空着肚子在海湾散步，看到了一块其高度和形状都比较合乎要求的礁石。他爬上礁石，对自己爬行的样子感到不满，又挺直了身子，从礁石上跃起，团身翻，头朝下插进了海水。

“你不该这样！”姨父说，“这不是你的性格。”

“是哩。”贺石说，“渔民帮助我改正了错误。”

渔民把他当成一条大鱼打捞上来，放在一块马鞍形大石头上，让他俯卧出马鞍的形状，挤压他的肚子，迫使他吐出一肚子咸涩的海水、还有少许苦涩的胆汁而绝对没有食物的残渣。一群黄埔军校的校友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为他号啕大哭，为他奔走呐喊，呐喊声感天动地。他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分得到了认可，得以享受了毕业分配时的少尉待遇，接着就办理了退伍手续，成了拿少尉退休金的退伍军人。

明叔在人民武警部队工作的小女儿来看望从台湾回来的大伯，大伯盯着小侄女的肩章，眼睛唰地一亮，“啊，你也是少尉，你跟你大伯是一个阶级！”

这位大伯刚刚领得了一个退伍少尉的津贴，就对一个怀抱幼儿、流落街头的寡妇产生了悲悯之情。寡妇的丈夫也是一个败退孤岛的军人，不知因何种罪名病死狱中。贺石用退伍少尉的津贴承担起扶危济困的责任。这位寡妇就是偕同贺石回大陆探亲的夫人。

“我知足，我很知足！”贺石劝慰久别重逢的亲人，“事后想一想，我对老蒋、对‘党国’也有不忠诚的时候嘛！”他用肩膀碰了碰堂弟，“我窝藏过共匪要犯嘛！我们都还活着，而且见了面，我就很知足了！”

他从行囊里取出一个金戒指，送给我三姨。

三姨说：“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二个金戒指了！”

“那么，第一个金戒指呢？”

“那是在四一年嘛，我把它串在裤腰带上，后来就成了我们的革命经费。”

“啊，怪不得我打了败仗！”

大家笑得爽朗，却也笑得苦涩。

深夜，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候，堂弟与堂兄悄悄出现在客厅里。只有一盏落地灯伴着两位老人，用柔和的灯光阅读他们脸上的历史。

“石子，你为我受苦了！”

“你为我受苦了，胜子！”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胜子说：“我梦见咱爷了？”

石子说：“我去坟上看了，咱爷在黄土底下还攥着咱俩的红项圈哩！”

一九九七年三月，贺石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二岁。

贺石临终前，在病榻上给我姨父打电话说：“胜子，关爷派周仓来叫我了，我要先走一步了。”姨父说：“你说过还要回来哩，怎能走了呢？你要给周仓说说，你还不到跟他走的时候。”贺石说：“周仓说，他就是带我回去哩！”

我没有见过贺石大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去看望姨父时，才得知贺石大伯已成古人。姨父问我，你知道台湾新党的F先生吗？我说知道，常在报纸和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一个长得很帅气的中年人，是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姨父说，他就是贺石抚养成人的养子，曾留学美国，拿到了两个学位，当过蒋经国的秘书，眼下，正为两岸的统一奔忙，很有出息。

我到坡底镇看望了狗娃夫妻和留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女儿。狗娃表弟也有五十多岁了，两鬓已经斑白。他领我去看了关爷庙，那里仍是镇上的小学。正是放学时候，我们进了大殿。阳光从雕花的窗棂里斜射进来，把扑朔迷离的光斑和一根根老柱子的阴影印在地上。大殿里静悄悄、空荡荡的，好像仍旧是聚会的地方。地上铺着清朝乾隆年间的方砖，却留着一大块没有铺砖的黑土地面。狗娃表弟说，那是当年关爷站的地方，大殿小修过几次，怕关爷回来找不到地方，就留着这块黑土，让关爷回来时落脚。

出了关爷庙向东，在村边小河岸上，有狗娃表弟的长长一绺“责任田”。麦苗绿茵茵的，长得很旺。他在地头拔了一株野草说，这草小名“毛毛狗”，大名野麦穗，活得可泼皮了。我问他，草都有个大名，你咋没个大名？他说，我爹回来时，我也问过。我爹说，你就叫狗娃，贺家的人都走完了，留着你这个狗娃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