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火蝴蝶

一九四八年夏天的开封潮湿而闷热。鼓楼和铁塔都在发烧。火红的云彩也越过黄河来中原聚会。终于有一天,天边的雷声伴着轰鸣的炮声来到了开封。哥哥、姐姐都来不及从寄宿学校回家,战斗就打响了。解放军迅速攻进城内,占领了主要市区。国民党军队退缩在龙亭据点顽抗。我家租住的房子离龙亭不远,房子比较高大,是那一片居民区的制高点。解放军大约一个班的士兵开进了院子,盯着我家的房脊,接着就攀缘而上,在房脊上架起了两挺机枪,机枪手们趴在房坡上向龙亭猛烈射击。

父亲也在房坡底下营造自己的工事。他首先让母亲领着两个弟弟躲避在两座大屋夹角中的一间小屋。又以一张长条书桌为支撑,桌下铺了草苫和凉席,桌上蒙了两条厚棉被,又拿了一本宛儿姨手抄的《劈破玉》弹奏曲、一把扇子,让我跟他一起钻到桌子底下,一人靠着一根桌子腿,成对角线躬身坐着。父亲递给我一只手电,让我学习使用探照灯的原理,用手电瞄准曲谱发射。他开始随着扇子扇出来的节拍哼唱曲谱,叮嘱我务必为他打的节拍记数。屋顶上,战斗双方正在猛烈对射,机枪射击的声音像刮风。有一种名叫“空中炸”的子弹,不停地在空中爆响,发出嘎啦嘎啦的怪叫,折断了院子里的树枝。我大声说:“爸,我听不见你的声音!”父亲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没有叫你听我的声音,你看着我打拍子的动作记数就对了。”一颗炮弹轰地在屋后爆炸了。父亲吸了一下鼻子,感到气味异常,就暂时停下来,用铅笔在停下来的地方画一道杠,凑到我的耳边大声问我:“这一颗炮弹怎么这样香?”我说:“它炸了咱家屋后的花生厂。”父亲释然地点了点头,又问:“几拍了?”他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回答,就把数字记在曲谱上,重新打起节拍,继续着听不见声音的哼唱。父亲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枪炮声开始稀疏下来。父亲说:“《劈破玉》峰回路转、潮起潮落,共计四百八十拍,你刚才记的是四百七十八拍,小有差错,要怪那一颗对花生不怀好意的炮弹。”

解放军的炊事员担来了两筐热包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铺了一张席,包子乱滚乱爬地堆在席上。房顶上的战士轮流下来吃包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发现桌子底下有手电闪亮,就把挎在脖子上的冲锋枪向桌下一歪,叫道:“出来!”父亲探出脑袋说:“你是叫我吗?”小战士问:“你在干啥?”父亲钻出来说:“我在读曲谱,一支古曲的谱子。”小战士看了曲谱,不甚明了,上下打量着父亲,“你是啥人?”父亲说:“哦,请你等一下。”他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最后才忽地想起来,急忙跑过来掀了棉被,从我们坐卧其下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了他的教授证书。

我认定这是父亲的一个错误,因为教授证书上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签名和印章,更加恶劣的是,证书上方居中的地方还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标记。父亲把证书捧送给小战士,小战士大概不识字,却一眼盯住了“青天白日”,急忙叫来排长一起研究父亲的证书和曲谱。排长看了曲谱,露出大惑不解的样子,又看了教授证,问:“啥是教授?”父亲说:“教是教书的教,授是授课的授,我是H大学一个教书授课的。”枪炮声又一阵紧似一阵。排长要把教授证和曲谱塞到小战士的饭包里,却塞不进去。父亲急把黑皮包递过去说:“应该装在这里。”排长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对小战士说:“你立即把他和这两样东西交给指挥部审查,指挥部就在大学里。”

父亲被小战士带走的时候,穿着白色的短衫、睡裤,好像从床上被人揪起来,又被小战士勒令拎着皮包走,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母亲从小屋里跑出来,对父亲说:“这肯定是一个误会,你会安全回来的,会的!”父亲说:“甚好,我正要去西一斋拿一些书报回来。”

父亲刚走出院子,街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对射声。我向父亲跑过去,说:“爸,我和你一起去。”父亲说:“甚好!”又拍着我的脑瓜儿说:“你要保护好这个东西。”冷枪像飞蝗“啾儿啾儿”地从头顶掠过,子弹撞在砖墙上,墙上“怦怦”地冒着青烟,出现了一个个麻坑。小战士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不时地在身后发布命令:弯腰!侧身!溜着墙根儿走!最骇人听闻的是:卧倒!我和父亲都一一照办。

我十分羡慕这个小战士勇敢无畏的样子。他始终紧绷着脸,与我们保持着几步远的距离。他一听见飞机的声音,就会激动起来,咬着牙,用枪口瞄着飞机,好像盼望飞机飞过来与他较量,骂一声:“狗日的东西!”我想起了难童收容院里的杨锁,我觉得杨锁穿上军装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被带进了H大学校园里的七号楼。小战士把父亲和黑皮包交给了七号楼里的军官。军官又把父亲交给一位正在忙着打电话的首长。首长看了教授证,露出惊讶的样子说:“张教授,炮火连天,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父亲说:“不是我要来,是你的部下把我送来了!”首长说:“乱弹琴!”他向曲谱的标题上掠了一眼,笑道:“好家伙!明代古曲,是国粹哩!哈哈,我们的战士硬是把它当成密电码了!”他把教授证和曲谱装回皮包,递到父亲手中,说:“张教授,我们的战士来不及学文化,今后要加强教育。请你走好!”

军官把父亲带出了七号楼。父亲说:“我的书房就在西一斋,我到我书房里去一下。”军官说:“对不起,现在这里是军事重地,师生都疏散了,不能随意出入。”军官把父亲领到学校东北角的一个小门,密集的炮击声正在龙亭那边炸雷般地轰鸣。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操场上,炮弹掀起的泥土溅落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军官说:“请走好,不远送了!”父亲抖落了身上的泥土,向军官的背影微笑说:“你能给我一支枪吗?”

我和父亲处于校墙与城墙之间的开阔地上,必须由北向南通过大约一千米的距离,才能向西折入市区。周围不见人影,只有我和父亲向南走着。我忽地感到我和父亲的孤独,成了作战双方都无暇顾及、都没有发生兴趣的人。南边天上却来了飞机。地上响起了对天射击声。我感到飞机是冲着父亲飞来的。父亲的白衫白裤映衬在褐色的开阔地上,手中的黑皮包一闪一亮,从天上看下来,一定十分耀眼。父亲似乎也注意到飞机盯上了他,就把皮包遮在我的头上,对飞机说:“你好好看一看嘛,你还不至于向一个明显的非军事目标发泄仇恨吧!”话刚落地,飞机就带着骇人的呼啸俯冲下来,父亲抱着我紧缩在地上,一个巨大的阴影携带着无数只飞鸟从头顶掠过,身前身后溅起一绺绺的土烟儿。我和父亲被猛烈的气浪掀起来,摔倒在地上。飞机向北边飞去了。父亲发现我们都还完好无损,拉起我说:“快走,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们继续南行。后脑勺上再次感觉到了飞机的轰鸣。飞机从北边折回来,像一块硬邦邦的犁铧贴着头皮犁过来。两边都是笔立的墙,我们没有地方隐蔽自己。父亲仰起面孔,直视着呼啸而来的飞机。接着就猛烈地震颤了一下,扬了一下右手,陡地扔了皮包,手腕上喷涌出浪花一样的鲜血。父亲用左手紧掐着右手腕,问我:“你还好吗?不要怕,我们走吧!”飞机又从南边折回来。父亲露出了恼怒而绝望的表情,那是天要塌下来只好用脑瓜儿顶着它的表情,父亲说:“儿子,咱们没处躲、没处藏啊,那就直着身子走吧!”父亲走得从容不迫,甚至走得容光焕发。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时,我正在捡起父亲丢在身后的皮包。父亲照旧用左手掐着右手腕,笔直地向前走着,鲜血洒在路上。巨大的阴影挟带着骇人的霹雳从头顶掠过,父亲像跳舞一样跃起来,鲜血又像花瓣儿一样溅起来,软软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儿,重重地落在地上。我丢了皮包跑过去,紧紧抱住了父亲。父亲的脖子和胸脯上都在汩汩地流血,把他白色的短褂染成了鲜红的颜色。父亲看了看我,嗓子里“咕噜”了一下,叫了一声:“儿子!……”留下一个自嘲的苦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开阔地的南端,押送父亲的小战士正与飞机较量。他手持冲锋枪,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空碉堡打转。飞机从南边飞过来,他转到碉堡北边向飞机射击。飞机从北边折回来,他又转到了碉堡南边。他用轻蔑的、甚而是挑衅的眼神盯着飞机,在迸飞着火光和硝烟的碉堡下边腾挪跳跃,瞅准飞机俯冲下来的节骨眼儿上与之猛烈对射,像是在捉弄一只急头怪脑的黑老鸹。当飞机气哼哼地向远方飞去的时候,他爬上碉堡,向飞机远去的方向撒了一泡热尿,又盘腿坐在碉堡顶上,如同坐在自己家里的麦秸垛上,继续吃起了包子。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情景永远留在我记忆的皱褶里,对应着父亲的脆弱与无助。父亲仅仅被一场将他排除在外的战争蹭了一下,就像一只被割破喉管的绵羊,倒在汩汩冒泡的血泊里,生命在瞬间消失。父亲的皮包也被我丢失在两堵墙壁之间的夹道里,我不能原谅自己。

父亲终年四十三岁,治学仅得二十年光阴,还有八年以上的光阴被笼罩在战火硝烟里。包括他离世后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鼓子曲言》在内,一生著述仅得二百余万字。

母亲把父亲安葬在开封东郊的“乱坟岗”上,那是一块属于孤魂野鬼的青草地。戴上八角帽、穿上了军装的堂舅也出现在父亲的墓地。当母亲领着她的五个子女挥泪焚烧了写给父亲的一篇祭文,堂舅劝慰母亲:“他们的父亲在黎明前离去,你要站起来迎接黎明。”三十四年以后,母亲经历了黎明以后不曾预料到的诸多困苦,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当时我正挎着一个被秋雨打湿的小包,浪迹嵩山脚下,没有及时得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姐姐和弟弟起了父亲的遗骨火化,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开封西郊公墓。

父亲埋葬在“乱坟岗”上的时候,有人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来给父亲扫墓。那是清明节的黄昏,扫墓人都已离开了墓地。她独自伫立墓旁,只有无声的细雨伴着她无言的悲泣。她在墓前焚烧了厚厚一叠字纸,火蝴蝶翩跹飞舞,翅膀上挂着破碎的音符,在细雨中纷纷坠落。她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嫉,只有含泪的悲悯。

2002年春节一稿,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