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小说_老舍_茶馆小说全文在线阅读

神拳

老舍

一九六○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我以《义和团》即《神拳》为题，写了一出四幕的话剧。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叙述义和团的小说，并且不断向老人们打听当年的见闻，我简略地记了下来。在变乱中，这些笔记可都丢失了。即使没有丢失也不够支持写一本长篇小说的，因为东鳞西爪，既乏系统，又不无偏见。后来，目睹当时光景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也就停止打听。写那本小说的愿望遂未实现。一九六○年，因为是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的史料与传说，和一些用新的眼光评论义和团起义的文章。这又鼓动了我，想写点什么。我就写了这本话剧。剧本好坏，我不敢说；我只想在这里谈谈为什么这样关心义和团。义和团起义的那一年，我还不满两岁，当然无从记得当时的风狂火烈，杀声震天的声势与光景。可是，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当年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那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那时候，母亲与姐姐既不敢出门，哥哥刚九岁，我又大部分时间睡在炕上，我们实在无从得到父亲的消息——多少团民、士兵，与无辜的人民就那么失了踪！多亏舅父家的二哥前来报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内当差。败下阵来，他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那正是热天。店中职工都早已逃走，只有我的父亲躺在那里，全身烧肿，已不能说话。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一语未发。父亲到什么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没人晓得。父亲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而父亲身上又带有火药，于是……在那大混乱中，二哥自顾不暇，没法儿把半死的姑父背负回来。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连皇上和太后不是都跑了吗？进了门，二哥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许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我们恨八国联军！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这点痛苦并不是什么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儿童被卖出去或因饥寒而夭折了啊！是呀，现在每逢我路遇幼儿园的孩子们，一个拉着一个，说着笑着唱着，象清早睡醒的小鸟那么活泼，我总要站住，细细地端详他们，数一数他们梳着几种小辫儿，穿着几种花样的鞋袜。我是那么欢喜，总想把他们都领到我的家去，陪他们痛快地玩耍半天！是的，由孩子们健康的小苹果脸上，我看到民族独立自由的真凭实据！联军攻入北京。他们究竟杀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财宝，没法统计。这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债！以言杀戮，确是鸡犬不留。北京家家户户的鸡都被洋兵捉走。敢出声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黄狗就死于刺刀之下。偷鸡杀狗表现了占领者的勇敢与威风。以言劫夺，占领者的确文明。他们不象绿林好汉那么粗野，劫获财宝，呼啸而去。不！他们都有高度的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象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聪明找到这条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来几批。我们的门户须终日敞开，妇女们把剪子蒙在怀里，默默地坐在墙根，等待着文明强盗——刽子手兼明火、小偷。他们来到，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遗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来加意精选。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上述的那些不过是那一次大屠杀，大劫洗，大耻辱中的一些小节目而已。假若当时我已经能够记事儿，我必会把联军的罪行写得更具体、更伟大、更文明。当然，我也必会更理解与喜爱义和团——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他们的爱国、反帝的热情与胆量是极其可敬的！可是，我所看到的有关义和团的记载（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手笔），十之八九是责难团民的。对于联军的烧杀抢掠，记载的反倒较少。是去年发表的民间的义和团传说，不是那些文人的记述，鼓舞了我，决定去写那个剧本。由那些传说中，我取得团民的真正形象。不管剧本写的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哪！想一想老母告诉我的那些惨事，再看一看眼前的光彩的三面大红旗，谁能说我们不是走出了地狱，看见了天堂了呢！可是，今天的美国强盗依然是强盗，而且抢掠劫杀的技术有所翻新！不仅自号文明，还会口中念念有词，说和平，讲自由；和平地、自由地杀人劫宝，图财害命！这种新手法十分毒辣，比旧手法要厉害得多！谁不警惕，必上大当，吃大亏，悔之晚矣！一九六一年

荷珠配

老舍

有不少话剧已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戏曲节目改编为话剧的还不多见。为了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理当这么试验试验。不试验便不易找出困难何在。最近，我试验着把川剧的《荷珠配》改编为话剧。能否上演，演出能否成功，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得到了一点经验之谈，写在这里。一、当我一想作这个试验的时候，就想到：在穿插上，话剧能够更集中，更简炼。我须以此胜过戏曲。这个作到了：川剧的《荷珠配》有十场戏，我给缩减到六场。可是，这里并非没有问题。戏曲中的过场戏颇有作用，它既能极简单地说明情节的变化，而且有时候又能有声有色。比如说：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难，而强盗或敌兵已到，一家人就面朝内立着，强盗或敌兵疾风急浪地上来，又锣鼓喧天地匆匆下去。这一过场交代了情节，且有声有色。话剧无此便利。话剧可以用效果代替过场，但不如过场那样鲜明生动。戏曲能在过场中施展技巧，如疾走的舞步或荡马，甚至摔抢背或吊毛儿，本来没戏，而以技巧博得采声。话剧又无此便利。当然，戏曲中的过场并不都如此，有时候虽看到说明情节的责任，而纤冗无力，只听锣鼓响，不见戏出来。话剧为了集中，能够删减冗弱无力的过场戏，这是一个好处。但不易运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这是一失。一得一失，只能算收支相抵。在改编《荷珠配》时，我只顾到了集中，而没敢冒险利用过场戏。是否应当利用它，和如何利用它，我把这当个问题，放在这里。二、在改编时，我改动了一些情节。我是这么想：川剧的《荷珠配》既然大胆地给老本子加以改动，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改呢？可是，这是改编呢，还是借题再创造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在原剧中，金家与黄家俱因荒乱而逃亡，我不愿以这样的外来的因素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改为：黄员外来求亲，本来是为夺取金家的产业，而在婚后把金三官与贞凤都赶了出来，霸占了财产。这样，既能显出剧情的有机发展，也增加了大鱼吃小鱼的一层阐明。这个变动不小。更大的变动是荷珠配了赵旺——原剧是她嫁给了状元。这是很大的变动！应该不应该这样变动呢？当然，剧本前后的安排都顺理成章，剧情发展水到渠成，非此不可，改动，即使是很大的改动，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不留神，便会以今说古，把古人所没有的、不能有的思想感情，硬塞进去，就不大对头了。再说，一出戏的情节，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若是情节大加改动，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黄员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较小的鱼，自古有之，可以讲得通。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吗？我还说不清楚。也当个问题，放在这里吧！三、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去看戏曲，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看到演员们的真功夫——最好有些绝技。去看话剧呢，我知道演员既不唱，也不甩发，耍雄鸡翎；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这并不是说，我轻视戏曲的思想性或话剧的表演技巧，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别而已。可是，在改编戏曲为话剧的过程中，这点差别给我带来不少困难。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编为话剧。按照上述的习惯，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编的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不要求演员们走四方步、耍纱帽翅儿。可是，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很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有许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那么，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变成话剧，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凭我的一点点本事，实在难以胜任。若不这样办吧，则既无歌舞，又思想平平无奇，可有可无，改它作甚？若努力这样去作吧，又恐怕改来改去，面貌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那怎能叫作改编呢？是呀，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不知如何是好。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帮腔声和歌唱声。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哎呀状元哪！何事惊慌？且住！……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于是，台词儿遵古有余，而清新不足。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很不一致。为矫此弊，想用力舍旧取新吧，又怕台词太新，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是该全旧，还是应当全新？若是新旧两掺为妙，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我不知道。若是随便一写，非驴非马，总非上策！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以丑角来说吧，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戏曲中的丑角，就凭他（或她）的服装、扮相儿，一露面便招笑。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抹豆腐块的人出来，而没有锣鼓，也不歌唱。若从新创造吧，又没把握！抓不到一定的形象，而欲性格鲜明，颇有些困难。最难办的是：在戏曲里，到了时机，演员叫起板来，只要唱得好，戏就往上升，台上一曲高歌，台下点头默赞。话剧可不好办，以大段朗诵诗代替歌唱，偶一为之，未为不可；屡屡如此，恐怕就会失败。改用大段对白，也有危险。如此说来，就非添新东西不可。可是，添什么呢？以川剧《荷珠配》而言，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我就从这里下手，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甚至给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这么作对不对，暂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川剧《荷珠配》是新近修改过的，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假若是一出已经成熟的戏曲，可怎么办呢？比如说，改编京戏的《打渔杀家》为话剧吧。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场子紧凑，唱腔脍炙人口，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这怎么改呢？说到这里，恐怕这种改编工作还应是再创造，而不是顺着竿儿爬；那爬不出名堂来。想想看，剥去萧恩、桂英与教师爷等的服装、扮相儿，而且既不唱，也不舞，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怎能成为戏呢？戏曲与话剧这两种形式之间有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看，由戏曲改编的话剧，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而主要地是要再创造。要不然，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不动手，不知困难所在，也就无从克服困难。在事前，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语言的，人物形象的穿插的……等等。一动手，我招架不住了。这点经验之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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