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在筒子河边坐到了长椅上。

秋阳斜铺到你身上，仿佛有巨掌在抚慰你起皱的灵魂。

2

你从阿姐那里出来不久。

是阿姐把你叫去的。她很少主动给你打电话。尽管她家安了电话分机已经半年多了，这几乎是她头一回主动给你拨电话。

去了才知道主要为的飒飒的事。

阿姐脾气早已变成这样：她向你倾诉什么，明明是为了消除内心的焦虑，你听后刚开口劝慰，她便马上几乎是凶声恶气地声明：“你莫以为我有多么着急！我现在根本不像外人想像的那样，其实我现在一个人待在家里心里头很平静，我才不希罕什么同情，我也还不到自己活得困难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阿姐一口咬定飒飒是在单位里充当了“第三者”，而且竟至于跟那有妇之夫“乱搞”闯下了大祸，“从各方面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她不会跑到常嫦那儿去挤着住……”

又不容你那“未必”的议论说完便粗声截断说：“莫以为我就那么在乎，各家比一比，我未必是最丢人现眼的，而且飒飒她自己不要脸，管我屁事！……”

虽然如此，阿姐总算在至亲面前发泄出了胸臆中的闷气。到她铺排出一桌子菜招待你的时候，终于接近心平气和。

你这才问起嘹嘹：“又上团啦？”

“上团”就是又有旅行团来了，他当导游领着到各处游览。嘹嘹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去上了个警察学校，只培训了一年，就分到城北一个基层派出所当民警，他不甘心因而不安心，试了很多种路子跳槽都没有成功。最后忽然醒悟，自己不是随父母去过广东吗？广东话一拾起来，不就是个专长？结果就终于凭借着这个专长当了旅行社的粤语导游。

一提起嘹嘹，阿姐眉梢眼角便如沐春风，顿时生动活泼起来：“可不又上团了，现在粤语团真不少，而且并不是些没多大油水的国内团，现在美国团虽说不多，香港、新加坡的团不少……嘿，说来你怕不信，半年前有个新加坡大学生，女学士，考上了硕士生，高高兴兴地来北京旅游度暑假，嘹嘹开头其实并没怎么注意她，不过是她登长城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了脚，痛得呜哇叫，嘹嘹就把她从那高处背了下来，后来又陪她去医院，就这么点接触，那女孩子在中国倒没表现出什么来，谁知一回新加坡，就一个星期来一封信，还给嘹嘹寄衣服，新的好贵的名牌T恤，我开头也以为不过是感谢救伤之恩。谁知，嘿，到第十封信那就有求爱的话了，我没有强求嘹嘹给我看，他也没全告诉我，可是我看他读信的那神气，就能猜出个大概……”

你听了当然也很高兴，可是没等你说出半句助兴的话，阿姐却突然又一绷脸，粗声重气地说：“我知道那不可能，谁抱幻想了？我们嘹嘹只有个高中学历，大学都没上过，人家真能要他？不过是那女孩子浪漫罢了！……”

你为阿姐这在一连串坎坷后形成的特异心理特征而难过，即使爱怜阿姐如你，如今也很难同阿姐作平舒顺畅的心灵交流……当年那个站在钱粮胡同35号海关宿舍的家里，在里屋的五斗橱前面，同达野哥含情脉脉对望的那个编扎着两条粗黑大辫的阿姐，消失湮灭到哪里去了？

3

……临走的时候，你说你过两天就去常嫦那里看看，如果飒飒在你就跟她谈谈，劝她还是回家住，这显然正是阿姐难得地打电话把你约去的原始目的，你说出了这个打算，她心里很满意，那是一定的，可是她偏要一歪嘴说：“她也未必就听你的，你写的那些书她从来不认真看，匆匆翻几下就扔到一边，前些天她还在家里跟我说过：小舅写的那些，能算是文学吗？……”

阿姐哪里想得到，她无意中引用的一句飒飒的话，如匕首刺入般地使你的心疼痛流血……

飒飒当然是中了一种当代青年人难免染上的狂妄病毒，然而即使是狂人的话里，也往往包含着令人痛苦却无可辩驳的真理因子……

是的是的，写了许多，印出了一大堆，可究竟什么是文学？

4

你不是没有窥透人性的能力。

然而，往往不能把那穿透性的感悟译成文字铺排到纸上。

你难为情。

到最关键的地方，你难为情了。

为所爱，你不忍揭橥那卑琐卑微的灵魂图像。

为所憎，你不愿闪现那良知残片的余火微光。

总在是非、善恶、尊卑、高下、阴阳、爱憎……诸如此类的两极牵动的感应场里转悠，总不能断然超越。

太理性？缺乏对习用语言符码无情颠覆的勇气？

然而最关键的，于你来说，恐怕首先是颠覆那横梗在心中的不忍。

文学应当残忍。面对人性的冷静到极点的残酷解析。

文学的残忍，也许便是对个体生命深层价值和全人类生存意义的大怜悯大拥抱。

……微风吹过来，长长的柳条拂到你的肩上。你坐在紫禁城高高红墙外的筒子河边。一群乌鸦从你头上飞过。

夕阳的巨手摩挲着你。

“还写啦？”

你胸臆中有一种膨胀欲裂的感觉。

5

还在师范学院上学的时候。

星期天，天还黑着，你便从二十几个人合住的宿舍自己睡的那张上铺蹑手蹑脚地穿衣爬下……你走出宿舍，走到校门口，校门还没有开，你四面望望，便翻门而出……

你穿过没有燃亮路灯的街道，拱着肩，揣着手，一步步朝北海公园走去。学院离北海公园很远。那年头那种冷雾飘荡的早晨街道上几无行人，连车辆也稀少，无论汽车还是自行车，偶尔会遇到马、骡、驴拉着的从农村来的大车，赶车的农民把自己裹在脏兮兮的破口处绽出脏棉絮的棉大衣里，坐在牲口屁股后打瞌睡，蹄声清脆，有一种怪异感……

直到快接近北海公园时，街上才有了比较多的人影，但人们无论行走还是骑自行车，都默不出声，有一种无声电影的感觉，而且是有许多划痕和颗粒粗糙的那种无声片。

北海公园并没有开门。团城外，园门前，有几十个人默默地守候在那里。不成队形，相当分散。人们互相之间不搭话，也不对眼，却似乎有一种默契，体现出一种相互理解和容忍。

你便也置身其中。表面上闲闲的，其实却频频看腕上的手表，耸起耳朵，注意园门开启时的响声。

园门终于打开，打开前都已买好了门票，园门甫开人们便急速地走了进去，都大步流星的样子，到湖桥前，有几个最前面的跑动起来。于是你和许多落在后面的人便不由得也跑动起来，终于形成狂奔的局面……

朝琼岛前面的长廊跑去，廊子里响起怪异的跑步声，杂沓而紧张……

跑向仿膳饭庄。那里有人发售一种预约餐券。在那里才形成一支争先恐后的队伍，不大发生争执，但空旷的公园，整体空荡荡的长廊中，偏在那仿膳饭庄门前形成一个后人紧贴着前人脊背的短龙，实在滑稽而怪诞。

预约餐券五元钱一张，每人至多只许买两张。在那年代那是相当昂贵的价格。但总有排在后面的人未能买到。

你总能抢到较前面，总能买到。买到以后便很高兴，很得意。

买到以后你就珍藏在钱夹子里。到下一个星期六你就给二哥往单位打电话。当时也是单身的二哥听到你约往北海公园一游自然总是欣然前往。转悠到十一点半左右，你就说无妨去“仿膳”吃中午饭。头一回二哥很惊异：“让吃吗？”“仿膳”并不能随便进去吃，何况那时候谁都可以进去吃的外卖餐馆总是难以找到座位，钻进去能发现没有人着凳子下面的横杈立等的“空子”便算幸运……你便告诉二哥你有餐券，“哪儿来的？……”你便说有人送给你的……你同二哥便进去，那里面便仿佛是天堂，不用等座，也没人看着你吃等着你走好占有那座位，一张餐券给一盘有肉的炒菜一碗有肉味的汤一大碗白生生的米饭……你和二哥便愉快地享用，二哥就半当中总劝你：“慢点，慢点，为什么那么快？”你却无论多么想矜持一点，到头来还是不免狼吞虎咽……把菜盘里的每一丝肥肉，包括还有些未煺尽毛的肉皮，都搛起来送进嘴里，汤喝到最后，汤勺舀不起残汤了，便爽性端起汤碗将残汤残渣全倾入口中……

后几次二哥就问：“怎么总有人送你餐券？”你就说是给报社投稿，报社编辑送的。二哥就再没深问。

甚至直到这么多年以后，你也没有向二哥供出实情。那两年，自打从同学那里听到“仿膳”有预售餐券的做法以后，你就经常那样，在公共汽车头班车还没出动前，便徒步走向北海公园，最后到达公园门口，待园门一开，便朝里面狂奔……

6

爸爸最后被硬性“退休”到了原籍。

你去故乡看望发落到那儿的父母。怀着身孕的妻同你一起去的。

你看到爸爸在那竹篾心子外糊泥巴作墙、顶上露出乌黑的椽子只敷些薄薄的青瓦作顶的住房里，在床边挂出了一个不小的镜框，里头压的并不是照片，而是些红的、粉的、绿的发旧的缎制胸条，胸条上都竖写着“观礼证”字样，下头有一行注明位置的小字，如“西一台上”或者“东三台下”等等。还有一行数码编号，仔细看，可以看出来上头还盖有一个红的印鉴，以证明绝非伪造。那是爸爸在1951年至195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的明证。他一直珍藏着。但在北京的家中和在张家口军事学院里任教时，他都不曾如此这般地压在镜框里悬挂出来。

在贬斥到原籍以后，他却展示在自己的床前。

肯定同所有来他住处的乡亲都指示解说过。

你一个人在那间屋里，细细地观看时，心里发酸。1957年以后便不再有那样的签条。而且，从1951年到1956年，那签条注明的位置在逐次向下向偏侧挪移。

妻曾悄悄问你：“爸爸为什么要把那些……挂在那里？”

你白了她一眼。她便不再索答。

……一天妻正坐在竹躺椅上休息，爸爸忽然走过去，后面跟着妈妈，爸爸一走近，妻便赶快坐起，又要站起，爸爸用手势阻止了她——因为媳妇有了身孕；爸爸手中现出一个金钏，慈蔼地对妻说：“妈妈南来北去随身藏了多年，现在给你，做个纪念……”妻的脸忽然涨得通红通红，用双手接过了那小小的金钏，却不知所措地呆坐在那里，你在一旁帮她将那金钏戴在了腕上……

……后来爸爸脑溢血去世，后来妈妈一度来京住在你处，有一天吃饭时妈妈忽然想起来似的问：“那年爸爸给你们的金钏呢？”妈妈望着你，你便同妻对眼，妻便满脸涨得通红通红，你便赶忙说：“在大立柜的小抽屉里呢，现在哪儿戴得出去……”

其实你和妻早将那金钏拿到银行去换了钱，那是“文革”后期，你和妻进入前门外大栅栏那所银行之前，在那附近街上徘徊了许久，仿佛自己是贼，至少是不光彩的人物，要做的是一桩见不得阳光的事……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走拢柜台，为苛酷的眼光和冰冷的询问所折磨，最后只换了不足100块钱，你斜眼看了一下妻，妻在你身旁脸涨得通红通红……

7

……是“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足可庆幸和告慰的是你和二哥都还属于“革命群众”，你在星期天去二哥单位找二哥，二哥住在那栋楼的顶层，下面几层是办公室，顶层是单身宿舍。单身宿舍里并非单身。有一人同二哥合住。所以找到二哥以后，略坐一坐，你们哥儿俩便外出。你们总是到公园里去消磨。那时候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最西侧还有一处可以坐下来喝茶的地方。那算得是个小小的避风港，你们常在那里拣一个角落坐下，不敢也不愿谈政治，便“摆电影”，摆些以往看过的旧电影，苏联电影或者中国电影，间或也议及东欧电影及日本电影。苏联那部《牛虻》偏用粗胖不堪的演过《彼得大帝》的老演员彼得罗夫演红衣主教蒙泰奇里，亏导演想得出！看看书里插图是怎么画的，蒙泰奇里书里明文描写是身材颀长、温文尔雅的……但电影当中的蒙泰奇里又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到底“姜是老的辣”，导演起用彼得罗夫自有他的道理！……日本电影《狼》，那乙羽信子真豁得出去，贱！演一个穷疯了参与抢劫邮车的女盗贼，被警察铐上手铐拖起走……听说她本是“肉弹”明星，卖色相的，怎么愿意接受共产党导演今井正的邀请演这种左翼电影？……摆到兴浓处，你便忍不住声音高扬，又呵呵地笑，二哥便给你使眼色，你便吐舌头——摆这些个“修正主义”电影在当时也是一种罪行……

……那回你找到二哥，跟他一同下楼时，在一楼楼梯口正遇上一个被罚打扫楼道卫生的“牛鬼蛇神”，那是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色灰暗、肌肉皮肤松弛打皱的老头。他看到你们的脚便马上让开，顺下眼呆立着，待你们离开后才继续他的清扫工作……你却一眼看出他是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他原是二哥他们那个单位的副院长、总工程师，是一大技术权威。自从“文革”初期被揪出来，一直被关在地下室，头两年是每天无数次被提出来示众批斗和游斗，后来便每天派罚他白天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你默默地同二哥走出他们那个单位的大门。你们都没说话。

本来就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帽子，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又增添了另外两顶：“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所以属于要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也不稀奇。到处都有这种勉强苟活着的“狗屎堆”。

但心里还是冒出几多的惊诧，几多的感慨。

毕竟那是曾唤做崔伯伯的人。

……崔伯伯曾经仪态万方。他常到你家作客。自己来，不带他那个二太太。他总是短打扮，上身一件真牛皮的黑夹克，下面西服裤，高档皮鞋。你总觉得他像个外国人。他并无外国血统，只是早年在德国留学，啃了很多年洋面包，在那里攻下了博士学位而已。他身躯伟岸，面庞阔亮，眼窝有点内陷，嘴很大，牙齿很白很齐，头发经常理成年轻人一般的平头，笑起来声音浑厚响亮。在爸爸的朋友里他身份最高，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说是上面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提名给他这个荣衔的，他们当年在德国相处得很好。爸爸总揶揄地说，他来作客倒主要不是为了同男主人聊天，或与另外的客人比如说又高又瘦的莫伯伯一起与男主人打戳牌(一种叶子牌)，而是为了享用女主人也就是你妈妈烹制铺排出的一桌地道的川菜……那固然是因为你妈妈手艺的确不同凡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除了出席宴会，日常崔伯伯都难得吃上可口的饭菜——他的二太太把钱管得很紧，安排家中的伙食相当节俭，加以毫无烹调技术可言，即使偶尔买来一次猪肘子大鲤鱼打牙祭，也烧制得淡而无味……你妈妈的烹调技术虽高，但制作过程非常之迟缓，这样就总要让客人饿得有点承受不住了，才能开席，因为大家是至好，相熟多年。崔伯伯有时在等待中就不免哇哇大叫起来：“蒋嫂哟，我肚皮都快瘪透啦！”你爸爸便一旁抿着嘴笑：“早哩！那珍珠丸子，她每一个还都要用藕丝儿镶出图案来……西谚说，最好的厨师是饥饿，信然也！”

……崔伯伯那二太太，大约比他要小20岁，跟你二哥年龄差不多，那是个“羊脂球”型的美人儿，虽说她不能给崔伯伯带来餐桌上的快乐，但那卧室中的补偿一定非常之充分。你和二哥去崔伯伯家作客时，崔伯伯坐在沙发上同你们交谈，有时那崔伯母便坦然地坐到沙发扶手上，身子依偎着崔伯伯。一条丰满红润的胳膊便挽到崔伯伯肩膀上，或竟用肥胖白嫩的手指头去梳理崔伯伯头上的短发……

……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那崔伯伯的生存状态可算是知识分子当中最佳的一等，他不仅政治上给地位，技术上也确实由他说了算，还几次被派到亚非的友好国家去主持援建项目的技术设计。你在他家看见过他在缅甸拍的照片，站在一个大卧佛面前，身旁是缅方的官员和翻译，你还亲耳听见他大声地议论过：“我最好的设计没落在中国，我们在那边盖的工厂无论是厂房还是里头的设备，都比我们自己这边的一流！……”

“文革”风暴刚起，崔伯伯就被打倒了。他挂名副院长，自然是“走资派”，他是有职有权的总工程师，当然是“反动学术权威”。可他怎么还是“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呢？

二哥便告诉你，“清理阶级队伍”当中又发现，他当年在四川为资本家的企业当总工程师时，资本家为了笼络他不让他跳槽，就赠了他若干股份，他既是股东，当然也就算资本家了。对此他自己供认不讳。“大叛徒”一事则复杂多了。是“造反派”翻20年代初期的旧报纸查出来的。当年有那么一天北京城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登出了一条显要的消息，报道警方逮捕了北京大学的几名赤色分子，列在标题中的三个名字里第二位便是崔伯伯。有两份报纸还言之凿凿地说崔某人系共产党要员。隔了若干天报纸上又有崔某人被家人付重金保释出狱的消息，并说崔某人表示从今以后拟安心读书、不涉政治云云。那消息不再登在头版而只出现在次要版面的角落里。“造反派”和“清查组”当然据此提审了崔伯伯，在这个问题上据说崔伯伯就表现得极不老实，极为狡猾，并且气焰极为嚣张，言论十分反动，他因此不得不承受“造反派的脾气”而被武斗。据说因抗拒武斗他掉落了两颗牙齿，那当然是罪有应得。

二哥将大字报上所公布的崔伯伯的新的反动言论扼要地复述给你，你从那些信息中洞察到，崔伯伯的彻底沦落概缘于他的“意识原罪”。

是的，崔伯伯在被审问时说的那些话，是一种“原罪”，一种无法从他意识结构中剥离开的“原罪”……

他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自愿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准政治团体很多，陈独秀、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只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他的参加只不过是凭借着一种热情和兴趣，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非常幼稚，他有时去聚聚有时又并不去，他没履行过什么手续，所以自己觉得并非正式成员，因而后来的不再参加也无所谓退出，当然也就无所谓叛变……那时候人们也都并不以他的进退为怪，他被保释后依然经常见到李大钊，见面时依然言谈极欢，那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一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明确表态归属的政治前提，你可以搞政治甚至自制炸弹去炸政敌，也可以完全不问政治地读书、教书、写书或者卖大饼和拉黄包车……

他说，他那时候当然见着过毛泽东，因为他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毛泽东跟他打听周作人先生的住处，他当然告诉了他……“造反派”便喝断他的“交代”，说他胡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打听的是周树人即鲁迅的住处而不是汉奸周作人的住处。他便说那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当时周氏兄弟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打听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那时候还不是汉奸，而且当时在周氏三兄弟中名气最大，……他说毛主席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因而他实在提供不出“造反派”们所希求的足证其伟大的事例，他总不能伪造历史……

这便是他的“原罪”，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自识字以始的，谁一定要他伪造历史？但他应当进入到一个社会阶段所设定的“历史前提”之中，他灵魂中总梗着“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一类“事实”，他怎能不被打倒，不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据说那一轮审问之后，崔伯伯因为抗拒而掉落了两颗牙齿，他就变得稍微聪明了一点。当然只是“稍微”了“一点”而已——他不再回答任何讯问，面对着“造反派”的连珠炮般逼问或拍桌怒喝，他只是低头沉默。

他晚上被关进地下室，白天被放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他的原配还在上海，还活着吗？

他并没同那原配离婚。以往每月他把三分之一工资给她寄去作生活费，现在他没有了一分钱工资只有一天三顿窝头菜汤，那大太太谁供养？

他的二太太呢？据说连同他那几个跟二太太生的子女都被轰到了一处小平房中，总不至于死掉吧，但他们又是怎么个存活状态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吗？倘若去了，她还会用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笑着说：“好一个盈工，吃得嘎胖！”还会一脸的红晕么？

……后来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诉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杀，是突然发病，昏迷，不得不送到医院，医院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怎么给治，没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临头，终于认识到当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常去借书的那个地方，分明照耀着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么？他的意识深处，还坚持那个有罪的记忆，便是那个高个子湖南人跟他打听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么？

想起来，有一种恐怖感。

8

大哥跪在地上，给爸爸洗脚。

爸爸被强行复员到了原籍。大哥也被强行遣送到了原籍。

大哥在“文革”初期被派到一个县里“支左”，结果他公开支持了一个后来被指斥为“专搞打、砸、抢、抄、抓”的“极‘左’组织”，因而被部队调回隔离审查，后来被定性为“混进部队的社会渣滓”，开除军籍，强行遣送回原籍，在生产队当农民。大嫂跟他“有祸同当”，到镇上卫生院当护士。

同在难中，本是至亲骨肉，既然相聚在原籍，自然容易尽弃前嫌，且相濡以沫，共挨时日。

大哥突然迸发出强烈得有些吓人的孝心，尤其是对爸爸。

爸爸犯了脚气，大哥就不仅去找偏方，不仅亲自用热水泡制那据说有特殊疗效的洗脚水，不仅一再把手伸进水盆里试水温，不仅亲自将那疗效洗脚水端放在爸爸身前，不仅跪到洗脚盆边帮爸爸将双脚泡进那热水中，不仅用自己双手轻轻地、细细地为爸爸洗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还一个个脚趾缝都搓揉过去，末了还用脚布认认真真地为爸爸将洗泡过的双脚揩干。

那时候大哥已经快50岁，因为遭受打击，显得十分苍老，头发不仅花白而且稀疏，又嗜烟如命，吸得嘴唇乌黑，浑身烟气沐后不退，然而他孝顺起老子来，却如此这般地夸张。

大哥一生说话做事夸张，富于戏剧性。他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角色。

据说那一时期爸爸对大哥相当地慈蔼。妈妈因此很高兴。她说乡居生活虽说苦一点，但骨肉相亲的快乐却实在难得。

然而那一时期却相当地短促。

有天大哥又端着配置好的疗效洗脚水走到爸爸面前，刚把那洗脚盆搁下，爸爸就一脚将水盆踢翻，并且大喝一声：“滚！”伸直胳膊颤颤巍巍指向门外。

正在灶房剥蚕豆肉的妈妈和大嫂忙跑过去………

怎么劝也没有用。大哥要解释，爸爸不要听。

爸爸再不可能原谅大哥。铸成永恒的仇子情结。

原来，那天大哥大嫂来看望爸爸妈妈之前，从北京来了两个搞外调的人，那两个外调者是为爸爸在重庆海关的老同事方伯伯一案而来。方伯伯方伯母都是打入国民党海关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不仅调京担任要职而且正是由他们的推荐，指出爸爸思想倾向进步，为人正直，海关业务熟稔，更有许多暗中帮助地下党特别是掩护地下党员的善迹，所以后来才得以也调入北京，委以相当的重任……“文化大革命”当中，方伯伯方伯母因党内斗争受到牵连，都打成“走资派”，方伯伯更被指认为“黑帮分子”，这倒都不足以为奇。问题是，现在到了“运动后期”，方伯伯的问题已大体查清，虽有“走资”问题，但不属“顽固”，“黑帮”够不上只算是“执行过黑线”，基本上可以考虑予以“解放”，降职使用。但从部队转来的一份揭发材料里，却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在1948年左右，方伯伯曾托揭发人到香港做过一次款额不菲的投机买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否至少有敌特的嫌疑？因为当时的地下党，并没有让他做过这么一回事，据他自己解释，那是纯粹的一种个人经济投机行为，当时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做那类的事形同家常便饭，但“专案组”的人特别是年轻的“造反派”怎么也不相信，因而派人外调，为什么要查到爸爸这里？因为那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便是大哥，大哥在材料里首先提到了爸爸，由爸爸才提及方伯伯……

外调的人走了以后爸爸七窍生烟，但他毕竟已然年迈，只瘫坐在藤椅上任那烟焰往心里冒而无从向外蹿……那两位外调者打算第二天再到镇子上找大哥，所以大哥懵懵然，还端着洗脚水去孝顺爸爸，活该他被当场喝骂……

你不想把方伯伯的那段历史那个行为搞清楚，你估计大哥的揭发并非造谣而基本上全是事实——当年他同爸爸吵翻离家出走，方伯伯不仅周济了他而且也确曾托他搞过那样一次投机买卖；但你一直在苦苦探索大哥写出那样的揭发材料的原始动机，他究竟图的什么？！

爸爸恨大哥，但爸爸至死不清楚大哥为什么总做这一类的事。

你却终于憬悟。你想起曾听大哥说起过，他很羡慕当年一个叫邹志彪的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那人在部队路过自己家乡的时候，亲自冲到自己家里把自己的地主父亲捆绑起来并且拖着他一直拖到人群面前，当着众人把那下体已经拖烂的父亲枪毙掉了。

大哥就总想显示那样的功勋。

同他忽然想显示出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子女都更孝顺爸爸一样。他年近半百了还跪在爸爸面前为爸爸洗脚。

那是一种总渴望在极端性行为中得到价值确定的快感的天性。

……“文化大革命”都接近尾声了，忽然有一天你任教的那所中学的同事对刚从教室里走出来的你说：“蒋老师，有个乡下人找你，在教研室坐着哩。”

你急忙走往教研室。你那个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着个满脸烟气鱼尾细碎嘴唇乌黑衣衫破敝的瘦子，脚底下撂着个用粗针脚缝补过的脏兮兮的旅行包，你一进去他便转过身子，用一双细长的眼睛斜睨着你，脸上现出一个“怎么着，弟娃，你能不帮我吗”的夸张表情。

那是千里迢迢“盲流”入京的大哥。你忙把他带往校外家中，给他找东西吃。

他是有为而来的。

他要去找《红旗》杂志社。他说他一个月以前寄了一篇文章给《红旗》，他自认有相当的“爆炸性”，搞好了将犹如“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或至少犹如当时不断爆出来的那些个“新生事物”，比如敢交白卷的英雄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呀，“小靳庄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的民歌”呀，等等。同时，他又带来了更多的文稿，都在那个旅行包里，他几乎什么别的东西都没带，一路上充满自信和希望地提着他那些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写成的文稿。

你听着，不想讨论，不想劝阻，甚至宁愿他能成功——但你深知那几率在他而言几等于零。

后来大哥去了《红旗》杂志社，一个编辑到传达室接见了他，说了些鼓励的话，稿子嘛原有的和带去的编辑部都留作参考。

……你把大哥送上回程的火车。他在车窗里充满憧憬地对你说：“就算这回的这些都不行，下一回我写好点他们肯定采用，你等着瞧吧！”

后来“四人帮”垮台，《红旗》彻底改组了。大哥那堆“留作参考”的文章下落如何呢？

大哥跑回广州活动。一批人同时活动。都得到平反改正，大哥亦然。当然也不能再回部队，改为在广州转业。刚时来运转大哥就爆发了肺癌。他经历了一个疼得钻心入髓的时期。但大哥是条硬汉，他强忍着巨疼拒不呻吟。

他渴望着在这个世界上创立奇勋。他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