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纽扣.1

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回到了哈尔滨。七年没回去了。七年没见老母亲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家中只母亲一人。母亲正做晚饭。狭小的厨房没窗子,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电压不稳。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木然地望着我。显然,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

我大声说:“妈,是我回来了!”心中竟很激动。

“是……绍生吗?”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晓声。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诘问过。

“妈,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亲转过身去,想找个放盆的地方。

我走进屋,刚搁下提包,母亲便跟入了,双手仍端着米盆。厨房极乱,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

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碗、小孩儿玩具。三对夫妻,三辈人,十一口,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

“你……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母亲歉疚地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

母亲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苍老了,脸色很不好,蜡黄里泛着青灰。眼病分明没治愈过,眼边红红的。衣服也挺肮脏,衣襟上一片锅底灰。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孩子,你瘦多了……别那么拼命写,妈不指望你出名,只愿你身体好,没病没灾的……”母亲说着,侧过身,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

“妈,我不过就是瘦一点,可没什么大病……”我用谎话欺骗母亲。

我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

“真的?……”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她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声说,“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

我说:“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

母亲说:“不,你明天就要去看她。她……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我不禁呆住了。

母亲又说:“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每次来信都提你……苦命女人,妈的命够苦了,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

“小姨……她得了什么重病……”小姨才四十多岁,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讷讷地问。

“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人啊,就怕是苦在心里啊!同学老师的,你都不要先去看,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母亲异常忧郁地说。

我轻轻“嗯”了一声。

可怜的小姨!可怜的女人啊!

一种凄凉一种悲怆,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

我装作疲乏的样子,倒在床上,眼眶竟有些湿润了。近几年来,还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难过。

我本来没有姨。小姨不是亲姨。

我七岁时,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挑挑抬抬,搬石运铁,卸煤扬沙。哪儿的活顶脏顶累,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男女平等。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着一张脸,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里外两间,外间夏天做厨房。冬天为了取暖,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外间便放大白菜、土豆、萝卜、水缸、粮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没余地了。

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

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边说:“你瞧,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绍生,快给我们倒洗脸水……”

那人的黑脸上惟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眼神儿有点怅惘,有点拘谨。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分明因为我家比他想像的还不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凉水,轻轻放在他脚旁。

他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转身走到外屋去了。

母亲便也摘下帽子,脱掉坎肩儿,跟到外屋去洗脸。

母亲又进屋来舀了两次水。

我们几个孩子,则在里屋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惊奇的目光。

终于,母亲和那人又走进屋来了。

我们的惊奇顿增十倍。“他”竟是女的,一个大姑娘!

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当时被铁丝工厂占了,新盖起一幢三层楼房。邻居们都迁走了。因为房东想多要钱,在斤斤计较地和厂方耍赖皮,高楼下仅剩我们家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四周被还没有清除的建筑垃圾包围着。邻居们迁走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外人迈进我们家的门槛儿了。没有人串门儿的家,对孩子们来说,是异常冷清寂寞的家。我们家在哈尔滨市又没有任何亲戚互相走动,生活的冷清寂寞就更令我们难耐。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早都在巴望着,随便有个什么人,能够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幢高楼后面,在一堆堆建筑垃圾的包围之中,有我们一家人生活着。只要这个人看得起我们,我们就会将我们全家真挚的、充满敬爱和感激的情意奉献给这个人。这大姑娘那一天变戏法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但令我们惊奇,而且令我们非常高兴。

她长得很俊美呢!起码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她将那件脏而笨重的棉坎肩儿脱在外屋了,也脱去了工作服,向我们展出一件半新的红底儿黑花的紧身小袄。她比母亲高半头,这在女人们来说,是很值得羡慕的所谓“适中”身材了。虽然穿着棉袄棉裤,还是看得出,她的身材苗苗条条,不胖也不瘦。也许是刚用凉水洗过脸的缘故吧,使她的脸色看去那么红润。眼边的煤灰却是未洗尽,一双温良的眼睛仿佛描了眼圈似的,显得又大又有神。

在我和弟弟妹妹眼里,她完完全全是个大人。而她这个大人,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岁。弟弟妹妹们一溜趴在炕上,傻呆呆地瞪眼瞧着她。

在我们不懂礼貌的盯视下,她有些发窘地侧着身,双手攥着搭在胸前的一条粗辫子,轻声问母亲:“大姐,有木梳吗?”

“有,有……”母亲应着,赶紧拉开破桌子的抽屉,寻找出我家中惟一一把断了好多齿的木梳。

她接过木梳,就拆散了辫子,梳起头发来。

“里边趴着去!就这么一张炕,都让你们趴满了!”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

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去了。

“坐炕沿上梳吧。”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

我低声问:“妈,我给你们热饭吃吧?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

母亲说:“我自己热吧。挑两棵白菜,洗一个萝卜,我做汤……”

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挨着她坐在炕沿上,推推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不说话?”

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也不抬头!

母亲又说:“如果,你是嫌弃我这个家,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如果,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你就长久地住下来,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盖的,就有你盖的……”

她还是不吭声,还是不抬头。木梳,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儿极了。

我们见她这样子,都觉得大大地失望,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

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真希望她说一句“我住下”,或者点一下头。

她却像个哑巴,头垂得更低了。

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表情就有些尴尬,便缓缓地站起身,去切菜。

“大姐,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她忽然抬起头,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

“瞧你问的,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母亲停止了切菜,转脸瞧着她说:“房子不是我的,我能做二道房东吗?你要愿住下,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张我认为非常之俊美的脸上,花朵绽放般地呈现出了一种心喜意悦的微笑,她复低下头说:“那……我愿长久住下……”仍继续梳头。

母亲乐了,说:“不过,孩子们面前,总得有个叫法。你叫我大姐,你年纪跟我的小妹子一般大,可惜我那小妹子死了。今后,就让孩子们叫你小姨吧?行吗?”

“嗯。”像个表示今后愿意听大人话的孩子的声调。她放下了梳子,开始编辫子。

母亲又对我们说:“都听见了吗?今后要叫小姨!”

“小姨!”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几只猫崽子似的爬到她身旁,一迭声地叫“小姨”。

她半转过身,瞧着我们,又那么可爱地笑了。

我仿佛觉得我们家那小破屋子顿时满室生辉。在一片“小姨”的叫嚷声中,我那颗七岁的男孩子的心,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从今往后我将有一个小姨了!并且是一个多么让我喜欢看着的小姨啊!我那把木头做的、涂了墨的驳壳枪,我那一小箱子小人书,我那十几颗花瓣玻璃球,我那只养在一个桌子抽屉里的小麻雀,所有我一切的宝贝东西,都抵不上这个小姨!我们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一个人建立了某种亲近的关系,这简直是生活对我们的赐予!

以往,母亲下班后,若是我们已经吃过了饭,她是绝不再动手做饭的,只胡乱吃几口我们给她留的饭就算了。那一天,虽然母亲下班很晚,虽然我们都看出她很疲劳,但她还是撑着精神,将两棵白菜细细地切了,拌了一盘。将萝卜同样细细地切了,做了小半锅汤。还抖尽了面口袋里的白面,放许多油煎了几张饼。母亲是从来舍不得一次用掉那么多油的。看得出,小姨和母亲一样,是个干起活来不藏奸不掖懒的。要不,她们为什么会把那一大盘拌白菜吃得干干净净,将那半锅汤喝得精光呢?

母亲和小姨吃罢饭,我默默收拾了碗筷去刷洗。我心里高兴,便会主动去做我不情愿做的事。小姨要抢着刷洗。母亲拦住她,说:“往后有你插手的时候,今天还不能劳大驾!”

小姨无声地笑了。我真是看不够小姨的笑脸!她笑起来真叫别人感到快乐!

母亲又说:“你今晚就和我挤一宿吧,明天把外屋收拾收拾,给你搭个铺。”

小姨微微点头。在我们眼中,她是个大姑娘,是个大人。在母亲眼中,她分明还是个小妹子,是个孩子,她在母亲面前显得那么乖顺。

母亲开始铺被窝儿,弟弟妹妹们都自觉地往一块儿挤,给我们的小姨腾出倒身之处。家里的被子都很旧了。白被头也都很脏了。母亲很勤劳,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拆一次被褥,但仍不能使全家的被褥显得干净些。因为炕是脏的。炕脏因为三面炕墙是脏的,每天不知要往下掉多少墙皮。还因为我们的小身体一个个都是脏的。夏天,我们身上还能干净些,母亲常常将大盆放在外面,倒一大盆水给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而整个冬季,我们是谈不上洗澡的。弟弟妹妹们毕竟都很幼小,一个个完全沉浸在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看的小姨的幸福之中,并不为脏被褥感到羞耻。已经七岁了的我,却感到自己的脸发起烧来。羞耻感第一次在我的自尊心上打下了烙印,它不深也不浅。

我兑了半脸盆温水,放在小姨脚边,很礼貌地对小姨说:“小姨,请你洗脚吧!”

“呀!……”小姨仿佛吃了一惊地看着我,又看着母亲。

母亲也说:“你洗脚吧。”

小姨几乎是在恳求地说:“我哪能成个小姐似的,都让孩子把洗脚水端到眼皮底下呢!大姐你一定得跟孩子讲,往后千万别这么样恭敬我啊!”

母亲平淡地一笑,说:“谈得上什么恭敬呀,孩子不过是得了你这么个姨,从心里往外亲爱着你罢了。你看不出来?”

小姨说:“大姐我又不是木头人,哪能看不出来呢!”又端详着我问:“上学了吗?”

我回答:“上了。”

“几年级?”

“刚上一年级。”

“那小姨往后可以帮助你学习了,小姨是高小毕业呢!”那美好的微笑中洋溢着几许自豪。

我也不禁笑了,说:“行。”

母亲接言道:“我们绍生学习可用功啦,是两道杠呢,考试还得了奖状呢。”

“你是该好好读书啊,你爸爸在外地工作,你妈妈一边干临时工,还要拉扯你们长大,不好好学习可对不起你妈呀!”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小姨又对母亲说:“大姐,你可真不容易啊!”

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可不,真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心里都觉得活得疲倦了呢!”

我一声不响地退到炕角,从书包里拿出课本,脱了鞋,默默地贴墙躺下,朝墙转过身去,捧着课本看。

母亲催促小姨:“洗脚吧,今天整整卸了一天煤,可是够累了啊!”

小姨说什么也不肯先用那盆洗脚水,到底还是母亲先洗过了,她才洗。洗完,却仍垂着赤脚坐在炕沿上,迟迟不上炕脱衣。

母亲又催促。

小姨说:“我侄子看书呢!”

“我不看了。”我说着,将课本塞到枕下。

若是往常,我和弟弟妹妹们一钻进被窝儿,顷刻便会进入梦乡。但那一天,我们却毫无睡意。我竟也和弟弟妹妹们一样,趴在被窝儿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看。看也看不够。

母亲再次催促小姨睡觉。

小姨低下头去,悄悄地说:“大姐,等孩子们睡着了我再……当着这么多小侄子的面……怪羞人的……”

母亲逐个儿拍着我们的脑袋,大声命令:“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都给我闭上眼睛睡觉!”

我们这个闭上了眼睛,那个又睁开了眼睛,对这个小姨所感到的新奇,简直就使我们兴奋得无法入睡。仿佛生怕睡一觉醒来,小姨就不存在了。

“这些孩子,真不听话!”母亲佯装生气,看了小姨一眼,忍不住扑哧乐了,顺手拉灭了灯。屋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只听到小姨NE04FNE04FND127ND127地缓慢脱衣服的声音。

沉静了片刻,又听小姨和母亲悄悄说话:“大姐,和咱们一块儿干活的那几个男人忒坏,总拿些入不得耳的话挑逗我。”

“你别理他们就是了。你越当真,他们越开心!没一个好东西!”

“我也不敢生气,怕得罪了他们,他们今后欺负我。”

“别怕他们,谁敢欺负你,大姐饶不了他!别看你大姐是个老实人,但不受人欺。你是我妹子,欺负你就是欺负了我……”

就这样,小姨在我们家中住下了。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不是亲的,可比亲的还亲的小姨。

往后我才从母亲口中断断续续知道,小姨不但是个高小毕业生,还是个共青团员。她是离哈尔滨一百多里的双城县农民,家里生活也挺困难的。听别人说哈尔滨在招青壮临时工,就独自一人到哈尔滨来了。在搬到我们家之前,她每晚都在火车站过夜。

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小姨,都有了许多明显的改变。首先是,我们不再房前屋后乱拉巴巴了。小姨帮我们在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茅厕。我们也变得爱清洁了,因为小姨很爱清洁。我们将两只破箱子从里屋的铺底下拖出来,搬到外屋,一头一只,当作床腿。黑夜我和母亲从外面拖回来两块建筑工地上抛弃的跳板,截断后,为小姨在外屋搭了一张很牢靠的“床”。白菜萝卜堆到了“床”底下。外屋四处透风,墙上挂着厚厚的霜。我和弟弟妹妹用锅铲将霜刮下来,又用破棉团塞进透风的缝隙。我们怕小姨晚上睡觉冷,还得将火炉从里屋搬到外屋。在间壁墙上凿了个洞,增加了两节烟筒,穿到里屋去。这样一来,里屋不但同样暖和,而且显得宽敞了。小姨没住到我家时,母亲想不到也没心思做这些事。我这个孩子更想不到。小姨住到我家后,我并未经母亲吩咐,却想到了应该做许多事。这一类事情做过后,我们的家也像我们一样有了些微改变。

春节前一个月,母亲忽然变得好像有什么心事。一天,母亲背着小姨偷偷对我说,她是怕爸爸春节回家探亲,会因为家里住了一个陌生女人而不高兴。明白了母亲的心事,我也暗暗为此忧愁。父亲是绝不需要一个小姨的,他不发脾气才怪呢!

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父亲家中一切都很安好,并且希望父亲春节不要回来探家,夏天再回来。讲了好几条夏天探家比春节探家好的理由。

小姨自然不知,几乎天天都问母亲:“大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

母亲就说:“今年春节回不回来探家还不一定呢。”

“大姐,你快写封信,催我大姐夫回来探家吧!大姐夫不是两年多没探家了吗?你就不想?”

母亲淡淡地说:“不想。”

小姨笑道:“大姐骗人。就算你不想,孩子们也不想?”

母亲说:“也许孩子们早把他忘了呢!”

弟弟妹妹们一听,抗议地嚷起来:“没忘,没忘,我们早就盼着爸爸回来探家呢!”

母亲便不再说什么。

父亲果然回信说他春节不探家了,我念完信,弟弟妹妹们都哭闹起来。我和母亲互相望着,默默无语。我的心情和母亲是一样的,既觉得心中安定了,又觉得很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