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将自己的羊角把自行车──由于没脚支架──往地上顺坡一撂，在路边捡起一个柴禾棍就去捅那脚蹬子空隙里的黑泥。等脚蹬子修好，我们再在路上讨论我们这次接车的期待和幻想，我们的前景和想象，我再提出各种问题让他回答，他不就兴致盎然和一通百通了吗？这个时候在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讨论。当然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新问题，都是过去我们一群小流氓在自家场院上做接车游戏时遗留的种种疑问，现在要在一次真实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回答罢了。当然问着问着我就开始有了刘贺江聋舅舅的口吻，以区别过去我和那群小流氓在游戏时的状态──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了，现在已经远离村庄了，我可以脱离过去的我了。这时我倒突然怀念起村中的那群伙伴了，这个时候你们都在村中干些什么呢？──我在自行车上老道地问牛长顺表哥：

「这次煤他们还是在三矿拉吗？」

牛长顺想了想说:「可能还是在三矿。」

──问题是除了三矿他们还能到哪里拉呢？除了三矿牛长顺还能想出什么别的结果呢？

我：「过磅的还是矿上的老马吗？」

牛长顺：「可能还是那个老马！」

我：「他们去过磅的时候，老马会不会端着饭盒去吃饭了呢？」

牛长顺：「可能去吃饭了，但吃过饭肯定很快就回来了。」

我：「你说今年的碳是不是还和去年的差不多呢？恐怕块头也大不了哪里去吧？」

牛长顺肯定地说：「一年一年都是这样，今年肯定也大不到哪里去！」

接着我就把问题引到了核心：「你说这次我们接车，是和他们相遇在三十里坡之前呢，还是相遇在三十里坡之后呢？是相遇到前十五里呢，还是相遇到后十五里呢？」

牛长顺这时也不禁兴奋起来：

「照我过去接车的样子，肯定是在三十里坡之后，肯定是在后十五里！」

一切和过去的回答没有什么区别，一切和我们做过的游戏没有什么异样，就像后边的车走在前边的车辙里那么自然和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两个还是越说越兴奋。在我们还没有接到煤车的时候，我们在自已的想象中，已经将接车的全过程都温习了一遍；现在我们在实践中继续前行，不过是对过去理论和车辙的一种复习罢了。我们在重复我们的预定，我们在重复我们对世界的全知，一切都是有把握的，一切意外都不会发生，一切惊喜都显而易见──但正因为显而易见，于是对这结果就更加兴奋了。这个兴奋的依据是：一切都会按部就班──但谁知道接车的最后结果，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呢？于是我和牛长顺表哥一下都措手不及和让铁一般冰冷的事实给当头打了一棒。于是我们平稳的在预定的航道和水域里──一点没有出圈、超标和超载──行进的战舰，转眼之间就沉没了和完蛋了。我们也就老毛子看戏傻了眼。因为我们设想了一切的装煤、过磅、接人和被接的地点、时间和种种细节，我们想到了三十里之前或是三十里之后，前十五里和后十五里，我们就是没有想到：

万一接不上他们我们怎么办呢？

──问题恰恰出在了这里。当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翻过了一座土岗又一座土岗，当牛长顺的脚蹬子又出了一次问题我的自行车也掉了一回链条当然我们还是同甘共苦地将车修好虽然在修车的时候也有过一些短暂的烦恼：「这车怎么老出毛病呢？」

「毛病怎么总出在脚蹬子和链条上呢？」

……

但修好自行车我们仍一如既往地兴奋。我们走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我们翻过了一座土岗又一座土岗，我们看了一道沟的风景又看了一道梁的数不清的花朵之后，我们下了道还在一个叫十里屯的地方打了一个尖呢──在一个小饭铺我还吃了一碗面条──就是没有想到接车的后果。──我对面条情有独钟说起来也是从１９６９年开始的呀，那个时候我觉得乡村饭铺的面条做得特别好吃，里面的油水特别大，它是在一个炒锅里烩出的而不是像俺娘在堆满柴禾的灶上一下就是一大锅；而且吃饭的人文环境也不一样，再不是那些整天见到的家里人俺爹俺姐俺弟弟，都是素不相识但看起来都饱经风霜满有把握的南来北往的客人。当我僭越着呆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觉得空气都特别的流通和畅快与憋屈和稠密的家里不一样，说起来我从小也是一个爱拋家舍口四处飘流到了晚上不愿回家的人呀。本来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本来是天空中翱翔的一只雄鹰，现在怎么成了圈里的一只土鸡呢？──但愿这是一种缺乏基础的自我超拔──于是我吃了一碗南来北往的面条。──饭铺之前就停扎着来来往往的煤车，车前往往还有一头小毛驴在那里四处张望张望一阵没看到什么就又低下头在一个打开的草布袋里吃着干草。这时令我特别生气的是：当我吃着这样一碗满含着我理想的面条的时候，我的成年伙伴牛长顺并没有进饭铺，而是在饭馆门口守着，毫不惭愧地从自己自行车后架的褡裢里掏出一块干馍像门前的小毛驴一样啃了起来。啃着啃着，也四处张望一下，没看到什么，低头又啃了起来。这时我就怪他破坏了面条那庄严而畅快的气氛──别的吃面条的人还不知怎么看我们呢──这并不是你能用自己不愿吃面条的理由所能搪塞过去的──他们会不会说：还有一个同伴，穷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吗？我不也跟着你吃挂落吗？──３０年后想起来，我想请牛长顺表哥原谅我的是，当时我所以撇开你独自去吃面条而不是像修脚蹬子一样与你同甘共苦，是因为我太想在这次接车的历史行动中划下一道道回念的深痕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行动，恰好又赶上了这样的气氛──等我接车回到村里的时候，我不就可以站在村头毫不在意地告诉那些瞪着羡慕和好奇眼光的小流氓了吗？──

「在十里屯打尖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十里屯是一个什么样子啊），还吃了一碗面条。」

于是在我吃面条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是我拋弃了牛长顺，而是站在饭铺之外的牛长顺像不等我修脚蹬子一样撇下了我。他阻碍我对一个重大的历史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让我在吃面条的时候连一个发挥和潇洒的对象都没有。如果他没吃面条像小毛驴一起站在饭馆外边脸上露出正常的惭愧还好一些那么我在饭馆的良好的熙熙攘攘和南来北往的人文环境里还能居高临下地原谅他，问题是他在门外四处张望和低头啃馍的时候还大言不惭就让我怒不可遏了，使本来就打折扣的面条现在又减了一等颜色。如果事情能停留到这里还要好一些，我在吃面条的过程中对他视而不见装作相互不认识也就完了，但是可怕的事情继续发生，在我吃面条的中间，他突然走进饭铺又和我说了一句话，就使我所有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一下就对世界和面条感到绝望了。当然从３０年后的角度去考察，说不定当时饭铺里的人并没有对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你吃不吃面条和说不说话都不会发生历史转折，但在当时，我觉得饭馆里所有的人都静了场和抬起了头，开始呆呆地和不解地看着我。于是我这面条算白吃了。我这面条吃得可真冤枉。一点没吃出应有的文化、气氛和内涵。所有的面条含义都让牛长顺破坏贻尽。面条马上还原成了面条甚至连面条也不是。所以当我们离开这打尖的饭铺又重新回到大路上继续前行的时候，我心里因为充满愤懑而开始闷闷不乐。又往前走了十五里，我沉着脸一句话都没有说。和我一路共患难的成年同伴牛长顺表哥似乎也觉察出什么，也认识到了刚才面条的重要性和他对我造成的破坏，这时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开始用别的办法对刚才的面条进行弥补，投我所好地没话找话地开始说起了三矿、老马、煤块的大小和三十里坡，但这些话都已经说过了再说还有什么意义呢？面条都已经过去了你再找补还顶个屁用。最后他还破碗破摔地说：

「其实饭铺里的面条我也吃过，我觉得味道也一般。」

把我的鼻子都气歪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一直持续了二十里，一直气到了三十里坡。等看到了三十里坡，我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啊，三十里坡，果然是前十五里是大上坡，后十五时里是大下坡。由于对地理的陌生一下感到有些奇怪和兴奋，接着还要向已经来过这里的牛长顺打听一些什么──当现实中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我来处理和回答的时候，我才将刚刚过去的历史问题彻底放下了，我才扭过脸来重新与他有说有笑。由于刚才的失误，牛长顺这时也格外地小心，看我与他重新说笑就像遇到大赦一样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做出格外的殷勤来弥补刚才的过失；我刚一问一，他就答二，我刚一问东，他就答西；这倒让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也对他有些找补于是两人终于恢复到吃面条之前的和谐和亲密的气氛中。就像和解的夫妻现在倒显得有些客气了──现在想起来牛长顺也是一个忠厚长者呀，本来他是有第三条路可走的，他可以利用现在的三十里坡来遏制和报复前边的面条，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现在的三十里坡真诚和老实地弥补到以前的面条上──牛长顺表哥，三十里坡上你不是一个斤斤计较和以牙还牙的人。但是这时最严重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到达了相遇的终点，我们应该在这里接到煤车，但是当我们对三十里坡的地理环境兴奋和交换（交易）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这里并没有出现我们该接的人，不管是坡前还是坡后，既没有我的花爪舅舅，也没有牛长顺他爹牛文海。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我们是前进呢还是后退呢？还是将部队停下来原地待命呢？我们又开始同甘共苦了。由于刚才的面条余波还没有彻底消散，这时牛长顺又讨好的征求我的意见。于是我也就倚老买老的地果敢地做出了决定：

「继续往前接呀。既然接不到，说明他们还没有过来──要不就是老马吃饭的时间过长耽误了装车，要不就是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车胎放了炮补胎耽误了时间，我们继续往前接。」

牛长顺马上同意我的意见，头点的像小鸡啄米：

「那好，我们继续往前接。」

于是撇开三十里坡的风景和花朵，我们继续往前赶。当我们又向前走了三十里太阳已经西沉，我们登上了一个高岗停在制高点上突然能够遥望到三矿的所在地焦作府了，我们已经看到那焦作府模糊和星星点点的城市轮廓了，我们已经看到那星罗棋布的街道和人们行走的清明上河图了，我们已经看到那府中的一矗宝塔而夕阳正好掉在宝塔的一侧了，我们已经觉得身边的田野已经升起暮色的雾气听到秋虫在暮气而不是在白天和清晨的鸣叫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虫在草上飞和鸟雀都要归家了，我们已经闻到异地的村庄上空飘起的另一种味道的炊烟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明白，我刚才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在路上走得太远了。我们已经将我们要接的人和车在路上给错过去了。我们已经接不到我们要接的人了。而这个错过去，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刚才我在十里屯打尖的时候执意要吃那碗面条，而我们要接的两辆煤车这时从饭铺后面穿过去了。后来证明事实的真相很可能就是那样。当然也有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因为从事后的调查看，被接的花爪舅舅和牛长顺他爹牛文海也曾经在另一个地点二十里屯打过一回尖，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打尖，我们从他们的饭铺后边穿过去的也难说呢。擦肩而过的责任到底该归罪与谁，３０年后我特别想从新提起。当然他们没有去吃面条，一人在那里喝了一碗杂碎汤──还就着各人的杂碎汤泡了许多自己的干粮。当碗里因为加了过多的干粮汤马上就洇浸到了干饼里他们喝了两口汤吃了一口饼这汤就不见了于是他们恬着脸向饭馆的主人要求无代价地重新添汤──一开始添汤还很顺利，但随着添汤他们不断地往里加干粮循环往复要求添汤到第四次时，老板脸色已经明显不高兴了──后来他们向村里人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用一种愤怒的口吻说：

「脸拉得跟驴一样！」

但还是揣着小心和碰一碰运气地第四次将自己的碗伸了过去──还用一种自我解嘲的口气说：

「这日子不过了，大哥，再给添碗汤。」

后来牛文海说：「本来当时我不想添汤，但是看到花爪还要添，我就跟着添了。」

如果牛文海的叙述属实的话，那么事实的真相就应该是：花爪舅舅首先将碗伸了上去：

「大哥，不过了，再给添点汤。」

牛文海也迫不及待跟了上去：「大哥，我这里也不过了，也添一碗。」

这时花爪舅舅倒是吃了牛文海的挂落呢。如果只递上一个碗，老板说不定拉着驴脸也就原谅了他给添上一碗汤，就好象一个群众对领导提出的无理要求领导也就原谅他答应他不跟他一般计较了，但是现在看到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人而是大多数人蹲在广场上递上来的不是一个碗而是许多碗的时候，老板理所当然地伸出自己的汤勺挡住了他们：

「别介，汤不能再添了，你们不过，我还过呢。」

本来只是添一碗杂碎汤，现在老板也从「过」还是「不过」──活着还是死去的角度以牙还牙地拒绝了他们。接着场面就可想而知了，两只已经没有汤的碗──碗里都是半湿半干的干粮，有的被油汤浸了一半，有的干脆还没来得及沾汤──就这样尴尬和干燥地停到了空中。接着他们能拂袖而去吗？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他们也不过自我解嘲地干笑一下，重新将自己的碗又放回到自己的面前，一声不响地埋头吃完了自己碗里的干燥的大饼，然后臊眉耷眼地走出饭馆，也就从岔路重新走上大路开始继续拉车了。这时两人才将心中的愤恨发泄出去：

「操他亲娘，吃杂碎不给加汤，多么不是东西！」

「在镇上老吴的饭铺吃杂碎汤，可是给添汤的呀！」

一下连前边的已经加了三碗两人就是六碗的事实也给忽略了──一个人要想否定另一个人，是多么的不顾事实和添枝加叶呀。虽然花爪舅舅和牛文海在添汤不添汤上犯了品质问题，但是从追查接车错误的角度出发，这碗杂碎汤应该对我大为有利，因为我们的擦肩而过就有了双重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我的面条，也可以是因为他们的杂碎汤。失之交臂之下，面条和杂碎汤应该打一个平手。就好象一些经典电影中的情形一样，两个相互寻找的人──而且是在战争状态下失散的呀──历经艰难，但是在同一岔路口，就差那么几分钟，他们又失之交臂越寻越远──本来两人错过的责任应该各承担百分之五十──现在我们接车的和被接的两组人也应该平分秋色，我有面条，你有杂碎汤，但是从３０年前村里评判和谴责的结果看，人们却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下将这个责任和屎盆子全部扣到了我们两个接车人的头上，而对两个拉车人自作主张去喝杂碎汤──而且还加了六碗汤──那要耽误多长时间啊──的事实给忽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掌管着杂碎汤的老板的不给添汤倒在一定程度上帮了我们的忙呢。但正因为已经加了六碗汤，时间的流失就使我们失之交臂，于是责任都扣到了我们的头上。当我和牛长顺表哥灰溜溜地从三十里坡返回村庄的时候，一村子人的愤怒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在村庄接煤车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没接着人让被接的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将煤车拉回了家──这不等于没接吗？还让你们骑着自行车疯跑一天干什么？──连花爪舅舅和牛文海这时也忘了自己杂碎汤的责任，故意在那里显出车没被接着而更加精疲力尽的夸张样子给大家看。这就从客观上更增添了我们的罪过──其实我们也是多么渴望能在三十里坡接着他们在夕阳之下拉那煤车精神抖擞和威风八面地一块进村让人围上来问三问四呀，接着我们就把车拉到了花爪舅舅家，刘贺江聋舅舅踱着方步来对我们问三矿和老马，煤块的大小和在前十五里或是后十五里的重逢。而现在空手而归的严酷事实，一下就把我们拋到寒冷的冰窟窿里。不用你们谴责我们心里就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你们把责任一股脑地都加到我们身上反倒让我们产生了逆反心理呢。从此我和牛长顺表哥，在村里有三个月抬不起头。任何人碰到我们，我们都会敏感地感到背后有人在指指戳戳：「这是两个没接着煤车的人。」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由于接车者是我和牛长顺两个人，人们在划分完接车者和被接者的整体责任之后，他们的追究并没有到此为止呢，他们的分析接着还要深入和细致下去。他们令人恐怖地还要在我和牛长顺身上再划分一下责任的大小、多少和轻重呢。这样一来，形势明显就对我十分地不利了。因为牛长顺在和我搭伴之前和别人搭伴接车的时候，从来都是接着的，每次都是重逢在三十里坡，这次和我搭伴怎么就接空了呢？于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锋利的锐角像快速移动的蛇一样向我直逼过来。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年龄和骑自行车的车龄是不是适合接车这样的问题也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被重新提起。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牛长顺是没有什么过错的，主要还是吃了我的挂落。牛长顺在这次擦肩而过的事故中顶多占百分之二十的责任，剩下的百分之八十的责任重担应该由我全部承当。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理智了，已经心平气和了，他们不是用一种严历谴责的口气在批评我，而是在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

「还是年轻呀，还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呀。」

这个时候我可就欲哭无泪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自信心，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一直到３０年后，人们还总是说：「这个白石头是怎么回事吗？怎么每次见他，都是蔫不拉唧的呀。」

有时打电话也说：「你怎么跟没睡醒一样呀。」

当人们说这话的时候，我身在蔫不拉唧和没睡醒之中并没有找到原因，现在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惊醒这是３０年前的一碗面条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亲爱的朋友们，等你们下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定逐一向你们解释清楚。３０年沈痛的血泪史，一直无法告人──倒是突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又陡然地兴奋起来了。一下就不蔫和睡醒了。──这时我在路途上的患难伙伴牛长顺，也开始主动拋弃我了。本来我们在接车的路上当我们的脚蹬子和车链子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能同甘共苦，我还用一根柴禾棍给你的车蹬子剜黑泥，但是到了我们在失败中分手之后，没想到他也从背后捅了我一刀。本来大家分摊给他的责任只有百分之二十，等他回过头来却连这百分之二十也不想承担也要一股脑推到我的头上。这时他用的手法就是反咬一口和倒打一耙──他又重新抓住了面条，他在背后跟人说：

「本来我是不想下路的，都是白石头想到十里屯吃面条。他在饭铺吃面条，我就在外边干等着。我当时就怕一下错过接车，看看，现在果不其然吧？真是！」

牛长顺表哥，你这里所用的手法，比你所要达到目的的本身，对我还要恶毒呢。你在我已经被人撕开的伤口上，又洒上一把你自己的私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他所陈述的一切，在接车的过程中都确实是存在的：他在当时确实没有吃面条。但是如果把这个事实不是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而是放到他叙述人的口气和人文环境中，事实就马上发生了变化，就走了味和变了质，事实就变成另外一把刀子，一下扎到了我的心脏上──这话的恶毒和可恶性还在于他借助这种歪曲的叙述一下也模糊了他当时没有吃面条是因为他舍不得花自己的体已钱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现在扭头变成了他对错过接车的一种具有先见之明的担心──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多么固执和不考虑接车整体的人，那么让我去接车的提议本身，不就从芽里错和根里歪了吗？在他彻底摆脱责任的同时，一下就将我推向了绝境和悬崖。村里的小流氓从此会怎样看我呢？本来让我去接煤车是众人中的一种超拔，怎么现在落得个落汤鸡的下场呢？本来我想把接车当作我人生跳跃和超拔的一个跳板，现在怎么一下跳到万丈深渊里去了呢？亲爱的人儿，我告诉你，当时一个１１岁的少年，想用自己的裤腰带上吊的心都有了。面条，我操你个亲娘！

──当然这也是１９６９年春天的一时之见了。从长远考虑，度过艰难的一段岁月，接车事件本身，这是让我从众人中超拔出来了。虽然当我第一次做一件超越自己年龄和能力的事情时不是旗开得胜而是兜头夭折，但是作为一种新生，我还是从一帮小流氓中脱颖而出。在大家的心目中和当时的人文环境中，我还是一个有提前量的人。虽然一切都失败了，但我还是一个接过煤车的人；就好象虽然这个将军在打仗的过程中一塌糊涂和一败涂地，一仗下来就成了别人的俘虏，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将军呀。就是到了战俘营里，侍遇还是不一样呀，还是不能和一帮土头土脑的士兵和小流氓关到一个牢房；士兵到头来成了被管制的对象而将军依然很风光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和它所蕴藏的长远历史意义呢。不过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不但我在气冲冲的情绪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我的已经成年的乡亲们对它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别说那些过去和我一块玩接煤车游戏现在开始对我幸灾乐祸的小流氓们了。在虚拟的游戏中当然永远不会错过接车，接车永远会在三十里坡相遇，永远不存在擦肩而过和历史遗恨，可你到现实生活中去看一看，那才是阴差阳错和举步维艰呢。只是当这一场风波过去很久之后，当事物走到了它的极限接着又调转头往回走的时候，当这个事件的反面意义已经矫枉过正地开始显示出它积极意义的一面时，小流氓们才突然感到有些措手不及，我才终于恍然大悟地从错误的泥潭中理直气壮地站了起来──这时我身上反倒放射出多重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所有把我推向错误极致的人，所有把我推向悬崖和深渊的人，包括反戈一击连百分二十的责任都不愿承担对我背后下刀子的牛长顺表哥，其实都提前从反面帮了我的忙──为了这个，我还得感谢你们呢。这时我才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是直线前进和一竿子插到底，后来还有一个曲线变化呢。不要以为逻辑的毒蛇只向我一个人扑来，当它向我扑来之后，接着还会扭头扑向你们这些养蛇的人呢。过去我和你们一样幼稚，我能提前接车，却没有提前认识到可以把医治自己创伤的任务交给时间。当事情终于有一天开始向对我有利的方向转折的时候，我也感到有些吃惊和措手不及呢。这时人们已经把接车的后果渐渐给淡忘了，人们对接车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了几十年和几个月，事情已经像吐出的甘蔗一样没有任何汁液和价值了，我接车的历史价值就开始重新抬头和卷士重来了。这时人们在头脑中和印象里已经将白石头的接车和其它人一次次的接车混淆到了一起，这时他１１岁就提前接车的事实，就开始放射出它独特的光辉。当我心理上还是一片冬天的时候，谁知道灰蒙蒙的田野上已经出现一片嫩黄的青绿了呢？谁知道青草就要发芽了呢？谁知道坚冰就要打破了呢？谁知道水里的春暖鸭子就先知了呢？谁知道花朵就要开放和燕子就要飞回来了呢？随着岁月的进一步流逝──我是多么感谢岁月的流逝呀，人们又将这概念演化得更加简单──说到底人们在头脑中一天天拋弃的不都是事实留下来的不都是概念吗？──那就是：每当我从村里穿过。人们不再对我接车的后果指指点点，不再说「这就是那个接车没接着的人」，而是开始说：

「别看这个孩子又黑又瘦，１１岁就开始骑自行车接煤车了。」

「别看这孩子貌不惊人,已经单独骑车出过远门了。」接着出于对一个事情叙述起来要讲究它的完整、转折和效果惊人和艺术考虑，他们又本能地开始对故事的发展、夸张和合理想象。一定要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要讲究结尾的惊人效果──也许他们是纯粹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表达，讲究表达的完美，但是在客观上已经起到恢复我历史的真面目和奠定我在１９６９年的历史地位的作用。两个月后已经演变成：

「别看这孩子小，已经到过三十里坡了。」

「已经到过三矿了。」

「已经见过老马了。」

「已经可以一眼分辨出煤块的大小了。」

……

于是我在的短短几个月里，由一只过去的灰溜溜的丑小鸭终于演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这才是几个月之前花爪妗妗和俺娘因为一包偶尔的老鼠疮药而做出的重大决策的意义呀。让我私下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在前几个月没有勇气上吊对事实的后果不敢负责厚颜无耻活下来的结果，这倒让我幼稚的当时还没有磨出老茧的鲜红的心感到有些惭愧和黯然伤神──３０年后看，当时我是一个多么可爱天真的少年呀，当你３０年后怀揣着一颗伤痕累累的长满老茧的破碎的心的时候。接着历史的果实就挂满了枝头。人们开始将他们的艺术判断应用到生活之中。过去我是一个不令人放心的人，现在人们开始说：

「这个孩子稳重、老实、可靠，把事情交给他没错。」

「他办事让人放心。」

「你办事，我放心。」

「他跟一个大人没什么区别。」

……

感谢生活，以至于等白石头长大以后，这种概念和评价还在持续延续着。这时白石头就又想起了３０年前的提前接车。因为花爪妗妗的娘家爹腿根上的一洼老鼠疮，谁知道就提前成就了一个人呢。──这年麦收的时候，白石头就有了在村里大出风头的机会。３０年后在村庄的历史上再一次演变成了民间传说。３０年后白石头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你可以屎壳郎戴眼镜充大眼灯了──的时候，故乡还围着他说起了他童年的趣事呢。这时那些昔日超拔过他虽然在这之前也曾将屎盆子一股脑扣到他头上的成年人现在个个患了痴呆症的老者都记起了自己的超拔而忘记了之前的屎盆子，夸张地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说：

「三岁知老，早就看出白石头是个能成气候的人。」

「当年１１岁的时候，就和牛长顺到三十里坡接过煤车。」

「不是１１岁，是１０岁。」

「不是１０岁，是８岁，８岁就到过三矿见过老马和他的饭盒了。」

虽然白石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老马，听村里人说老马现在也早已因为肝硬化不在人世了，但是成年的白石头，又突然像童年一样想念起远方的老马。他在世界上和谁肝胆相照呢？也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谋过面的老马了。──当１９６９年夏天焦麦炸豆的时候，正是白石头超拔人生的概念在村里横行的时候，由于超拔概念的横行，于是历史再一次给他提供了超拔自我的机会。这时他就再一次地不是他而是别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超升也就奠定了他３０年后衣锦还乡的人生基础。当时人们正在村庄的四周──南地、北地、西地和东地收割麦子，一排一排随风起伏的麦子是多么地茂密啊──以至３０年后，每当白石头听到「丰收的喜讯到处传」这句歌词时，就好象听到「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你」一样怦然心动。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第一次觉得，我们并没有跟毛主席生活在一个时代，虽然我们在时间上重叠过１８年──等待着人去收割。而一排排拉开架式在收割麦子的成年人，「唰」，「唰」，「唰唰」──男人们腰里都扎着蓝布带子，女人们头上都扎着花头巾，这时白石头就想起了他姥娘年轻时候的样子──当然也是民间传说了，老年的他姥娘也自豪地承认着这一点：

「我年轻的时候，三里长的麦趟子，割到头都不直腰！」

遥想当年，我的姥娘和我的姥爷──姥爷也不是一个浑浑噩噩虚度光阴的人，当年他是我们故乡驾驭牲口的明星，再难缠调皮哪怕你难缠得像某些妇女和男人一样的骡儿马，到了他老人家的鞭下，也得老老实实地拉着套儿按既定路线往前走──如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欧洲球星；俱乐部的老板，在买我姥娘和我姥爷的时候，还得考虑一下他们的脾气和转会费呢──一个优秀的家族，往往是有遗传性的，白石头又找到了另一个历史支点。１９６９年麦收季节，一开始我还杂在一群小流氓中，出演的还是一个跑龙套的配角，在一排排割麦子、铲麦子、搂麦子、捆麦子的大人背后──在历史的演出都已经过了半场快到终场的时候，才轮得着我们这群小流氓们登场呢──杂在一群小流氓中无精打采地戴着一顶草帽提着一个篮子捡麦穗。我们赞赏着成年人在前边割麦子的脚步，我们欣赏着大姑娘小媳妇撅起的丰满的圆圆的屁股，我们看他们说割起一地麦子就割起一地麦子，说搂起一地的麦子就搂起一地的麦子，我们看一捆麦子打了个滚接着就立起了个子。但是这一切都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跟着别人屁股后头捡别人留下的历史的渣滓──童年的自卑，再一次出现在我们心头。但转机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我们看到生产队长刘贺江聋舅舅在前边割着割着，突然直起了腰杆，打量着前方突然又皱起了眉头──历史花朵的开放和果实的采摘就在刘贺江聋舅舅的这一颦一笑之间──说：

「看来搂麦子的人手不够嘛！」

马上就有几个汉子和妇女接话：

「是不够哇队长！」

接着事情发展得就对我越来越有利了，刘贺江聋舅舅问：「还有人手没有了呢？」

众汉子和妇女说：「大家都在这里了，哪里还有人手？」

这时麻脸路之信表哥竟说──谢谢你路之信表哥，你也是我一生要等待的人呢──：

「捡麦子的孩子中不是有白石头吗？让他也来搂麦算了！」

刘贺江聋舅舅还有些怀疑：「他还是一只小公鸡，他能行吗？」

但正在村庄和市面上流行的对我超拔的概念现在就帮了我的大忙，众人马上就想起了我辉煌的过去，于是马上有人提醒刘贺江：「公鸡虽是公鸡，但他今年春上去三矿接过煤车呀！」

甚至还有人在反问:「就是,刚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又有人下了判定：「煤车都能接，更别说搂麦子了！」

我的聋舅舅刘贺江对三矿和煤车也是有感情的，一想到这一点，他马上就笑了──感谢你，三矿──看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就在谈笑之间；刘贺江聋舅舅接着就痛快地拍了板──甚至还对自己有些反问呢：

「就是，我怎么没想起这一点呢？既然他以前到过三矿，可见他就不是小公鸡了，既然这样，不要让他捡麦穗了，让他过来搂麦子！」

于是，接车事件几个月后，我在众多小流氓仇恨和嫉妒的眼光之中，再一次从他们中间超拔出来和离开了他们。虽然搂起麦子比弯腰捡麦穗要累得多，但我在搂麦子的时候，却努力地保持着昂首阔步。──一天麦子搂下来，也把我累坏喽。３０年后白石头对乡亲们说。──但从此以后，搂麦子的优势，白石头保持了３０年。３０年中，白石头就有了超常规的发展。３０年后，老成持重，沈默如金──小刘儿像当年的小流氓一样怀揣着嫉妒对他的评价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当面一盆火，背后一把刀，世上的事情都让他做绝了──这历史的恶之源和恶之花是谁培养的呢？就是那个老鼠疮、花爪舅母和他普普通通的娘了。就是那个１９６９年的柏油路和自行车了，就是那个煤车和麦子了，就是那个三矿和老马了，就是那个饭盒和面条了，就是那两碗添了六次汤的杂碎和干粮了，就是那个饭铺老板拒绝添汤时说出的真理：

「这汤还是别添了。你不活，我还活呢。」

附录:

１９６９年下半年，我姥娘卖了７０斤黄豆，花４５块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呈绿色──从当时颜色的特殊看，可能是邮局淘汰下来的。正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标志，就让我觉得它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当我骑着它在新修的柏油路上飞行的时候，就感到特别的自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关系，你能够买到邮局淘汰下来的东西吗？但它确确实实就是俺爹拿着俺姥娘卖豆的４８块钱，在集上卖旧货的市场──记得那是一个大坑──讨价还价用４５块钱给买下的。据俺爹将自行车推回来骄傲地说，一开始要六十块──卖自行车的也并不是一个邮局的人──最后还到５５块，还到５０块，这时俺爹用自己的狡猾搭上自己的尊严──一下将卖豆的４８块钱都从兜里掏了出来，还将自己夹袄的兜子底朝天地翻出来让人看和检查，其实他贴着腿裆的大裤衩子里还卷着另外的不是这次卖豆而是上次卖羊的８块钱呢──于是价钱就又降到了可边可沿的４８块。俺爹这时通红着眼睛握着卖自行车人的手知心的说：

「知道亏了大哥，可是身上再没有钱了。」

一下弄得卖自行车的人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只好承认现实地说：

「那就只好这样了。」

但是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直到现在，我还佩服俺的爹爹，俺爹这时又出了一个夭蛾子，当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之后，接着又耍了一个很有限度的花招──他又从４８块钱里抽出三块钱，恬着脸在那里笑着说：

「跑了一天还没有吃饭，这三块钱，只好留着咱哥俩去喝杂碎汤了。」

看着对方要恼羞成怒，俺爹马上将自己作为人的一切荣誉和尊严全部一扫帚扫到底，说：

「我现在跟一个要饭的差不多了。」

对方苦恼地舔了舔舌头，没说出什么；又舔了舔，还是没说出什么。踌躇无措之后，只好在那里摇头苦笑。

「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杂碎汤我不喝了，还是你自己去喝去罢！」

当然，当我一个人骑着这个讨价还价还牵涉到一个为爹的尊严和另一场杂碎汤最后还加上他战胜世界的洋洋自得花了４５块钱买下的绿色的邮局淘汰下来的自行车的时候，我还是将这一切买卖的过程人为地省略了，甚至更加恶毒地将自行车的特殊标志夸张和艺术化了──我骑在这车上，动不动就对人说：

「俺舅爷在邮局送信，这辆车是邮局淘汰下来让我骑的。舅爷有了新车，还留着这破车干什么呢？他说：『不是听说白石头会骑自行车了吗？这车就送给他骑吧！』」

……

１９６９年的那辆绿色自行车，记得它前边的轮子有些聋，骑起来四下撒欢；但是后边的轮子不聋。前边有挡泥板，后边光着屁股，而且没有座架。有时俺姥娘让我驮着粮食到镇上去磨面，我只好将一口袋粮食搭在前梁上。前边有闸，后边没闸，遇到情况要双脚着地，抑制它飞行的速度。这车子我从１９６９年骑到１９７３年。当我要出门远行的时候，我把他交给了我的大弟弟，后来我的大弟弟又把他交给了小弟弟──严格说起来，我们都是在这辆自行车上长大的。１９７８年，当小弟弟也要出门远行的时候，俺爹又把它推到了集市的大坑里卖了３１块钱。本来只能卖２５块，但俺爹故伎重演，一步步往上蹭，２６，２７，２８，２９，都到了这份上，何不凑一个整数呢？于是，３０块。到了一手交钱和一手交货的时候，俺爹又要喝杂碎汤，于是在买主的摇头苦笑下，就成了３１块。上次买车的时候俺爹拿着白绕的三块钱没有去喝杂碎汤，这次拿着战胜世界的一块钱，就真的去喝了一次杂碎汤。当然喝的时候少不了添汤，将那碗理直气壮地伸过去：

「大哥，日子不过了，再给添一碗汤。」

一碗。两碗。三碗。到了第四碗的时候，卖杂碎的终于用铁勺将碗挡住：「别添了，你不过，俺还过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