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来时正是新年底，又由于远行带来的精神疲累，我们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和也是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刘四站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他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儿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立法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枪口下，无论“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式，与岗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马虎把《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并没注意和灰搬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 “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字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想不通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更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碾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说， “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刚烈，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来说，怎么也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又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惟一个不偷吃葡萄的人（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模范人物。但是由于她的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若有失当之处，她仍敢于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机关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五七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来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觉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 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失有得。失即离北京的老母亲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同居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男的去和犯人一起干活，女的则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墙的任务之后，就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运土、打坯和烧砖。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对劳动场地的设计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上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犹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因为一路下坡，使你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停步擦擦汗水——没门儿。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驴儿一般，向制配车间运土时，我曾经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上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尽出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的活儿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惟一区别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点儿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纪长几岁的“同类”李建源君碰到一起，他气喘吁吁他说：

“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Q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儿精神上的疲惫。”他在解放前的一家报纸当过文字记者，解放后他在新华社工作。1957年鸣放时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新账老账一块算，他被送进了劳改队，“我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我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他说。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源君说：“你别较真儿，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事儿，不是可以忘记这土车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源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相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的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的社会雕塑，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睛却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风吹来，他的眼睛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天气，也因车速而生风，因而他的那只眼睛，总在垂泪。所以，建源君拉土车时的这一浪漫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Q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表演，惟建源君的反差最为鲜明。因而，在拉坯车的日子，同类们便给他起了个“骆驼祥子”的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