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一场无法苦戏甜唱的灾难，降临到了建源君的头上：当时已是早春时节，北返的大雁，飞掠过晋阳大地的上空，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鸣着。当时我和他同在一组里修筑新的监房。

山西监房有别于北京牢舍，不知是出于历史的积习，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监舍不盖平房，而是修建一座座窑洞。说它是历史积习，山西窑洞历史悠久，从古典戏剧中王宝钏在 “汾河湾寒窑十八载”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当地老乡盖房总是喜欢碹起拱形的窑洞；从劳改队现实需求上看，修建窑洞形监号，周围皆为墙壁，只有一面门窗，有利于防止犯人逃跑。冬季拉完土车，入春我和建源君就从事修筑这样监号的劳动。他瓦工活儿极好，担任砌墙起碹的师傅工作，我在架板之下给建源君充当往上抛砖甩灰的小工。

东窗事发并非在劳动现场，祸起萧墙亦不在干活工地。一个星期天，他在院子里洗衣裳，洗出了一场灾难：受劳改队长委托担任严管班长的“内矛”符××，当天和建源君在自来水管旁闲聊。建源君说：“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惟独两个部位要多用肥皂。”

符××问道：“哪两个部位？”

“一是领口，二是袖口。”建原君回答说，“这两个部位最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上两天，在支左军管的一片肃杀气氛下，这两句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恶攻”的“反革命言行”。符××的演绎公式如下：领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领袖最脏。右派李建源仇视伟大领袖，但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就通过曲线攻击，以达到他宣泄对“文革”的仇恨和中伤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觉得符××的推理演绎荒谬绝伦。但是荒唐的年代产生荒唐的逻辑，荒唐的逻辑又演绎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源君 “现反”的罪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接踵而来的可想而知，小会批，大会斗，“燕飞”， “苏秦背剑”（一种捆绑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源君的身上。建源君那只本来见风才落泪的眼睛，在没有一丝风的牢房，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顺着面颊往下掉了。

这是我在山西曲沃劳改队遇到的第一件凄凉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比建源君更为严酷的第二件事，会落到张沪头上。建源君受到灵与肉的洗礼之后不久，始于1970年早春的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身材魁梧、作风跋扈的支“左”军代表于连长，身披一件军绿棉大衣，在空场上召开训政大会。他先宣读了“一打三反”内容（我只能回忆起“一打”是严厉打击“反革命”，至于“三反”都反什么，已记不清），后又动员劳改成员们之间展开揭发检举，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本来，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于连长训政之后，已经披着大衣离位而去，剩下的具体事儿，由劳改干部布置就行了；但离位而去的于连长，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因为在他离开椅子的瞬间，有人递上去一张纸条，他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看了几眼后说：“谁叫张沪？”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来。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没有的事。”张沪不亢不卑。

“那咋会有人揭发你哩！”于连长瞪圆了一双眼睛，“无风不起浪嘛！”

坐在男号队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来。据张沪告诉我，在冬季的守法认罪学习中，管理她们的沈队长，曾动员那几个女号向党交真心。张沪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五七年的反右结论，在女号中间讲了一遍。如她讲过“五一节搞游行是劳民伤财”，“听彭真反右报告时偷偷看小说”，以及模仿陶知行先生的诗，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黑板上，胡诌过打油诗 “大老官坐小汽车／小老官坐大汽车／没有车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们的沈队长，觉得一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记者，仅凭这几条就被打成“右派”，有点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张沪说了一句：现在定我为右派的那几个头头，都被群众当"走资派"揪了出来。沈队长当时只是听着，并没有对张沪的发言表态，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会后，那位姓沈的女队长，还曾对张沪的遭遇表示过惋惜--当然，这是在只有她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才能流露的感情。

没有料到为人老实厚道的徐盛增的妻子孙西敏并不像她丈夫那么厚道（曾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她在"一打三反"的会场上，不知是出于表现欲望，还是女性之间本能的嫉恨，抑或是荀子"人性恶"在这个特殊环境中更容易得到验证，反正她匆匆给军代表递上了这一张纸条，纸条上的那几句诬陷告密的话，差点把张沪送上断头台。笔者所以写完《走向混沌》之后，没有及时续写那些历史往事，实因对往事的回忆，常常引起我灵魂的颤栗；时到今日，那历历在目的场景，还能使我心跳的频率加快，血压陡然上升……

军代表问："你过去是个记者？"

张沪点点头。说话！是。过去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我考考你，你给我说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式，"政治和经济之间，哪个是基础？"

其实，在这样的场合，军代表之所以杀出一个"蒙太奇"式的拷问，不外乎表示自己并非大老粗，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标榜。张沪在1951年人民大学进修的就是政治经济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有厚厚的一叠，因而对回答这样1+1=？的幼儿园式的简单问题，可以脱口而出。但在当时的一片肃杀气氛中，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文革的基础。"

在场的全体劳改人员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谬误之外，"老右"都知道她回答错了。军代表立刻轻蔑地一笑：你是什么毬记者，连马列的ABC都不知道。请你嘴上卫生一点。给她带上手铐。

沈队长神色犹豫地站起来，想缓冲一下紧张气氛。但还没容她说什么，军代表已然对她发了脾气："听见没有？马上执行。"

沈队长摊摊手，表示她没有随身携带手铐。你是干啥吃的？这是专政机构！

干部们顿时愕然。

劳改队员们面面相觑。

整个会场无人声，几百号活人的会场，竟像坟茔般肃穆。我暗自为张沪心急，希望她能在现场没有手铐的情况下，说上一两句违心认错的话。在场的另一个军代表吴排长，甚至站起来大声提示她："张沪，你该知道你犯了错误，现在悔改--"还不迟去，拿手铐来，带她去隔离反省！"

给她带手铐的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

……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当今读者难以想象的：张沪的行李，被从我们同住的那间四号小屋搬走。由我们同来汾河湾的"内矛"张丽华（绰号"小耗子"）来监管她；张的"内矛"丈夫赵光弟（绰号"小黑子"）搬到我的小房来，对我实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