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另一个庄里插队的同学来串，说起他们那儿遭了雹灾。麦子全打烂在山里，老乡们拿着笤帚、簸箕上山去，把混了麦粒的黄土撮起来，一点一点地簸；娃娃们在黄土里一颗一颗地捡。不少婆姨簸着簸着哭倒在山坡上。我们听得肃然又惊然。

“国家会给救济粮吧？”

“给哩。给不闹①。”

“能给多少？”

“球不弹，”老乡说：“要饭去呀！”

“要饭去？”

“不了咋介？饿死去？”

这言论可算反动。不过那是北京的习惯，在我们那儿行不通。

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出去赚钱要绑一绳，出去要饭可以随便，方圆几千里内保证没有外国人。西哈努克来过一回延安，据说那几天延安街头没有要饭的。要饭多在冬天，一来闲下无事，二来窑里剩的几斗粮要留到春天吃，否则农忙时靠什么来转换成牛一样的力气呢？有时是一个人，拖一根木棍，提一个布袋，木棍随时指向身后称职的狗。

有时是一家人，男人喊一声：“打发上个儿！”婆姨牵定娃娃站在男人身后。挨家挨户地要，只要给，无论多少都满意。给的人体会要的人难，要的人看出给的人距自己也只差一步。

刚到清平湾时，我们还信奉着“在我们国家，要饭者必为好吃懒做之徒”的理论。茫茫大雪中，走来一个拖着木棍的人。村里的狗叫起来。那人走到我们灶房前，喊：“打发上个儿！”那人长得挺魁伟。

“你干嘛不好好劳动？”徐悦悦先去质问那人。

“什嘛介？”那人没听懂，声音很和气，以为是在和他商量一件什么事。

“不劳动者不得食！”沈梦苹说。

那人愈茫然，怔怔地站着，才发现这群人的语言和穿戴都奇异。

“你身体这么好还要饭哪？”

“你是什么农？”

“打发上个儿，”那人低声说。他既不懂我们的话，又不知道再该说什么。

明娃妈走到那人跟前，给了他一块干粮，说：“这些才从北京来，解不开咱这搭儿的事。”

那人拖着木棍走了，不时惶惑地回头来望。

冬天，我们熟悉的人中也有出去要饭的了。我们知道那些人实在都是干活不惜力的好受苦人。清平湾虽没遭雹子打，但公粮收得太多，年昔欠下的公购粮又要补上。年昔我们庄也是因为遭了灾，公购粮卖得不够指标。指标年年长，因为年年都有“一派大好形势”。要饭都是跑出几百里地去要，怕在熟人跟前脸面上不光彩，又以为越远的地方生活会越好些。翻山越岭，走雪地，顶寒风，住冷窑，那绝不是好吃懒做的人能受的。

冬天，我回到北京。母亲乐得不行，继而又落泪。我把一年的所见所闻向来看我的人讲个不停，自我感觉像个历险归来的英雄。听的人都惊讶，都感动，都叹气，最后又都认为我长大了。白天，剩我一个人在家，站在阳台上，看见上班的人潮，看见下班的车流，看见退休的老人带着孙子在冬阳下散步，心想天底下确乎不只有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