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店的女孩和我聊起一件事，关于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经历。说起一生，坐在咖啡店里好像已经度过了非常完整的时间，连同稀薄的未来，都被归入往昔的硬块中。

她说：“八岁那年夏天，我掉进了一口废井，不是普通的井，是抽地下水的深井，我被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井就在我爸爸的厂里，当时就我和我姐姐在。”

“吓哭了吧？”

“不记得了，起初肯定是哭的，后来哭不出来了，怎么被人救上来的也忘了，听说是动用了施工队和消防队，把那整个一口井都掘开了。掉下去的时候是下午，出来时是深夜，聚光灯照着，所有的人都只剩下一团影子。”

这倒是个恐怖的经历。

她说：“知道我是怎么掉进去的吗？”

我抽烟，等她说下去。

“我姐姐推了我一把。”

“应该不是故意的吧，只是为了吓唬你。”

“你错了，她压根就不承认推过我。”她说，“可怕吗？”

“有点儿。你和你姐姐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十八岁以后就没再见过她，也从来不联系。”

“既然她这么可怕，离她远点是对的。”

“井更可怕。”她确定地说，“如果没有那口井，我姐姐又干吗要推我呢？”

“这个逻辑极具穿透力。”我说。作为交换，开始讲我的故事：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乐队，喇叭啊，鼓啊，琴啊，反正都有，音乐老师是指挥。我在这个乐团里负责敲三角铁，这是一个最清闲的活，基本上不需要我劳动什么，到某个点上，叮的敲一下，过一会儿再敲一下就可以了。敲三角铁是站在最后一排，最不起眼的位置，也不需要对整个乐曲有什么理解，负责好那一声“叮”就万事大吉，当然也不能走神，要是连最简单的一声“叮”都忘记掉，事情就会很麻烦。

“这很恐怖吗？”她问我。

我能进乐队，并不是因为音乐老师喜欢我，而是班主任把我推荐过去的。音乐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胖女人，她是个阴郁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承蒙她的不喜欢，我就担任了敲三角铁的任务。我希望她能把我忘记，但是在“叮”的那一声时，她总是会把我记起来，阴郁而凌厉的目光穿过重重小脑袋，直接射在我的脸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被她的目光吓出了幻觉，哪怕我闭着眼睛敲三角铁，还是会感觉到她的目光刺透我的眼皮，直插瞳孔。

她说：“音乐老师好强的气场。”

“倒不如说我根本没有气场。”

“不，你气场很强。”她说，“但不是侵略型的，而是防守型的。很特别。”

防守型气场。难道我是一个如此密不透风的人？不，更多的时候我感到的是身体里面的Bug，某种缺陷，从编程之初就决定了的东西。Bug不会使我像锅仔一样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而是瘫痪，什么都做不了，即使程序背后的意志力也休想启动我。某种角度看来，意志力似乎是拿我无可奈何，但是，这绝非我个人在抗拒，仅仅是瘫痪。

我想我也有自己的井，假如没有井，又何必感到恐惧？

让我们听音乐吧。

“我现在的状态就像卡在了井里。”她说。

咖啡店的生意已经一塌糊涂。某一天索性连咖啡都没有了，只提供现成的瓶装饮料，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我本来就只喝罐装啤酒。

有一种溃败感正在生成，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店就关张了，她也会消失。她告诉我，老板欠债逃掉了，现在她主持一切事务，朝九晚五地上班，成为整个咖啡店里无所事事的女招待。

“干吗不走？”我问。

“在这儿待久了，不知道去哪里好。换个地方就等于换种身份，有点适应不过来。”

“也对啊，你要是离开了这里，我就得从头认识你了。”

灰尘日渐明显，杯子都是脏的。我让她有空也打扫打扫，她说：“只会端茶送水，绝不铺床叠被。”接着伸了个懒腰，说，“哎，坐在这里快要发疯。我就等着有一天忽然来一群人，说，你可以走了，结工资回家吧。我拿着钱出门，回头一看，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咖啡店不见了，消失了。”

“变成废墟了。”

“废墟都不是，是一个异次元空间。”

某天下午，附近有一所化工厂释放二氧化硫，这股气味使留在学校里的人活像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躺在床上的人犹如伤兵，到处都是呻吟，我要死了我要憋死了。我噼里啪啦地关窗，但已经晚了。齐娜曾经说过：“这种气味会使猫发疯的，猫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条臭咸鱼。”猫的世界怎么样我不知道，人的世界立刻崩塌了，气体比一切物质更容易转换为情绪，对人来说，整个世界同样是一条臭咸鱼，只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猫。

我背上包，夺路而逃，直跑到咖啡店门口，气味不那么浓烈了。我走进去，咖啡女孩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纸，活像退休老干部。她向我解释，看报纸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本地新闻，例如无名尸体之类的，那可能是店老板。

“这不太可能。”我说。

“两个月没发工资，人也不出现，最近一个礼拜连电话都打不通了。死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

“谁会去杀一个负债累累的咖啡店老板呢？疯了。”

说起咖啡店老板，我记得是一个长发、前秃的男人，一年四季戴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粗得简直离谱。我一直期待着金粉脱落，看到里面是黄铜打底的，两年过去了，可以确认是纯金的。咖啡女孩恰好也想到了金项链，说：“就为那根项链，被人劫道，抢光了杀死在路边，有可能吧？”

“尸体很快就会被找到的。”

“晤，”她托着腮说，“可能被扔到河里去了呢。”

“一个礼拜了，也该漂起来了。”

“碎尸了？”

“就为一根金项链？”

“你对杀人还挺在行的。”

“我杀过人，哈哈。”我说，“放点音乐吧。”

“听什么？”

“继续你的《OK Computer》。”

“说实话，听腻了。”我从书包里拿出Lush乐队的《love life》，递给她。她翻看了一下，问我：“这就是你寒假跑到南京去淘来的？”

我说：“可不容易呢，跑到南京，在很冷的旅馆里一个人过春节，车票全都卖空了，想去哪儿都不成。大年初一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回到T市，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唱片，一次买了两张。”

她把唱片递还给我。

“很一般的乐队，绝不如Radiohead。”

“并不见得就必须钟爱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说，“不放？”

“店里的规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乐。”

“以前的规矩，现在都快停业了，眼看就要改头换面。”

“规矩就是规矩，记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说的话，总有她自己的道理，类似隐蔽的真理。”

我无话可说，音乐也没有，走回沙发那儿，继续瘫坐着。她分给我一叠报纸，我看着本地新闻，问：“有没有关于敲头杀手的新闻？就是拿榔头敲人的那种。”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现了，就在我们学校，有人半夜闯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厕所里敲昏了一个女生，欲行非礼，结果被发现了。”

“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双红鞋啊，戴了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直到黄昏，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等她。我说没问题，等她。

她不在时，我往唱机里放进《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