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的地方结束

二〇〇一年六月,我,夏小凡,以一个毕业了的大学生的身份被有关部门押上汽车,遣送回我的原籍麦乡。因为我在T市没有办理任何暂住证明,而我本人的学生证也于毕业那天作废了,学校不会再来保我。我对他们说,我能找到其他人来保,但他们微笑着告诉我,先回麦乡再说,那儿有一个收容所等着我,我会住在那里,然后等着别人出钱赎我出来。这是一个固定的流程,非常简单,按手续办就可以,不会有人打我,也不会有人为难我,前提是我要老老实实、尽快找人来赎。

后来我搞明白了,被遣返回麦乡,并非因为我是麦乡人,这不是一次定向的返乡旅游,而是因为T市的收容中转站就设立在麦乡。我被押上了一辆破旧的大巴,沿着公路向西驶去。同车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甚至包括孕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要求喝水,没有人想到要上厕所。

沿途的景色既熟悉又陌生,河滩和农田,捞沙的码头,水泥厂,农村常见的小楼房。黄昏时,车子进入麦乡地界,看到有人在烧麦秸,星星点点的火光铺满了大地。公路颠簸起来,烧麦秸的烟雾很重,大巴像是驶入了云中,很久很久,外面什么都看不清,只有隐约的火光。

天快要黑时,大巴驶入了麦乡市的郊区,但它并没有进入市区,而是拐入了一条很窄的水泥路,两旁是高大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六月里长得茁壮而茂密,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T市的收容中转站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大巴驶入一扇大铁门,围墙里面是一幢白色的房子,有点像教学楼的样子。一盏射灯忽然亮起,照着大巴,在几个人的指挥下,我们有序地走下车,到管理处去登记。

“这里有没有一个斜眼的年轻人?有没有一个少了四根手指的家伙?”我问管理处的人。他没有回答我。我走出管理处时,看到连片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已经占据了墙头和屋顶。这确实是我曾经熟悉的风景,并且在这个场合下看来更为酷烈了。我又回到了麦乡。

我对咖啡女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关于麦乡的。

很多年以前我生活在麦乡,那时候它是县城,到一九九七年才变成县级市。和所有的县城一样,没什么特别可以描述的,我的理想也和同龄人一样,初中升入高中,高中能考上T市的大学就算不错了。那是九〇年代。盗版CD卖三十块钱一张的年月。

我父亲是麦乡一家农机厂的厂长,当地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之一。这在麦乡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我很早就认识小白,她和我一个学校,比我低一届。她长得很美,拥有D罩杯的胸围,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中学的时候她还没那么出挑。她的父亲是农机厂的工人,大家都叫他老白。他们家和我家住在一栋楼里,农机厂分配的房子。那栋楼里的人对我都很客气,包括白家的人。

老白很沉默,老白的老婆也差不多,都是那种没什么本事但比较厚道的人。我对老白的印象很好。最初我父亲在厂里管行政,负责分配房子,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十岁那年我记得有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父亲的脑袋按在抽水马桶里,要他分房子。当时是老白把我父亲从马桶里拽了出来,喝退了那些人。也因为这件事,我父亲对老白不薄,一直比较照顾他。

我母亲在县医院做医生,有头疼病,老白曾经给她搞来一些据说是很名贵的中草药,尽管我那位学西医的母亲对中药不屑一顾,但还是回赠了他们家好多东西。后来我听说,父亲给老白换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岗位。

我很喜欢小白,人们都知道白家有一个美丽的女儿,性格温柔,非常懂事。后来到了初中时,她渐渐地显露出了一些缺点,她身材不太高,腿短了点,胸围却比一般女孩更为可观。我母亲曾经说过,这姑娘的脸遗传了她的父亲,身材却遗传了母亲的,有点可惜了。但我依然喜欢她,我经常去她家里玩,也曾经约她去钓鱼,去看电影。当时邻居说,看,夏家的儿子和自家的女儿早恋了。

我们都没什么朋友,这样挺好的。我吻过她,仅仅是吻过。那是高一的时候。

我十六岁那年,农机厂濒临倒闭,很多工人下岗。那几年麦乡的诸多企业都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厂长在卖厂,工人在卖血。我父亲的情况,当时我不是很清楚,后来知道他也在干着相同的事情。我们家搬到了新房子里,我穿上了崭新的耐克鞋,有名牌山地自行车,拥有一台众人羡慕的niscman。

那年小白的母亲遭遇车祸,她死得很惨,被汽车拖行了很远,远得你难以想象的距离。肇事车辆逃之夭夭,三天后被抓获,是一辆货运卡车,已近报废的货色。司机一贫如洗,双眼血红,除了赔一条命给白家,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阶段我曾经陪着小白散心,她从那时候开始就喊我“夏大哥”,一直喊到大学。

不久以后。农机厂开始编制下岗职工名单,拿很少的下岗补贴遣散回家。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记得老白曾经到我家来过一次,拎着当年秋天新上市的大闸蟹和一瓶五粮液,一份大礼。老白求我父亲不要让他下岗。

我父亲答应了。

但是翌年元旦老白仍然出现在下岗职工的名单上,我不知道父亲何以如此绝情,后来他们告诉我,农机厂其实已在筹备着破产,所有的职工都要下岗,谁先谁后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你爹就是个混蛋。像你爹这样的个个都是混蛋。”

我当然知道。

我还和小白见面,见面也谈到老白下岗的事情,她从不埋怨我父亲。她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品质,绝少会让她去埋怨别人。她问我考哪所大学,我说凭我的烂成绩,大概只能考考大专了。她说:“你考什么学校我就考什么学校。以后还能常见面。”

那年春节,我父亲大年初一在厂里值班。当时工厂停下,厂里没有人,我父亲独自在办公室看过期的报纸。老白走了进来,他用一个痰盂套住了我父亲的头,用一把剔骨刀在他胸口扎了六刀。血溅得到处都是。行凶之后,他反穿着棉衣走出厂门。

他回到了家里。几乎是同时,厂里的门卫发现了我父亲的尸体,第一个电话是报警,第二个电话打到了我家。门卫不是心理医生,他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夏厂长被人杀了。”讲完又添了一句,“老天有眼啊。”

很久以来,我一直无法理解老白。为什么他要行凶杀人?下岗已成事实,杀人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这个问题不如另一个问题更为费解:为什么他要把一个痰盂套在我父亲头上?

是为了阻止我父亲叫喊?

是为了让我父亲无法辨清方向?

是为了当年他把我父亲从抽水马桶里拽出来?

无从考证。

老白成了英雄;我父亲因为被杀而获得了一笔保险赔偿,够我读完大学;我母亲于两年后改嫁;我于一九九八年考取T市工学院,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在学校里诧异地看到了小白,我们相对无语。

那个杀人之夜,我母亲接到电话并瘫倒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犹不知事情的原委,只感到一阵寒意,预感到出了大事。这时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小白站在门口。

她告诉我:“我爸爸把你爸爸杀了,刚才他跳楼自杀了。”

这是我对咖啡女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现在我回到了麦乡,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答应了要去找她,恐怕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故事我对她说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讲完,事实上我讲了很久很久,那天我从医院把她送到火车站,整个路上我就在讲这个故事,现在它结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