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三天，我在租借来的躺椅上睡觉，腰都快断了，等到老杨拔了管子，可以活动了，我就睡在十三号病床上，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什么烦恼都没了。它柔软而有质感，雪白的，能调节角度，有一股淡淡的药水味。阳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我的脸上，这时我会想起曾经的厂医姐姐，我对她的怀恋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只有在此种场合下才会重新泛起，太熟悉，以致它不再会充塞于我的大脑，仅仅是包围了瞳孔，就像隔着眼皮看到的阳光。我一下子睡死了过去。

后来我被护士推醒了，她说：“十三床，吃药。”

“我不是的。”

“知道你不是。十三床叫杨迟。”护士说，“别躺着了，下来吧。”

“我睡得好好的。”

“医院的病床，家属不能躺，这是规矩。”

我一看身边老杨已经不在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空一张床，我不躺着它也浪费了。就让我睡一会儿吧。”

“你去监狱探监，也可以进去躺着吗？”

她半真半假的，既严肃又带着微笑，有点像是在调戏我。我说我再睡那个躺椅的话，就该直接去骨科病房挂号了。掀开被子打算往下跳，护士哎哟一声捂住眼睛。我大为羞惭，一扭头看见自己的短裤兜在床头的热水瓶上。我睡得太死，又丧失了警惕，忘记了杨迟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

我穿好了裤子，跑到阳台上抽了根烟，然后满世界找老杨。那个护士又来了，对我说：“杨迟在隔壁。”我冲进五号病房，并招呼那护士说，你跟我来，我要把他的裤子扒了，像少年时代的暑假一样，我要在他布满针眼的屁股上画出一个天秤座的图案，让你看个痛快！护士乐翻了，倚住门框说：“提醒你这里是女病房。”

老杨站在病床前，回过头用食指竖在嘟起的嘴唇前面。嘘。表情非常严肃。

他指向病床。我这才看见床上躺着个小孩，个头很小，用被子裹着，已经睡着了。我看看老杨，心想这不会是你跟绍兴师姐的孩子吧？鉴于这是女病房，我判断孩子的性别是女，年龄么，我对小孩不在行，看不出来。旁边有个壮硕的护工阿姨说：“她一岁半了。”

“很乖嘛。”我讪讪地说。

“这是个孤儿。孤儿院里送过来的。”

“哦。”

我又低下头，怪好奇地打量孩子。护工阿姨一边吃瓜子一边告诉我，孩子没爹没妈（这不是废话吗？），送到医院来是因为生病（还是废话），政府对此很重视因此派了她来看护孩子（我也看出来了）。孩子翻了个身，我猛地直起腰，觉得有点慌张。后面的护士说：“不要紧的，一岁半的孩子最好玩。”这时老杨跑回自己的病房，拿了几个苹果过来，交给护工阿姨。护士托着盘子进来，先把一瓶药水挂在床头铁架子上，然后把针头插进了孩子的额头。孩子醒了，短暂地哭了一下，场面有点残忍。我退回到后面。杨迟对护工阿姨说：“等会儿你把苹果削给她吃吧。”护士嘉许地说：“大学生，很有爱心嘛。”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给了杨迟一个浅笑：“你状态不错，后天可以出院了。”

“我会回来看你的。”老杨说。

孩子吊水的时候，我和老杨回到六号病房聊天，他心神不宁，隔壁小孩稍有哭声，他就跑过去看一眼。往返数次。后来听见他和护工阿姨吵了起来：“你怎么吃我的苹果？”护工阿姨说：“我就削了一片，尝尝甜不甜，你这个大学生也太叽歪了。”老杨说：“我的苹果都是甜的，你要是想吃，我另外再给你几个嘛。”护工阿姨说：“哎哟，知识分子就是烦人。”

这时有一些病人走过去看热闹，护工阿姨接着介绍情况，孩子是去年捡来的，一没残疾二没病，就这么扔在马路上，连一张字条都没留。挺健康的孩子为什么扔了？这很费解。看热闹的人们揣测她是农村孩子，农村重男轻女，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他们很可能就把女孩子扔了或者送人——最保险的还是扔了。有个老头说，这都算好的，以前还有杀婴，直接扔井里。另一个老头就说，农村虽然落后但没那么蠢，扔井里，井水还怎么喝，其实通常是活埋啦。还有人反驳说，这是上海，不是农村，都他妈搞错了时空，孩子长得那么白怎么可能是农村的，估计是个私生子吧。我被这群看热闹的病人和病人家属拦在了外圈，听见孩子大哭起来。老杨说：“都散了都散了。”与此同时，开饭了，人们陆续离去。

又过了一会儿，护士来给孩子拔针头。这次孩子没哭，显得格外地惹人怜爱。我和老杨在床边看着，孩子向我伸出双手。我有点害怕，我天生怕小孩。身边的老杨向她伸出一个手指，孩子握住他的手指。护士拍了拍孩子，对老杨说：“真想把她领养回家啊。”老杨让我也伸手，我没答应，觉得被一个一岁半的孤儿握住手指是件没意义的事，你并不能真的给她什么。但老杨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奇迹，从来没有小孩子喜欢过他。后来护工阿姨说，你们都别太自以为是，这是小孩的应激反应，正常孩子都会这个，如果不会就是脑瘫了。

老杨和护士玩得入港了。护士用手指挠孩子的脚底，后者咯咯地笑了。护士回过头对老杨说：“你也来试试。”老杨也挠了挠，孩子照旧笑得开心。旁边护工阿姨说，这还是应激反应，并不代表她就喜欢老杨。护士脾气再好，这会儿也板下脸了，说：“是的，我知道这是应激反应，我也有这种应激反应。你烦不烦啊！”

杨迟对孤儿的感情来自他的童年期。五岁那年，他爸爸去南京进修，他妈妈恰好生病，于是借住在邻居家差不多有半年。这半年相当恐怖，邻居家天天给他吃豆腐，因为豆腐比较便宜，如果开荤就是给他吃肥肉，冷的，吃得他这辈子看见豆腐和肥肉都直接吐。那会儿他去幼儿园，邻居都不接送他，给他一份午餐，自己拎着每天去报到。这比孤儿还不如了。幼儿园附近还有个中学，中学生早上遇到老杨，没二话先把他的饭盒放到树上去，导致老杨长大以后爬树爬墙比猴子还利索。五岁，是他记忆的开始，那个开端处就是他没爹没妈，每天晚上听一个神经兮兮的邻居给他讲鬼故事，早晨爬树拿饭盒，放学前被同班的孩子打一顿，导致他心灵深处缺失安全感。

高中时代，老杨爱上一个同班的女生，她父母是支边的，在新疆不能回来，她借住在亲戚家，境遇悲凉。很快就和老杨发生了感情，十六岁就在家里风流，后来那女孩考上了南京的大学，和老杨分手，再也没有见到过。初恋具有一种放大效应，据说那女孩在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说自己是孤儿，导致他心灵深处充满了负疚感。两两相加，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曾经给老杨讲过一件事。大概是九三年，我所在的糖精厂里有一个人死了，他欠了一屁股的债，父债子还，跑不掉，而他的儿子只有十岁。经过厂领导的特批，这孩子在厂里募捐，抱着一个纸箱，每天中午站在食堂门口。遇到善心人，就往他的纸箱里扔点零钱或者是饭票。孩子从来没抬起头来，每次走过，我就看见他脑袋上的一个旋儿。

我从来没有向那个纸箱里扔过一毛钱。

“缺乏同情心？”

“不是。我很同情他，但是我没法掏出零钱或者饭票扔进纸箱，这于事无补，只会让我的同情变得像饭票一样恶心。”

“你嘛，我很清楚。你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你看上去是个工人，其实不是，其实是个诗人。对吧？诗人。”

“你其实是个美国人，妈的。”

傍晚，老杨又跑出去买了各类零食和水果，放在孩子的床头，赢来一片赞美。只有那个护工阿姨说，这些东西小孩不一定都能吃。老杨不管，跑得累了，回到病床上倒头就睡，并且告诫我不要妄想扒他的短裤。

我独自去药房找路小娟。

路小娟当天值夜班，还没上岗，正坐在休息室里，把铝制饭盒里的最后一点米粒扒进嘴里。我揶揄说：“小娟，做医生也要倒三班啊？”

“为人民服务嘛。”路小娟放下饭盒，“对了，你倒三班的时候有神经衰弱吗？”

“有，每天都想睡觉。”

“每天都想睡觉，那不是神经衰弱。每天都睡不着那才是！”

“那我就没有神经衰弱了，那会儿把我放在炉子上我都能睡着。”

“你真幸福。我现在他妈的神经衰弱。”

我们走到门诊部说话，外面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这种气味对某些人而言就像香水一样好闻，也是应激反应之一种。我不行，我爱闻汽油味。我们坐在连排塑料椅上，一边说话一边抖腿。我忽然发现了家族DNA中的共同点，那就是抖腿，坐那儿一起抖，她抖右腿，我抖左腿。我师傅以前说过，男抖穷，女抖贱。这是经验之谈。抖腿属于无意识的动作，它超乎经验和理智，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我们两个人抖得如痴如醉，心旷神怡，最后旁边一个孕妇实在受不了啦，她说：“你们俩能别抖了吗？再抖我孩子都下来了。”吓得我们都站了起来，一溜烟地跑了。

“带我出去玩玩吧。”我说，“实在太无聊了。”

“你还是回去照顾杨迟吧。”

“他不需要我照顾了，已经缓过来了。”

小娟想了想说：“那我也去看看杨迟吧，很久没见过他了。”

我们走到病区，还在走廊里就听见杨迟惨叫，我走进去看，美丽的护士正将一枚银色的针头扎进他的臀部，雪白的臀部现在已经有好多针眼了。老杨回过头对护士说：“赶明儿我也在你屁股上扎一针。”护士拔出针头，昂起下巴，挑衅似的一笑，走了。我走过去拎起被子堆在他暴露的部位上，然后招呼路小娟进来。

老杨趴着和我们说话。

鼻子已经没事了，快要毕业了，工作还没找到，在一家化工厂实习和工人师傅打了一架，两门功课挂科，其中一门叫管道流体热力学，谁他妈搞得懂是怎么回事吧，英语也没过关，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化工人才，倒是在学校里兼修的国际贸易，成绩优异，很显然自己是个商业天才。

路小娟冷冷地听着，觉得他太啰唆了，终于等到他说完。“好好补补身体吧。”路小娟最后叮嘱了一句，“我让路小路给你买的补品呢？”

“哪有补品？”老杨问。

“我给了他三百块的。”路小娟站起来说，“路小路，你自己跟杨迟结账吧，我不管了。”

“你竟然把我的钱给咪了。”老杨大叫。

“其中有两百块是我的。”我这个破产青年也大喊起来。

现在轮到老杨数落我不是人了。为了孤儿他把治病的钱掏出来买零食，而我揣着三百块假装自己有心理障碍，不能施舍一点廉价的、狗屁的、诗人般的同情心。我越听越头大。路小娟说：“哪儿有孤儿？”

老杨捂着屁股把她领到隔壁病房。路小娟走到孩子身边，护工阿姨很尽职地又介绍了一遍，小娟发出了一声温柔的叹息，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转脸对我说：“你就是个人渣，老杨是个好人。”

我羞愧难当，跑到楼下去抽烟，让那一家三口子在一起幸福一下吧。过了一会儿路小娟出来了，对我说：“我要上班去了，晚上来找我玩。”

我说：“后半夜行吗？”

路小娟说：“后半夜别来，我脸会肿，不好看。”

那天夜里我带着老杨去回访路小娟。十点钟，她和同事换岗，坐在休息室里，春天的晚上有点冷，她披了一件深蓝色的棉衣在身上，和工厂里的女工相似。外面的急诊室很热闹，无数打吊针的人，手背上都长出一个管子，好像某种深海里的鱼类。不一会儿，救护车送来头破血流的人，跟着警车也来了。路小娟叹了口气说：“今天晚上很热闹。”

“以前呢？”

“经常很冷清。”路小娟说，“白天那么热闹，觉得烦。晚上没人，又觉得枯燥。配药发药，就这么点事，不能出错，出错会死人。死了人，我就要去坐牢。”

医院的休息室并不比工厂的更衣间强多少，一排橱柜，地上一溜鞋子。医生都有洁癖，八小时之内的鞋子是专用的，不穿回家。墙上挂着几件白大褂，有一把长椅靠墙放着，这就是值班药剂师打盹的地方。不见枕头被子，只有蓝色棉大衣。

“棉大衣太寒酸了。”老杨惋惜地说。

“不寒酸就被人偷走了。医院里小偷多。”路小娟说。

“不打搅你睡觉，我们走了。”老杨说。

“我反正也睡不着。”路小娟说，“你们别在这儿抽烟，这是医院。”

“老是睡不着会生病的吧？”

“会得抑郁症，精神病。”

“会吗？”

“会的。”路小娟站起来说，“你们陪我出去走走吧。”

外面更冷，她披着大衣走在前面，指着一辆出租车说：“别停在救护车专用通道上。”然后带我们走到门诊部前面黑漆漆的空地上，在那儿停下，喘了口气。急诊室的盛景像是骤然后退，那些人都聚在亮处，灯光在地面上划了一条分界线。一些暗红色的汽车尾灯在晃动。

路小娟伸手要了根烟，抽了两口扔掉。

“我以为医生都不抽烟。”老杨说。

“解闷抽几口，不真抽。”路小娟说。

我们站了一会儿，老杨忽然说：“我想领养那个孤儿，你们觉得可以吗？”

路小娟说：“领养孤儿的手续很复杂，我们科室有人在福利院领了孩子，条件苛刻，必须年满三十五周岁，有正当工作，夫妻有一方不孕不育。将来万一生了孩子，必须把孤儿还给福利院。孤儿属于国家。”

老杨说：“我问过了，可以‘认养’，没有任何条件限制，负担那孩子的生活费。周末还可以去看看小孩，陪她玩。”

路小娟说：“那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你这个样子——福利院的人除非是脑子被枪打了，才会让小孩陪你玩。还是先找到一份正经工作吧。你留在上海吗？”

“不知道。”老杨说，“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不用当真。”

路小娟又点了一根烟，说：“哎，你是个好人，杨迟。”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工作，关于鼻腔息肉需要注意些什么，关于抑郁症。后来路小娟说，她要去换班了。我们一起往回走。老杨说：“我明天大概就可以出院了。”

“明后天我都在家睡觉，吃了安眠药睡，你们出院的时候就不用来找我了。”路小娟说。

她走进休息室，关上门。我和老杨默然地站在急诊部的人群里，过了一会儿，看她穿着白大褂走出来，双手抄在衣兜里，再也没有朝我们看一眼，径直走进了她的玻璃橱窗式的药房里。

回病房的路上，我对老杨说：“我妹妹很可怜的，大学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她爸爸花了五千块钱，贿赂了院长才把她弄进医院。看上去很风光，其实就是倒三班，在药房里坐一辈子。混上药剂科主任根本没可能。她不想干了，可是一个学医的人，不做医生又能做什么呢？她不比你，你学化学工程的，干不了工程师你还能去做工会主席。”

老杨说：“你真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心里还在为她难过呢，你丫居然说我做工会主席，他妈的。”

我说：“别难过了，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到病区走廊里，我们看见健硕的护工阿姨正在吃东西，人都睡了，就她还在。老杨很机敏，问：“你吃的是我买的零食？”护工阿姨不屑地说：“吃吃嘛，我半夜饿了。”我很生气地说：“你这也是应激反应吗？饿了见什么都吃？”护工阿姨说：“你们别搞错了，这本来就是膨化食品，不适合小孩吃的。”我说：“那你也不能吃啊。”

护士走出来看情况，让我们不许吵，影响了病人休息。我和杨迟心情不太好，越说越生气，走进五号病房一看，整包的零食全都拆开了，吃得七零八落。孩子横着睡，半个脑袋在床外边。这阿姨太不负责任，嘴巴又硬又馋。老杨劈手夺她手里的零食，阿姨脾气比我还暴，虚晃一下，让老杨抓了个空，紧跟着发出一声洪亮的鸡叫声，仿佛来自李小龙的电影。老杨扑上去，一鼻子撞在阿姨的肘锤上。

我看见杨迟捂着鼻子直起身体摇晃了一下，护士捂着嘴惨叫了一声，护工阿姨还捂着手里的零食。忽然之间，鼻血从老杨的指缝里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