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欲静而风起青萍

馕师热依穆的回忆

赛里木来到爱国大队已经十几天了。尽管他很稳重，没有开大会作报告，没有召集什么专门的汇报会，没有宣布什么惊人的意图或者计划，没有对看到的一切事情发指示、下命令，他的到来仍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县委书记来到社员的身边，而且天天和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谈心，毕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党员会开了几次了，后来又扩大了范围，吸收团员、积极分子和一些队干部参加。支部扩大会议的一些情况很快传了出来。各生产队也分别召开了社员大会，由大队领导干部分别宣讲了“十条”的精神。赛里木参加了一些队的会议，有时作一些补充发言。毛主席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像东风一样地吹到了每个队、每块田和每家每户。人们纷纷议论着自己周围的阶级斗争的现象，议论着生产队和大队的领导班子，议论着六二年的事件遗留下来的需要清理的问题。其中，尤其是七队形势发展很快，本来，憋着一肚子火，东风一吹，就汇成了烈焰。阿卜都热合曼、吐尔逊贝薇他们对县委书记抱着急切的希望，希望他能有一番大刀阔斧的措施。他们每天都注意和打听县委书记的行止，甚至感到有些着急了，为什么赛里木竟是这样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好像是为了回答他们，赛里木一次在七队的会上说：

“社员同志们陆续提出了一些意见，这很好，大家等着我拿出办法，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创造奇迹的妙计。生产队的主人是你们自己，毛主席的指示要靠你们贯彻，办法要靠你们自己想。我们要好好学习，要摆情况、找问题、梳辫子，提出的问题要一一落实、弄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情况明了，问题清了，才能考虑解决的办法，这是共产党做工作的‘老一套’的办法，也是需要花时间、费气力的办法，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什么更痛快的捷径。我要向你们学习、找办法、找经验，推广出去。我在这儿，希望能够多多少少支持你们，鼓励你们去动手解决你们队的问题，我不可能代替你们，我包不下来……”

赛里木讲的是老实话，第一，阶级斗争的讲法义正词严，高屋建瓴，激励多端。第二，眼下的阶级斗争不像土改、剿匪，在识别谁是最最危险的敌人方面不无难点，满怀斗志，却硬是不能断定谁是阶级敌人。第三，说到底，中外关系他知之有限，见识有限，判断有限，谈不到自觉地参加与境外反动势力的斗争。第四，运动还没有搞起来，工作队还没有进驻，但他作为县委领导又不能观望坐等闲呆着，他到底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在里希提的主持下和赛里木的引导下，七队选出了一个查账小组，由阿卜都热合曼、艾拜杜拉、伊明江和吐尔逊贝薇组成，先由经济问题入手，查清队里存在的问题。

穆萨蔫了。原来这位好汉子很容易像吹胀了的皮球一样挺胸凸肚，也同样容易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垂头丧气，他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四清”的矛头似乎恰恰就是针对他的。真是好景不长！他的声音已不再洪亮，他的为了显示自己戴在小臂上（不是手腕上）的大三针瑞士表而挽起的上海产衬衫袖子已经放了下来，他的两端上翘的黑胡须也开始顺着嘴角向下出溜了。但是，请不要误会，他根本没有真的恐慌起来，他不过是善变罢了。在县委书记身边，他当然明白，再玩飞扬跋扈是不聪明的。他早有部署。正像在那个喝啤渥的夜间他对库图库扎尔所透露的，他有意识地大量暴露自己的一部分缺点——诸如不参加劳动、吹牛骂人、从队上大量借支等，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明显的、把辫子梢递到旁人的手里的——就是为了一旦搞什么运动时立即被揪住，立即交代、检讨、改正，并从而掩盖他的另外一些性质重得多的问题。他历经浮沉，颇有经验，尤其有失算和倒霉的经验。再加上他的性格是乐观的，“过一天算一天”，“在斧子下来以前树墩子得到的照样是休整喘息的机会”，“人生就是嬉游”，这是他信奉并实践了多半生的格言。赛里木来到以后，虽然他大大受到了约束，不能成帮结伙地寻欢作乐，然而每晚他都关紧院门独自饮酒、唱小调。扫兴的是自己的老婆，马玉琴以回族人特有的耐心和固执不停地在穆萨的耳边唠叨着：

“我本来就不愿意你当队长。你既没有文化又不是党员。我们为什么要当干部呢？不当干部也一样地吃拉面和生儿育女。我天天为了你而忧虑、害羞。你觉得你神气吗？你得到的是一分尊敬和一千分笑骂，一分好处却带来了一千分祸害……”

穆萨拍桌子、骂娘、举起拳头来威吓，马玉琴既不躲避也不住口，依旧细声细气地说着，每一句话都是十足的丧气。穆萨哄慰着、解释着、论证着，他说明自己是个有本事的人，完全能胜任队长的工作而有余，即使碰到一点麻烦也一定能够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是马玉琴不听，她甚至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算了吧，你那点本事我知道！在我见到你的时候，你没有房屋，没有财产，夏天脱不下棉袄，冬天穿不上皮靴，睡觉枕的是土坯……”

穆萨跳了起来，他最不能容忍马玉琴提这一段，他扬起了手……但是，儿子哭了。这是他和她的儿子。女儿没有在心上。但是这是儿子！他四十岁了，还不到三十岁的马玉琴给他生了个儿子。他的一切都是马玉琴给的。他一生中胡乱发生了性关系的有许多女人，那种感觉与牲畜差不太多……没有一个女人像马玉琴这样忠实、痴心……他的手软了。

“有什么办法呢？有哪个男人能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树立威信呢？”他颓然想道。

受到查账组的建立这件事的冲击的不仅是穆萨一家。阿西穆也惶惶不可终日。

“不要去！不要掺和到查账的事里去！先请十天病假，我去和里希提说去。查账，这是上边的事情。要不，谁愿意查谁查去！我们的事情是抡砍土镘和服从领导，你记住：奉公守法，奉公守法，还是奉公守法！要懂得害怕，不害怕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完蛋了，留下的只有会害怕的人。好人哪一个不知道害怕？坏人哪一个不声称自己是啥也不怕！哪怕上级任命这根不会说话的桩子当队长，我们见了它也要低头行礼！”阿西穆慌慌张张地说。

“爸爸，您不懂……”伊明江试图解释，但是阿西穆不容他说话，阿西穆尖声喊道：

“我不懂，你懂吗？结果的树枝都是低着头的……低头走你的路，不要管旁人的事！”

“爸爸，生产队是我们自己的……”

“生产队是你自己的？你把生产队的化肥拉一车来，上到咱们的园子里……”

和这样的父亲能讲什么道理呢？他已经把姐姐逼走了。而且这样一个白胡须的男人，动不动就哭。父亲掉起眼泪来了……伊明江推开门走了出去，不顾父亲“回来！”“回来！”的嘶哑的叫嚷。他住到艾拜杜拉家里，恰巧查账也忙，他借口晚上太疲劳，懒得回庄子，一连三天没有回家。

阿西穆家里“祸”不单行。自从库图库扎尔在瓜地向他谈到爱弥拉克孜的婚事以后，他决计答应帕夏汗说的那一门亲。对方是伊宁市擀毡子的一个工匠，每月能挣八九十块钱，只是，他先天缺一只耳朵。那又如何呢？女儿缺少的是更要紧得多的一只手。少一个耳朵，少听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言，少生气，少惹是非。阿西穆收下了男方的使者送来的砖茶和馕，而且和“使者”讨论了条件：他要求男方给爱弥拉克孜做两套、给自己、老伴和伊明江各做一套斜纹布衣服；给爱弥拉克孜添置两条头巾，其中一条头巾是羊毛制品，外加一双皮靴。当男方的使者略露难色的时候，他掐起手指和人家算，爱弥拉克孜在他家已经二十余年，长这么大，容易的事吗？每天都要吃饭，每年都要做新衣，光袜子不知穿了多少双……

爱弥拉克孜知道以后，断然拒绝。尤其最最可怕、对于阿西穆如同霹雳当头一样的是，女儿没有哭，没有讲述任何理由，没有说自己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而是干脆宣布：

“您们再也不要管我的事情！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永远！”

胡大呀，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啦？老年间，对于这样的违抗父母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用绳子勒死还是用匕首像宰羊一样地宰掉？当然，他阿西穆做不出这样的事，但是他想起了老年间的风俗，想起了自己的结婚……不错，十多年前就有什么妇联干部来宣传过婚姻法，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新的法律放在心上过。政府的法律是政府的事情，穆斯林的生活有自己的法律。不是让自愿吗？这好办，父母做主，儿女接受，走到公社民政干事面前，说“我们是自愿的”，这不就“自愿”了吗？

几天以后，爱弥拉克孜调到了新生活大队新成立的医务室，搬走了。

现在，儿子也不回来了。

为什么阿西穆要受到这样的打击呢？是不是因为去年封斋月里他白天无意识地咽下一次口水？

儿子走了三天，他发了三天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心里想着的一到嘴边就说错，管老伴一会儿叫“我的孩子”，一会儿叫“我的女儿”，本来要说“给我倒一碗茶”，却说成了“我要喝牛奶”，难道他已经老糊涂了？难道胡大已经准备拿走他的灵魂？

第四天，伊明江回来了，和赛里木一起来的。今天，赛里木在他家吃饭，前一天热依穆江已经通知了他，他忘记了告诉老伴，没有买肉，没有打新的馕，砖茶也只剩下一小撮。他和老伴商量怎么样做饭，被赛里木听见了，县委书记制止了他们另想办法的一切打算，和他们一起吃着放了好几天的、因为没有掌握好发酵火候而带有酸味的馕。县委书记还征求他对于生产队的意见，他连忙声明并无任何意见。而征求对于大队的意见，他更是连声表白一切满意，又征求他对于队里种冬麦的安排的意见他不能不说两句了，他说：

“种麦子要讲时间，种早了长叶过多，更容易冻死。种晚了苗弱，影响第二年的产量，可咱们麦地多，拖拉机播种机又有限，从头到尾一种就是两个月，这怎么行呢？依我说，多套一些犁铧，播种机不够就用牛，再不行就两班倒，歇人歇牲口不歇犁，抢在九月份播完。”

“您的意见很好，您应该多教导他们年轻人。”赛里木指着伊明江说。

临走的时候，赛里木留下粮票和钱，这又使阿西穆惶惶不安起来，穆斯林哪有这样的规矩呢？怎么能要客人的钱和粮票呢？他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但是，赛里木告诉他，干部纪律比老年间的规矩更重要得多。

县委书记走了，他留下了新的规矩的标志——粮票和钱放在桌子上。他接受了这个新的规矩。再看看儿子，儿子点起了油灯，打开了笔记本，还拿来了一个算盘。拨拉拨拉，算盘珠打响了。不但查账，而且回到家还在算。他没有说话，这个把队上的工作看得比父亲的旨意更崇高得多的新规矩，他也勉强地接受了。

到各家轮流吃饭，这大大有助于赛里木继续进行从他头一天到来就开始了叫做“摸情况”的工作，这是一个探索、发现和比较、分析的艰苦的和饶有兴味的过程。毛主席所教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正是指的这个过程。库图库扎尔很殷勤，对他问寒问暖，照顾周到，人是有活力的、管事很多，谈什么都是对答如流，显得很熟悉情况，但是对很多事都没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你问：“穆萨这个队长怎么样？”他说：“啊，不错，就那个样子。”你问：“就哪个样子？”他说：“咳，农村干部嘛，还不就是那样。”然后和你谈起穆萨哪一年留起了胡子，哪一年又剃掉了。又谈起在农民当中培养一个干部多么不易，有些人劳动很好，为人也很正派，就是不肯当干部……凡是重要的问题，他大都采取模棱两可的回避态度。里希提就比较尖锐和泼辣，他回答赛里木的同一个问题时毫不含糊地说：“穆萨不是个正派人，他当生产队长不合适，从他的经历和思想作风来看，他基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他还不避嫌疑地说：“关键在于麦素木六一年冬天前来把事情搞乱了，他散布的是在自然灾害、暂时困难面前的惊慌失措的情绪，热依穆队长受到了打击，结果，扶上了穆萨。”伊力哈穆说话慎重，想得也深。他说：“穆萨到底怎么当的队长呢？这很值得考虑。同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换里希提书记与库图库扎尔大队长的工作，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调动，实际上却不简单。”

……在赛里木接触到的许多干部和社员当中有一个“怪”人，这就是尼牙孜，他对赛里木的到来，可以说是积极热烈的欢迎的，他找赛里木谈了不少情况，几乎骂遍了他所提到的和赛里木问到的每一个人。“库图库扎尔是一个官僚，光知道吃饱了养膘”，“里希提欺压群众，专会整人”，“伊力哈穆假仁假义，沽名钓誉”，“艾拜杜拉看中了雪林姑丽小媳妇，挖了泰外库勒的墙角”，“泰外库是个醉鬼”，“热依穆怕老婆”，“伊明江打了他的爸爸”，“阿西穆是反革命”，他说。从政治到工作到生活，从大事情到无聊的小节，他顺口给每个人抹黑。“就没有一个好的吗？”赛里木问。“没有，”尼牙孜明确回答，“特别是干部，一个好的也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也没有……”尼牙孜的“汇报情况”已经达到了骂倒一片、说一个臭一个的程度了，赛里木提醒他不要这样，并劝告他好好劳动、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于是，尼牙孜见到人就又开始骂起赛里木来：“根本不解决社员的实际问题，他来干什么来了？看着我们麦子丰收了，吃面条来了吗？”赛里木听到了这个情况，先随他去吧，他还顾不上去理他。伊力哈穆和阿卜都热合曼已经简单地谈了这个人的品行和可疑的情况，让生产队抓紧对他的教育和管理吧。

还有一个人也引起了赛里木的注意，这就是七队的副队长热依穆。他是唯一的一个在支部会上始终一言未发的党员。但是，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参加着会议，倾听着每个人的说话。他的专注的目光、紧闭的嘴巴、严肃的面容以至额头的深深的纹络都显现出一种思索的努力。显然，他不是消极、不是漠不关心，也不是痴呆和缺乏领悟能力。那么，他是怎么一回事呢？

头一天晚间的支部会，也牵扯到了热依穆。会上，尽管把双手的手指交插在一起，两肘优雅地放在办公桌上的库图库扎尔一再强调目前还处于“领会文件精神”的阶段，要先“务虚”，不要急于联系什么具体问题，但是，支部委员、铁匠达吾提还是开了一炮。他也提出包廷贵的问题，神情相当激动，他说：

“从包廷贵到咱们大队来，就没干一件好事，没说过一句好话，没起过一点好作用……”

库图库扎尔眯着眼睛嘲弄地轻轻一笑，他仿佛是漫不经心般地自言自语：“人家前后上缴了两千多块钱……”他的声音很小，只够坐在身旁的少数几个人、其中包括赛里木听得见。

可能达吾提也恍惚听到了这话，要不就是赶巧了他正说到这里。他说：

“有人说，包廷贵上缴了现金！是这样吗？我从大队加工厂了解了一下，哼哼，包廷贵上缴了一千九百八十四元是不假，但是，你们知道他支出了多少吗？光账面上他的那个什么汽车修理部就支了两千多块钱，另外还有许多变相的花销没有写在账上，譬如说，他常常随随便便到木工房去，要木料，要胶，要油漆。”

“这是个别问题，以后再谈吧……”

库图库扎尔皱了皱眉。

“又说是个别问题！”达吾提反倒提高了嗓门，“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包廷贵挑拨民族关系，侮辱少数民族，这是小事情吗？而且，恰恰是从包廷贵这个个别问题上看出大队领导的一些情况来。包廷贵拿着大量现金，还有清油、莫合烟、干果去乌鲁木齐了，一去一个月，干什么去了？谁批准的？广大社员都对包廷贵有意见，党员和支委也有意见，但是每次会议上只要有人提出来就被说成是个别问题而撂到一边，不予置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库图库扎尔眼睛眨了眨，帕哈，意见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有赛里木在，气粗起来了！而且赛里木做着记录。怎么办？回他两句？不，反正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自己。达吾提的脾气又倔，整天和铁锤铁砧打交道嘛，还是不要和他纠缠。

“很好，很好，达吾提同志的意见很好。以后日子还长喽，赛里木书记也先不走喽，我们会有机会调查和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精神喽，要从理论上搞清楚。社会主义，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忘记……”

库图库扎尔竭力把讨论转向纯理论方面。他讲了不短的时间，可惜，他素日学习理论太少了，除了几个空洞的帽子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以外，他找不出更多的词儿来。

库图库扎尔刚一住嘴，紧接着发言的又提出包廷贵的问题来。

“农村开会真没有办法，”库图库扎尔带着几分歉意向赛里木解释道，“他们根本抓不住中心。这个会场简直就像地上漫浇的水，哪儿有缝就往哪儿流，光知道说一些鸡毛蒜皮，您看……”

赛里木却不这样看，他对大家谈的很感兴趣。本来让农民离开实际生活去务虚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多数农民，不联系实际就无话可说。这也可能反映了他们文化还不够高，理论水平也有限，但至少也同样反映了农民们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这不是坏事情，不能要求群众按照划好了的线走路、说话。他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当了个什么胡萝卜头儿，就被隔离、安排、被导演，就只能在划定的范围内见划定的被挑选精选与严格筛选的人物、听划定的与《人民日报》社论毫无分别的话，他自己也只能说与社论全无分别的话。他单身一个人来到公社大队社员家里，至少，为了能不被隔离，不被孤立，不被导演，不被牵线。

既然人人争说包廷贵的问题，那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不但没有理睬库图库扎尔关于他县委书记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制止会议对于包廷贵的谈论的暗示，相反，他问长问短，想把包廷贵的事情问清楚，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以后，他问库图库扎尔：

“是这样的吗？”

这是将了库图库扎尔的军。怎么回答呢？说“是”，他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被告地位，担起了责任。说“不是”，只能引起争论的进一步激化。

库图库扎尔不愧是库图库扎尔！他不假思索地，几乎是本能地一转身，向热依穆问道：“是这样的吗？”

热依穆一怔。他的脸愤怒地涨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

“您是党员队长哩，”

库图库扎尔抢先说，“包廷贵是你们队的社员哩，您应该掌握情况哩！”然后，他摇着头，“是啊，包廷贵在大队加工厂工作，有些情况我多少也了解一些。这次去乌鲁木齐是我派的，要采购一批急需的农机配件，还可能买到汽车呢，这个汽车如果买了来……”他描绘起汽车到来后的远景。

“这么说，包廷贵是您打发到乌鲁木齐去的？”在耐心地听完了库图库扎尔的闲扯以后，伊力哈穆问道。

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伊力哈穆面对面地向他进攻了。库图库扎尔不回答，阴沉地紧盯住伊力哈穆。

伊力哈穆没有躲避他的目光。他平静地又问：“买汽车的路子就是这样的吗？指望坑蒙拐骗的包廷贵，私自拿上一些农产品，其中还有国家统购统销的一类物资去送礼！”

“您说汽车应该怎么个买法？”

库图库扎尔反问。

“按国家计划……”

“按国家计划就没有我们的汽车。包廷贵去了，说不定就能买回来……”

“不，他买不回来的！”谁也没想到，坐在角落里的伊明江插了一句。他的伯父的虚伪与蛮横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您说什么？我的孩子！”

库图库扎尔投去了一个凶狠的威胁的目光，伊明江低下了头。

“让伊明江说话！”大家说，但是，伊明江没有说下去。

“库图库扎尔同志！”里希提说，“大家对包廷贵有意见，其实是对大队有意见，为什么您不能诚恳地听一听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又有几个人搭腔批评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只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对他的批评了呢？是赛里木事先安排的？不像，意见都是零碎的。是偶然的？也不像，本来是体会精神嘛，反正时间已经很晚，快该散会了。

在副队长热依穆的家里。

热依穆家就在伊力哈穆的隔壁，但他的院子要比伊力哈穆的大许多，进门以后，首先看见的是一个宽大的，与房檐连接在一起的葡萄架。葡萄还只有黄豆粒那样大，但是密密麻麻，成串地挂在那里，预告着秋天的丰收。在支撑葡萄架的木杆上的最高处，挂着一个剔除干净了的羊头骨，这是用来吓唬喜欢啄食葡萄的飞鸟的。葡萄架下的阴影里，铺着一块毡子，周围扫得干干净净，显然，主人是一个非常爱好清洁的人。因为，当赛里木踏进这个院落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刚刚下工，而且家里并没有专搞家务的人，但是，院落里找不到农家所难免的草棍、柴梗、牛粪或者灰土。再娜甫和吐尔逊贝薇是赛里木来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的，还有羞怯的雪林姑丽也向县委书记问好，为了欢迎县委书记前来，她们把已经很干净的土地扫了又泼水，泼了水又扫。她们把本就是清洁而明亮的前廊的每一个柱子和搭葡萄架的木头又重新清扫了一遍。她们把毡子拿开，抖干净，重新铺上，请客人坐下休息。再娜甫虽然是健谈的和心直口快的，但是，她不像有些妻子那样喜欢介入丈夫的工作并引为骄傲，当赛里木和热依穆坐好以后，她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

赛里木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热依穆同志。我想和您谈谈心。我已经了解，您是一个受群众拥护的老党员、老干部。但是，去年年初传出了您躺倒不干的话。这一段，您又从来不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阐明自己对于各项问题的看法呢？”

热依穆低下了头，没有言语。

赛里木继续说：“您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热依穆摇摇头。

“您有什么很深、很大的意见，却又不相信党会听取您的意见，解决您的问题，是吗？”

“不是，”热依穆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赛里木，他说，“我说不好。我是个不善辞言的人。人们开玩笑叫我‘南瓜’，虽然我不是阿克苏人。”

赛里木大笑起来。他说：“我是，我是阿克苏——库车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关系大了！”热依穆叹了一口气，他撮着牙花，虽然他嘴里并没有含着那斯烟。他又说：

“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时刻。苹果不到时候不会落下来。话不到时候不想说出口。但是，您来了，您是县委书记，我应该把肚子里的东西倒给您。我只好把没有成熟的酸果子端给您了，我说吧！”

“请！”赛里木换了一个坐得舒舒服服的姿势，准备长篇大论地听下去。

“我的父亲原本是一个厨师，他的打馕的手艺是四远驰名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初次搬到这里来的情景，”热依穆开始叙述道，“那是近四十年前，这里还没有什么人家，耕地也很少。到处都是碱洼、骆驼刺、梭梭柴和土岗。有时候，偶尔还有狼或者黄羊出没。父亲由于年老，他想脱离开烘烤了他多半生的土炉和锅灶，回到大自然当中务农。他给马木提乡约送了许多礼物，获准在这里开垦一点荒地，种田为生。就用两只手和一把砍土镘，他在这里创立了家业。春天——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种冬小麦的习惯，他把麦种放到花帽里，左手托着花帽，边走边用右手撒下麦种。浇上两次水，草比苗长的高得多，我的母亲灰心了，她说这不是个种庄稼的地方。我说的是不是太远了呢？”

“请继续说下去！尽管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赛里木俯首致意。

“我的父亲却说，天下没有不养人的土地。到了收麦子的时候了，父亲辛劳地把七成草和三成麦子拉回了家里。您猜怎么样？麦子的收成仍然过得去，足够我们全家几口人的吃用还有余。我们就这样定居下来了，在这里盖了房子、种了果树、养了牛、羊和鸡。但是，我们没有打院墙，没有院门，就连房门也从来不锁。父亲说，修墙、安门和挂锁，除了阻挡自己，又是阻挡谁呢？也许过路的人走过，进到屋里歇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也许有哪一家的小孩子会来到我们栽种的苹果树前够几个苹果吃。这不是大好的事情吗？只有不信胡大的吝啬鬼才需要墙、门和锁。如果为了看护自己的几块馕饼和几个苹果就如临大敌般地修造一个炮台——这就是父亲对院墙的嘲弄的称呼——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多么可耻啊！这种行为又怎么能与穆斯林的身份相称呢！

“我们也养鸡，这也是很有趣的。父亲弄来了一窝小鸡，他修了一个鸡舍，在地上撒了一些麦粒，然后，他就再也不管了，随便鸡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让鸡也享受一下这个荒地上的自由和舒适吧。鸡长大了，大部分是母鸡，而且下蛋了。蛋下到了每一个角落，草丛里，树底下，土岗子上和房屋跟前。父亲不捡鸡蛋也不让母亲捡蛋。只是当有过路的客人来到我们家里就食，而家里又确实没有肉了的时候，他才允许我们顺手捡几个蛋做菜。有时，一两个月也见不到大母鸡，是不是让黄鼬吃了呢？父亲忧心忡忡。突然，大母鸡出现了，分别带着一群小雏鸡，遇到这种时候，父亲是最高兴的，他会大声呼喊着母亲：‘孩子他妈！快来看呀，我们的畜群又扩大了！’……真是美好的日子。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在我入党的时候，赵区长和我谈话的时候我也曾讲起过这一段生活，我当然懂得，在旧社会，过这种生活是脱离现实的和不可能的。就是在畜群扩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乡约在管着我们，我们每年都送去小麦和羊只。到了第三年，马木提打发人正式来收租子了，来的人索取的是那么多，父亲实在交不起。而且父亲也不服气，这里本来是无主的荒地，来这里以前父亲把打了一辈子馕的积蓄全买了在我们来说是非常贵重的礼物送到了乡约府上，接受了礼物的乡约言明可以在这里自耕自食，而且，我们年年给乡约送礼。但是，乡约的人不听父亲的分说，不但掠走了我们一家的粮食而且牵走了奶牛，抱走了母鸡。父亲气愤难忍，第二天，他换了一身衣服去清真寺向卡孜控告了乡约对他的抢劫。父亲把家里所有的钱献给了卡孜，卡孜答应两天之后和父亲同去乡约家，他说他将主持公道。我还恍恍惚惚记得那一天，父亲清晨起来，说今天要和卡孜一起去找乡约讲理。母亲忽然害怕了，劝他再不要说什么了，和乡约讲理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父亲安慰母亲说，有卡孜做主，一切都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穆斯林的理想和道德定能战胜乡约的贪婪和强横，公平和正义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临走的时候，父亲还摸了摸我的头，亲了亲我的脸。”热依穆的声音嘶哑起来，他说不下去了。

“老人就这样遭到了马木提的毒手了吗？”赛里木问。

热依穆等了好久，叹了一口气，他说：

“不，父亲没有挨打，他直到那天的黑夜，被人挟着回来了，这次说来也怪，乡约并没有把他绑在榆树上鞭打。父亲回来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眼睛暗淡无光，他的脸上好像挂着一层冰霜，他的腿脚变得呆板僵硬……而且整整三天，他没有说一句话，不管母亲问他什么，他都不张口，这把我们吓坏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马木提家里，乡约和卡孜一唱一和狠狠地嘲笑和辱骂了他。他们说，不是乡约而正是父亲违反了尊长白胡子们意即长老们。的规则和法律，不是乡约而是父亲不敬长上，不守诺言，贪得无厌，诬陷好人，卡孜甚至说是父亲做了与穆斯林的义务背道而驰的坏事。他们引用《古兰经》，证明父亲已经成了叛教者！

“父亲垮了。他一生信奉伊斯兰教所倡导的驯良、施舍、诚实、纯洁、公平和正义，他像小孩子一样地相信圣人所指引的美德与文明的道路。结果呢？

“三天以后，父亲才断断续续地说那么一两句话。他变得口齿不清，话语混乱，词不达意……我们离开了自己开垦的荒地，父亲改作依卜拉欣地主的家庭馕师，我也跟着他学习打馕。父亲的手脚越来越不利索，馕也打不好了，不是落在火灰里烧焦就是黏在土壁上揭不下来……我们又被赶了出来……不久，父亲离开了人间。我也受父亲的影响，说话大舌头，吐字不清，干脆说，我也不爱说话，说话，这也是乡约和卡孜的权力，我们有什么可说呢？我们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往事？”热依穆用手指揩了一下眼角上的一滴泪水，“我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是多么痛恨地主阶级，但是我毫无办法。直到解放军到来，我的灵魂才回到我的已经气愤得麻木了的身体里……五一年枪决马木提和逮捕依卜拉欣的时候我悄悄宣誓，我要听党的话，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但是，底下的事怎么说呢？我怎么向您解释我目前的状况呢？书记！”

热依穆激动起来，他的嘴唇哆哆嗦嗦，喘气也很费力。赛里木劝慰说：

“您尽管说好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底下的话不大好说，”热依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并没有碰到什么灾祸。解放以来，我的生活是比较平稳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能力的窝窝囊囊的人培养成了党员、干部。我也知道，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党员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啊，我太不够。难道解放以前我们能想象得到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后日子将是多么地好过吗？在自己土地上种庄稼，发展生产、搞好生活、对国家多作贡献，这样的生活与劳作不是应该比过去容易得多吗？然而，事情并不简单。

“……伊力哈穆走后，我当了生产队的队长，我想，为大家办事，不要偷懒，要起早睡晚多经心，要公正，不要谋私利，不要欺负人，再把农活计划周到，劳力要调动得合理，这不就是一个好队长吗？……事实上，没那么容易，我总是被装在口袋里。”

“怎么回事呢？”赛里木问。

“譬如说一九五九年底，我刚从地里回到家，库图库扎尔大队长打发人把我找了去。说是库瓦汗哭哭啼啼到大队部来告状，她的丈夫尼牙孜把家里的粮食，其中还有偷的队上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卖掉了，卖了钱跑到伊宁市去赌博还乱搞女人。库图库扎尔让我把尼牙孜立即找来。‘要好好收拾收拾他。’他说。我当时就问，除了库瓦汗的控告以外还掌握什么材料不，他说没有，我建议调查清了再说，不要急着收拾谁。但是他不干，非要我立刻把尼牙孜叫来不可。尼牙孜被我找到了大队部，大队长拍桌子打板凳吼了两个小时，尼牙孜矢口否认有任何这一类的事情，反而检举他的老婆库瓦汗小偷小摸并有对人民公社不满的言论。库图库扎尔把尼牙孜放过了，又叫我去找库瓦汗，我更加反对，他就另派人找来了库瓦汗，又是一通审问、吓唬、责骂，依然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您猜怎么样，倒好，尼牙孜和库瓦汗两口子和解了，两个人共同去到公社把我和库图库扎尔告了，两个人谁也不承认曾经控告或者检举过对方。公社的民政干事来了解情况，真想不到，库图库扎尔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了我的头上。他做出一副不甚了解的样子，当着民政干事的面问我：‘你说说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尼牙孜叫到大队来？’‘后来天那么晚了，为什么又把库瓦汗找了来？’‘……这个这个，当时你怎么说的呢？’……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库图库扎尔当了大队第一把手以后，事情就更难了。他好像手拿着一根木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照着我的肋条骨一戳。在队长会议上，他有时突然话锋一转‘七队要注意！’‘热依穆要注意！’你甚至于不知道他要你注意什么。”

“您为什么不问清楚他要你注意什么呢？”赛里木问。

“问他也不回答！如果有上级干部在场，你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他的嘲笑、捉弄和突然袭击。我们的工作，如果做好了，那全是他的功劳，你听他在上级面前那洋洋得意的吹嘘和汇报吧！有时候他吹过了头，说溜了嘴，被上级指出来，这时，他立即转身问我：‘这是怎么搞的？’似乎一切不实在、不妥当的说法全来自我这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反倒不知道举哪件事做例子好，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缺少一个灵活的脑筋、锐利的舌头和迅速反应的神经。我没有办法工作，更没有办法在库图库扎尔当第一把手的时候在他的手下工作。生气还在其次，但是我没能够战胜这种狡猾和卑劣的作风，这使我非常沉重……”

“就是这些事吗？这没啥大不了的啊。”赛里木笑着说。

“没啥大不了，不，不，但是他完全可以影响你，使你心情不舒畅。最后，最重要的，是出了这么一件事。这事，我一直没有对谁讲过，和大队的同志谈谈吧，我怕这是犯自由主义。找公社党委汇报吧，事关重大，要负责任，总不能捕风捉影就跑到领导面前乱说一通。所以一年多来，我一直闷在心里，不管是里希提同志还是伊力哈穆，不管是我的老伴和我的女儿，我都没有说过。今天的情况不同，您是县委领导，您来到这里，您询问我的情绪和思想情况，我理应把一切如实地告诉您。我虽然说不清人家的事情，但是我至少应该把我自己的心思说清，所以，我才和您谈……”

“您的顾虑太多了，这是不必要的。我们只是谈谈天，至于您谈的情况意味着什么，这是需要我来分析判断的，您何必解释这么多呢？”

“对，对，那就好，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四月，库图库扎尔来到我们队，要一个浇水排班的名单。这是很罕见的，大队水利委员是穆明哥，库图库扎尔从来没过问过这一类的事。再说，您知道，农村干活哪里有什么名单呀，名单还不就在浇水组长的脑袋里。但是，书记要啊，我就叫写了一个给他。到了四月三十日，就是丢麦子的那一天，他一早又来到了七生产队，还一再叮问当晚是否按原计划由尼牙孜值夜班浇水。后来，他去到庄子查看了浇水的地段，渠道的情况，估计了夜间浇水可能进展到哪些地块。当天夜间，小麦被窃，天色微明的时候，我们赶到了庄子。库图库扎尔又是老手段，当着公安特派员塔列甫同志的面问我，为什么在当前这样一个严重关头，派尼牙孜这样的不尽职、不可靠的人去夜班浇水。这实在使我太奇怪了。这究竟是出于他一旦出了什么漏洞就立刻推卸出去的老习惯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秘密呢？这个事情实在把我憋坏了，我怎么想也得不到解答，越想越觉得可怕。如果有什么问题，这不是太可怕了吗？如果没有问题，是我凭空来疑惑，不也很可怕吗？”

“所以，您就遇事不说话了，是吗？”

“不说话？我也没有有意地闭住自己的嘴巴，但是，有一些事，我无话可说。库图库扎尔是本地人，当干部和入党都已经多年，但是，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而且，我还得时时警惕，不要落入他的口袋。譬如昨天晚上支部会上大家谈到包廷贵的问题，他却问起我来。包廷贵的事是他一手安排的，虽然在我们队领口粮，但他从一来就是在大队，在库图库扎尔身边。但我又能说什么呢？和他辩论吗？鸡毛蒜皮，不得要领。所以，我确实想回避，在我没弄清楚他的真面目以前，我离他越远越好。这就是我去年不肯当队长的原因。我知道我这样做不符合党对一个党员的要求。但是，我怎么办呢？”

赛里木静静地听着热依穆的话，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热依穆的心情，没有完全掌握热依穆的性格。但是，他谈到的有关库图库扎尔的情况，联系起赛里木自己的印象，却使人大吃一惊。赛里木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同时，赛里木从热依穆的洁净的庭院里，从他叙述的童年生活的一瞥里，他隐约看到了热依穆的性格的一个方面。童年的“美好的日子”的幻灭使热依穆从小就充满了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但是，这个“美好的日子”曾经存在（哪怕是短暂的，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未必像事后回忆起来那样美好和富有田园诗的情趣），却也使热依穆有回避矛盾、洁身自好的一些倾向，所以，赛里木说：

“自己单独过好日子是办不到的。过去办不到，现在办不到，将来也办不到，不联合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不斗倒阶级敌人，就没有好日子。回避矛盾，您就永远不可能弄清矛盾的各个方面，也就永远解决不了矛盾。您应该少想一点自己，大胆地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不斗争，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呢？”

“茶好了，请进屋！”再娜甫走过来，笑容可掬地说。

小说人语：

话语越是宏伟，操作越是困扰。先逗逗趣也好，引蛇出洞？是不是一个玩法？

在斧子下来以前，树墩子照样有喘息的机会。也罢。

最管用的，最需要的，最省事的：闹一个高高在上的标签，然后，豁然开朗，简约快捷。做事、做学问、做小说都如此。

标签可以调整，摩擦其实永存，纠葛牵心动肺，挑战四面八方，生活风风雨雨，蛛丝马迹渐渐凸显。我们的经验是边走边看，且待下回，或者是下回的下一回。

有过，当真有过热依穆的父亲的那种无墙无门无鸡笼无羊圈的自然经济与田园生活，他的房舍与财产向世界开放。二十年前小说人在美国中西部农村，也见过这样的绅士，停车绝对不上锁，认为上锁是对于当地居民的污辱。所以老子问曰：“能婴儿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