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张瑞芬

琵琶尽量不这样想。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她会将在父亲家的事画出来，漫画也好……

——《易经》(第六十一页)

二〇—〇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这两本应是上下册的“张爱玲前传”，一股冷凉寒意，简直要钻到骨髓里。原先想象的中译问题（李黎《中国时报》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译中的雷峰塔》一文认为，读《雷峰塔》英文本感觉“英文的张爱玲显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译回中文恐怕也将失真。）。并没有发生，倒是这书里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惊吓。如果书中属实，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是抱来的(这点《小团圆》也说了)，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那个可疑的教唱歌的意大利人……)，母亲和姑姑在钱上面颇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明表哥)乱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牢狱，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她幽闭茧居，精神官能症或偏执狂般聚精会神玩着骨牌游戏，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长城，然后重建。鬼打墙一般，非人的恐怖。这回，可和胡兰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她在这部巨幅自传小说中无端虚构弟弟的死亡，又是为了什么？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向英美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因篇幅太长故一分为二，总计三十余万字，近八百页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后的今日，手稿才由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里，投奔母亲；《易经》写港大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经》，下接《小团圆》，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从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两样可知（不知为何，只有张爱玲好友炎樱同样名为“比比”，其余人名均异。）。《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的英文自传小说，《小团圆》则是为中文读者写的，成书晚些，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与《色·戒》同时。

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但李黎所谓“张爱玲到底不是珍·奥丝婷，她的童年往事实在无法撑起一本近三百页的小说让人手不释卷”，则未必属实。读张爱玲这部形同(《私语》和《对照记》放大版的自传小说，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对作者全无了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读《红楼梦》不要拿荣宁二府人物表焦虑地去对照曹雪芹家谱)。你只管顺着书里的缓慢情调和琐碎细节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当然，记得要先找出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熏上第一炉香，从《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孩童张爱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看着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国，父亲(沈榆溪)抽大烟，和姨太太厮混，宴客叫条子。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厨子花匠男工闲时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做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张爱玲《对照记》里说的，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个人都是瓮声瓮气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顶爱背后的这些声响，有一种深深的无聊与忿恨，像是从一个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能提振精神，和楼上的世界两样。《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许是象征着父权、封建旧时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正如鲁迅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这一大家子的败落里(包括母亲、姑姑或继母)，没有一个是赢家，结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归结到底，《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续集，或后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

在现代文学作家里，张爱玲的身世是少见的传奇，“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她的弟弟张子静就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人，继母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都是历代仕宦之家，家产十分丰厚，然而巨塔之倾，却也只要一代，在张爱玲父亲时，因为亲戚占夺，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壳子。《雷峰塔》与《易经》里，永远是付不出的学费，戒不掉的鸦片、吗啡和姨太太，老宅子里烟雾缭绕，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怪世界都变了。”这两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闲话，像里巷街议，也像贾雨村甄士隐在石狮子前笑谈荣宁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着是《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经》作为自传小说之名，还真有点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张爱玲书名或标题一贯的双关意涵。

张爱玲初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这并不表示这书没有可读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工夫的，书中除了加重对白的分量，还原那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也前所未有地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骨肉手足为了钱，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对亲情的决绝。这些“不能说的秘密”，从未在张爱玲其他作品中这么详尽地被披露过，却很可以用来理解张爱玲后半生的怪异行径。

在美四十年，张爱玲不曾再见过任何一个亲人，唯一的弟弟张子静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来两句“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张爱玲和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越洋写信，倒哕哕唆唆有说不完的话和问候。《张爱玲私语录》里那些机智可爱闪闪发亮的句子，像是一个没有防备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谈。她说：“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经质的女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往往不会捡太太”。还有还有——“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男人，作什么都不妥当。衣着讲究就显得浮夸，衣衫褴褛就是丑陋。沉默使人郁闷，说话令人厌倦。要问外面是否还下着雨，又忍住不说，疑心已问过他了。”邝文美形容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知己时，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发表于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张爱玲私语录》，台湾：皇冠，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就很能说明张爱玲热情和孤僻两面冲突的性格。

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张爱玲带着这童年的巨创，度衡并扭曲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直到人生的终点，还在《对照记》里恋恋于母亲年轻时的美丽，这种爱恨交织的纠结，证明了她从来不曾从母亲带给她的伤害中走出来(倒不是父亲或胡兰成，《对照记》里这两男人连一张清楚的照片也没有)。张爱玲《私语》一文曾提到“能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在现实人生中，正是这些琐碎的难堪，尤其是钱，是使她看清了母亲，也一点一点毁了她对母亲的爱。

《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战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雷峰塔》起笔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父亲则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

在《易经》里，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代（这段情节《小团圆》稍稍提及，没有细节，历史老师名为安竹斯。）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任何人读了母女间这样的对话后，都要毛骨悚然：

再开口，声音略显沙哑。“比方说有人帮了你，我觉得你心里应该要有点感觉，即使他是个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话我会很感激，琵琶心里想。陌生人跟我一点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妈。”她带笑说，“我说过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说是空口说白话，可是我会把钱都还你的。”

“我知道你爸爸伤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样。从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讲道理。”

不！琵琶想大喊，气愤于露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你。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易经》(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

这是一个多时不见母亲的女儿，巴巴地转两趟公交车到浅水湾饭店的对话。何等扭曲的关系，父亲叫作“二叔”，母亲叫作“二婶”，比陌生人还紧张防备，时时记得还钱还情，永远看到母亲在整理行李。琵琶从父亲和继母的家领受到寄人篱下的羞辱，从母亲和她不断更换的男友感到另一种无靠。最后母亲告诉她当初被自己的母亲逼迫结婚，并暗示了她为何不能如此有所图报，母女间的信任决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还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后，噩梦追逐，痛楚圈禁，一辈子都没有回过神来。在荣华表象下，她只像小猫小狗般地妆点着母亲应有的华美生活，还不如保母何干在厨房絮絮叨叨边弄吃的边骂乡下来的不成材儿子，让他睡在厨房地上住了个把月才赶他回去。母亲没有爱过她，母亲怪别人还来不及呢！

张爱玲在《造人》这篇散文里曾说：“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易经》里琵琶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才真正了解他们。”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这是一个太悲的故事。繁华落尽，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活口来见证它曾经的存在。由于伤重，过早封闭了心灵的出路，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实在萎谢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忽忽若失。她的写作不仅速度缓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写了二十余万字，再压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泪》(Pink Tears)这部英文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也几乎要白写了。

真实人生里，另有一桩更不堪的事，发生在弟弟张子静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凄凉的张子静，骤闻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里的《童言无忌》再读“弟弟”，眼泪终于忍不住地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书里说：“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姊姊待我，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后，季季于上海访谈张子静，与他合作写成《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一九九六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二〇〇五年台湾印刻出版社再版。）这个事实，在《雷峰塔》里被无情地推翻了。在这部自传性很高的小说里，张爱玲笔下的弟弟不但早天，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缘和舅舅一样有问题：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国人。”珊瑚的声音低下来，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这一点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实那时候有个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她不说了，举杯就唇，也没了笑容。

这是张爱玲八岁，弟弟七岁，母亲(露)与姑姑(珊瑚)刚返国时的对话。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亲的家后未几，弟弟(沈陵)罹肺结核，在父亲和继母(荣珠)疏于照料下猝逝，才十七岁。琵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很迷惘，“将来她会功成名就，报复她的父亲与后母。陵从不信她说这话是真心的。现在也没办法证实了。他的死如同断然拒绝。一件事还没起头就搁起来了”。

弟弟的死，显然不是事实。真实人生里的张子静一生庸碌，念书时办了个刊物，向已成名的张爱玲邀稿被拒：“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熬过文革时期，他中学教员退休，落寞蜗居在父亲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里，在季季访问他两年后(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许血缘之事只是虚构的波澜，我只想着张爱玲这么早就下笔这么重了，假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部小说在美国“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时与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着她的弟弟读了，那恐怕就是震惊，而不是眼泪汩汩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张爱玲一九九二年致书宋淇“《小团圆》要销毁”是因为顾虑舅舅的儿女或柯灵的感受（季季，《张爱玲为什么要销毁(小团圆)？》，《中国时报》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她的作品更早就无情伤害过父亲、继母、舅舅许许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的枷锁。如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经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在炉香袅袅中，那个童女仿佛穿越时空异次元，仍然圆睁着四岁时的眼，怀疑一切，并且相信文字永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与一切证据。

(本文作者为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