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政治动荡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性抉择，是就此闭关锁国，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还是坚持时代进步的方向，继续实行这场关乎民族复兴的伟大改革？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的政治社会力量空前未有地公然对峙起来。这是中国改革最困难的时候，这种困难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一九八九年的宁川也面临着历史性抉择，在如此复杂而风险莫测的背景下，是观望等待，跟在平州后面亦步亦趋地学走路；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根据宁川本身的客观情况，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白天明上任后一直在思索，赵安邦也在思索。

有一件事，赵安邦记得很清楚：那年五月底，北京的政治风波已波及到了宁川，二人到宁川大学和请愿的大学生对话途中，白天明还绕道牛山半岛，到海沧村看地形。在那种情况下，白天明心里琢磨的头等大事仍是如何为宁川摸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牛山半岛的全岛大开发已经成熟于胸了。对动荡局势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白天明是有预感的，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和他说过：“我担心这些学生娃娃好心办坏事啊，搞不好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丧送掉我们这场改革实践！”

白天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颇有先见之明。北京的政治风波平息后，僵化保守的势力又有了市场，反对和平演变的调门越来越高，形势急转直下，举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省内有些同志也趁机搞起了秋后算账，人前背后点名道姓说他和白天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文山市委书记陈同和的上书事件。

陈同和不知是出于自己真诚的信念，还是出于对刘焕章和省委的不满，以思想汇报的名义，给刘焕章和七个省委常委每人寄了一份材料，重提一九八五年文山古龙县的分地，说是看到白天明、赵安邦这样的自由化分子仍然得到省委的重用，他是如何如何的忧心如焚，如何如何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心不已。因此，才在慎重考虑再三之后，以一个党员和省委委员的名义，写了这份汇报材料，希望能引起省委的重视，用实际行动纠正用人上的错误，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调来的徐省长对陈同和反映的问题很重视，可却不好公然否定刘焕章和省委刚定下的宁川新班子，便抓住动乱做起了文章，指责白天明和宁川市委对学生闹事的态度太软弱，处理不力，加重了宁川的动乱程度，建议将宁川定为动乱城市，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宁川的班子。刘焕章很恼火，在常委会上向徐省长说明了分地发生时的背景和处理情况，以及任用宁川这届班子的种种考虑，本意还是想说服徐省长的。但徐省长却没被说服，还进一步建议将他和白天明撤下来。刘焕章岂能被这位新调来的省长牵着鼻子走？便和徐省长干了一仗，发了大脾气，最后全体常委表决，否定了徐省长的建议，刘焕章也就此和徐省长结了怨。这是一九九三年徐省长调离江汉省以后，赵安邦才知道的，刘焕章当时要求对此事保密，不愿让他们背思想包袱。

外部环境不好倒也罢了，内部这时也出了问题，王汝成是前任市委书记裘少雄一手提起来的干部，对裘少雄忠心耿耿；对调整原定规划有抵触情绪；在常委班子成员中，有些同志也有不少想法，只是不敢说。公开发难的是裘少雄。裘少雄从王汝成那里听说规划修改的情况后，气得火冒三丈，四处骂娘，将他和白天明看做一对负心狼，说他瞎了眼，竟做了一回东郭先生！对新的十年规划，裘少雄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好大喜功加洋跃进”，认为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老兄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叹息，说是宁川老百姓要吃苦头喽！还给省委上了份谈反对意见的万言书。

这封万言书由刘焕章批示后转给了宁川市委，只批了一句含意不明的话：“请天明、安邦同志阅处。”省委书记亲自批了，他们就不能不重视了，再说，裘少雄毕竟也是好心，万言书上谈的全是工作。他和白天明便找到裘少雄家谈了一次，谈得很不愉快。这位前任市委书记也真做得出来，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竟连茶都没给他们泡一杯，他们带去的一堆宁川土特产也没收，说是消受不起！

临告别时，裘少雄倔倔地坚持说：“……我希望你们二位头脑都冷静一些，这么重大的决策，起码要多酝酿一下，在大家思想统一、意见一致以后再拍板！”

白天明没退让，脸上虽然挂着笑容，话说得却没什么余地，“裘书记啊，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意见一致的决策未必就是好决策嘛，一致了就没有新意了嘛！好决策总会有争议，您想想看，我们改革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哪次没有争议啊？现在不是又在争了嘛，到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还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啊？”

裘少雄拉着脸说：“你别和我扯那么远，反和平演变不是你我的事，谁想反让谁反去！我们就事论事，原十年规划就没争议，酝酿成熟后，常委们一致通过！”

白天明笑道：“对，对，我当时也举了手的！可裘书记，您当真认为大家就没有分歧？起码我就有保留嘛，只是知道您听不进去，我不便说，也不敢说罢了！”

裘少雄讥讽道：“现在你敢说了？当真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了？你是不是也该接受一下我的教训啊？不要这么霸道嘛，也听听不同意见嘛，这没坏处！”

白天明敷衍说：“好，好，裘书记，我不和您争了，该听的意见我和安邦一定听，包括您今天的不少意见！五年以后您再到宁川看吧，检查我们的作业就是！”

实际上，白天明没听裘少雄任何意见，那天回去的路上，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安邦，裘书记说得对呀，咱们现在既然大权在手了，为啥不把令来行呢？等哪天被撤了，后悔都来不及！裘书记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我看就是它了！”

赵安邦指着白天明，笑骂道：“天明书记，我看你可真是条负心狼啊！”

白天明却说：“负心就负心吧，对裘书记他们负点心没什么，只要我们别对宁川这番改革事业和宁川老百姓负心就行！反正我白天明不准备做什么完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事，盖棺定论，能落个三七开就不错了！”

这话给赵安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安邦当时就觉得，白天明有悟性，把啥都看明白了。他们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又处在这样一个打冲锋的位置上，当然不可能成为什么完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想过河就不免要呛水，要犯错误。

白天明不想做完人，也的确不是什么完人，身上缺点错误不少，尤其是一言堂作风，让许多干部无法忍受，有时甚至连赵安邦都很难忍受。这也可以理解，白天明这位市委书记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在中国特有政治体制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不过，白天明有一点好，就是光明磊落，没有私敌，几乎所有恩怨都是因工作而产生的，比如和副市长王汝成。当王汝成反对修改老规划，三天两头往省城裘少雄家乱跑时，白天明的恼火是不加掩饰的，甚至准备让这员年富力强的大将去管文教。后来，王汝成在牛山半岛新区干出了名堂，力排众议将王汝成推荐进市委常委班子的也是白天明。对钱惠人也是这样，该处分处分，毫不客气，该提拔就提拔，从市府副秘书长提到秘书长。再后来，白天明自身难保，即将下台了，还跑到省委做工作，将钱惠人提成了副市长。

更令赵安邦佩服的，是白天明的魄力和眼光。在他们这批年龄资历大致相同的干部中，白天明也许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新班子上任头一个月，当他和钱惠人忙于处理集资善后时，白天明已带着一帮专家、学者泡在牛山半岛荒山野地里搞调查研究，对半岛大开发进行科学论证了。在这种关乎未来的重大决策上，白天明是很慎重的。裘少雄总以为新规划是白天明拍脑袋拍出的结果，其实不然。据赵安邦所知，白天明开始并没否定裘少雄那届班子的老规划，确是想在老规划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推翻老规划，好像还是他先提出来的，是的，是他先明确提出来的！

酝酿修改规划的日日夜夜是令人难忘的，那是一段激情澎湃的日子。在他和白天明的办公室里，在牛山半岛的荒山渔村，在环游半岛的登陆艇上，白天明一次次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谈现代化大城市的定位理念，谈西方发达国家新市区开发的成功范例。他由此而知道了当今世界新城市建设的九大模式：英国伦敦码头区如何重获生机，德国埃姆歇怎样成为地区复兴的支持力量，美国式近郊城市奥克兰何以快速奇迹般地崛起，南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如何完成多功能城市的进程……等等，等等。

说到激动时，白天明搂着他的肩头道：“安邦，我们的视野必须开阔起来，世界上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学，新宁川应该在这种成功模式的基础上起步！”

赵安邦记得，当时他们是在海军某部的登陆艇上，他曾指着葱郁一片的牛山半岛，豪情万丈地说：“天明书记，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牛山半岛全都利用起来，搞个有远见的长远规划，穷十年二十年之力开发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呢？！”

白天明迎着海风，哈哈大笑，“好，安邦，只要你市长有信心，我就敢拍这个板！不过，你也想清楚了：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对宁川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搞好了功不可没，搞砸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都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考虑的结果，是新规划的出炉和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正式提出。

市委、市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海内外著名企业前往半岛投资。招商会、推介会一个接一个开，从宁川开到省城，开到北京、香港，干事的气氛形成了。一九九〇年春节刚过，横穿牛山半岛的经一路，和连接老城区的纬四路，同时开工剪彩；三月，宁川民营工业园挂牌启动；四月，新区自来水总厂和电力中心上马；五月，保税区挂牌；六月，牛山新区第一座漂亮的大厦新区管委会主体落成剪彩；七月，海沧渔村整体迁移，从纸面上落实到大地上，包括白原崴的伟业国际集团在内的四家港资台资公司大厦在八九月间相继破土动工……

然而，招商引资的结果却很不理想，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对把公司总部设在海沧金融街上的首批海外客商甚至实行土地使用权零转让，但一九九〇年签下的利用外资尚不足十五亿人民币。直到一九九二年底，他们这届班子下台，实际引进的外资项目资金的总额也不过四十三亿，而用于新区基建的投入则高达六十二亿，宁川市财政净负债为四十七亿三千万。这当然不能怪他和白天明，那是啥年头啊，受北京政治风波影响，国际上是经济封锁，国内是反和平演变，省里和中央也没办法！

白天明也不讲理，因为屡屡出现资金缺口，三年中换了两个财政局长，最后让钱惠人以市政府秘书长兼了财政局长。钱惠人也没啥好办法，一天到晚让白天明训得够呛。赵安邦记得，孙鲁生好像就是那时候出任财政局副局长的，钱惠人不敢露面时，孙鲁生便来开会，白天明发起火来照训不误，根本不管她是不是女同志。

曾经有一阵子，白天明的信心有些动摇，私下里悄悄和他说，我们是不是犯了错误？是不是真像裘书记说的，好大喜功加洋跃进？半岛新区这么大的架势拉开了，想回头都不行了！他这时反倒挺冷静，反问白天明说，我们为什么要回头？开弓哪还有回头的箭？还客观地对白天明分析说，新区的架子拉开了也有好处，一来打下了高起点的基础，二来日后谁想再改也改不了。毕竟是十年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嘛，目前的困难和国际上的封锁都是暂时的，该来的资金项目都会来！

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此，一九九一年以后，来自全国和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涌到了新区热土上。仅一九九三年签订落实的项目利用外资总额即达一百六十八亿，一九九五年更创下了三百五十二亿的空前纪录，一个崭新的宁川跃出了东方的地平线。可惜的是，作为新宁川设计师的白天明却没有看到这一辉煌，肝癌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事实上，当白天明废寝忘食为这个梦想中的新宁川、大宁川打桩奠基时，癌细胞已在悄悄吞噬他的躯体了。

除了为宁川新区奠基，他们这届短命班子还取得了另一个重大收获：宁川下属六市县的私营经济奇迹般地上去了，三年迈了三大步，到得一九九二年底已经支撑起了宁川经济的半壁江山。这得力于他和白天明的开明思维和大胆的“迷糊”，在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越唱越高，四处风声鹤唳的气氛下，宁川市委、市政府以“不作为”的表象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他和白天明及下面六市县的书记们达成了一个默契：有的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为改变私营企业低小散，形不成整体实力的状况，六市县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划，按行业分类搞了十八个工业园区，每个园区进门就能看到反和平演变的标语，但追求的却只有市场和效益。半岛新区的宁川民营工业区也是一片火爆，包括吴亚洲的亚洲集团在内的不少著名民营企业，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这里起步的。宁川的私有经济形成了省内独有的一景。

这一切都成了他和白天明的罪过，用前来考察的北京那位权威人士郑老的话说，宁川的改革姓资不姓社。郑老指出：“宁川除了一面国旗，已经嗅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气味了！牛山半岛铺下了个大摊子，六十四平方公里的新区异想天开地指望外国财团来投资！下属六市县搞了这么多民营工业园，私营企业遍地开花，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已经丧失了！扯去漂亮的标语口号，就可以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宁川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大搞资本主义，国际资本主义加本土资本主义！”

郑老号召省委、市委的同志们重温《国际歌》，他们这届班子便在《国际歌》声中倒台了，其班子的寿命比裘少雄、邵泽兴那届班子只长了七个月。根据郑老的指示，焕章书记和徐省长主持召开了一个专题研究宁川问题的省委常委会，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他和白天明予以免职，调离宁川，另行安排工作；二、任用于华北为省委工作组组长，到宁川搞整顿，同时，兼市委代书记临时主持宁川的工作。

最终落得个和白天明一起下台的后果，赵安邦虽然没想到，却也没啥可抱怨的，这是他咎由自取。从调整十年规划在牛山半岛搞洋跃进，到所谓遍地开花大搞资本主义，哪件事与他无关？省委查处的时候，白天明还幻想把他保下来，说自己是一把手，又是霸道不民主的一把手，让他把能推的责任都推掉，争取继续留在宁川当市长。他觉得这是痴人说梦，他推得了吗？从省委领导到宁川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他和白天明是一丘之貉？何况于华北这些很讲原则的同志又在那里盯着！

裘少雄真是令人感动，这位曾把他和白天明骂做负心狼的前任市委书记，在这种灰暗时候出乎意料之外地原谅了他们，不再提什么洋跃进了。班子倒台前夕，在他和白天明的热情邀请下，裘少雄到宁川来了一趟。看到牛山半岛新区已现雏形的基础设施和开发中的火热景象，裘少雄泪水下来了，拉着他和白天明的手，连连说：不容易，不容易，你们真是太不容易了！因此，当北京那位郑老大骂宁川，于华北趁机大做文章时，裘少雄又给省委上了次万言书，收回了此前的反对意见，高度评价他们这届班子的改革实践。说修订后的新规划是富有远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尤其是在国外经济封锁，国内争议不断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在短短三年里，为未来的新宁川打下这么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他和白天明被撤职回到省城后，裘少雄又拉着邵泽兴为他们接风洗尘。王汝成和钱惠人也跑来参加了，当时，他们俩正在省委参加社教学习。这场洗尘酒喝得真够水平，有点史无前例的意思。两届倒台班子六个主要成员，在同气相求、英雄相惜的气氛中，喝了四瓶白酒，最后都喝多了，一个个于壮怀激烈中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