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童年，最好是在乡村度过。一切的生命，包括植物、动物、人，归根到底来自土地，生于土地，最后又归于土地。上帝对亚当说：“你是用尘土造的，你还要归于尘土。”在乡村，那刚来自土地的生命仍能贴近土地，从土地汲取营养。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而乡村为它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的生命的环境。农村孩子的生命不孤单，它有许多同伴，它与树、草、野兔、家畜、昆虫进行着无声的谈话，它本能地感到自己属于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相比之下，城里孩子的生命就十分孤单，远离了土地和土地上丰富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断了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城里孩子是没有童年的。

当我现在记述着我的种种童年琐事的时候，我深感惭愧。事实上，我是在自曝我的童年生活的贫乏和可怜。所幸的是，当时我的祖辈中还有人住在乡下，父母时常带我去玩，使得我的童年不致与乡村完全隔绝。尽管那乡下不过是上海郊区而已，但是，每年在那里暂住的几天已足以成为我一年中最快活的日子了。

孩子到了乡村，所注意的往往不是庄稼和风景，而是大人不放在眼里的各种小生物。春天的水洼里有蝌蚪，每年我都要捕捞一些，养在瓶子里，看它们摇着细尾巴活泼地游动，心里的喜悦要满溢出来。夏天的田野则是昆虫的天下。一定是很小的时候，也许还没有上学，有一次在乡下，姐姐神秘地告诉我，田里有“得蜢”。她其实说的是蚱蜢，因为发音不准，说成了“得蜢”。我好奇地跟她到田里，一起小心翼翼地捕捉，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蚱蜢。我更喜欢捉一种叫做金虫的甲虫。仲夏季节，拨开玉米叶子，便可发现它们挤成一团，正在啃食刚刚结成的玉米穗。金虫有金色的硬壳，蚕豆大小，用一根细线栓住它，让它悬空，它就扇开薄翅飞起来，发出好听的嗡嗡声。由于它爱啃西瓜皮，捉住了能养好些天。年龄稍大，我喜欢捉蟋蟀。它们往往躲在烂草堆下，翻开后四处乱跳，一眨眼就不见了，不容易捉到。最好是在夜里行动，用手电筒光能够把它们镇住。捉住后塞进自制的小纸筒，再选出模样精悍的养在小竹筒里或瓦罐里，和别的孩子玩斗蟋蟀。

在我眼里，乡下什么都和城里不一样，一切都是新奇的。喝的是井水，倘若在雨天，井水是浑浊的，往水桶里放一块明矾，便神奇地变得清澄了。潮湿的河边布满小窟窿，从中钻出一只只螃蟹，在岸上悠闲散步。林子里蝉声一片，池塘边蛙声起伏。那些池塘，母亲说里面有溺死鬼，会把小孩拖下去淹死的，使我感到既恐惧又神秘。还有夜间在草丛里飞舞的小火光，分不清是萤火虫还是鬼火，也给乡村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氛。

夏季是下乡的最佳季节，不但万木茂盛，而且可以一饱口福。所谓一饱口福，其实年年都是三样东西：露黍、玉米和南瓜。露黍形似高粱杆，比甘蔗细得多，味同甘蔗。新玉米当然鲜嫩可口。坐在屋外嚼着啃着，屋里飘来南瓜的香味。南瓜是在灶火上蒸的，大铁锅里只放少许水，一块块南瓜贴在锅壁上，实际上是连蒸带烤，蒸得瓜瓤红亮润口，烤得瓜皮焦黄香脆。尝鲜之后，照例要把这三样东西带一些回城，把乡村的滋味延续若干天。当年商业不发达，在城里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

在那个叫周沈巷的村子里，住着我的外婆、祖母和一个姑妈，她们的家挨得很近，沿着同一条小河走几分钟，就可以从这一家到达那一家。每次到乡下，我们都住在外婆家里。在我的记忆中，铭刻着外公去世的那个恐怖之夜。

大约在我七八岁时，一天夜晚，我们全家已经入睡，三舅突然来我家报告外公的死讯，说完匆匆去乡下了。第二天，母亲只带我去乡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奔丧。一进村子，母亲逢人总是问同一句话：“爹爹死了，怎么办呢？”我听了还以为也许有办法让外公活过来，要不她为什么总这样问呢。外婆一见我们就大哭，使我意识到毫无办法，外公是死定了。屋里一片忙乱，有许多来帮忙的人。饭桌上摆着酒菜，我摸了一下桌旁的长凳，立刻遭到训斥，说是不准碰的。我感到无趣，独自走进里屋，那里光线很暗，隐约可见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旁边燃着蚊香。我想走近看，又不敢，出去找母亲，问她那是谁，她说就是外公，把我吓了一跳。外婆一遍遍叹气，说就是一口痰堵住了，否则不会死。夜里，我和母亲睡在里屋另一张床上，外婆则睡在白天停放尸体的床上。尼姑们在外屋做超度，念经声和木鱼声响了一夜。这些声音比死人更令我恐惧，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蜷曲在母亲身边，不住地颤抖。

外公死后，外婆进城与三舅同住，我们去乡下就比较少了。有时候，父亲带我们去看祖母。和祖母住在一起的还有曾祖母，老太太活到九十岁，最后一年神经失常，不能辨认所有亲属，又好像认识一切人，见了谁都疯言疯语，十分可爱。我上高中时，祖母也死了，此后我没有再去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