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1

曾山问她是不是明天就走。张末朝他点了点头。“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的车票。”

曾山又问她,明天一早,他是不是可以去车站送她。他的语调十分勉强。

“不用了,”张末说,“反正我只有一只箱子……”

曾山转过身去,趴在桌上,凑近一只蓝色的塑料台灯,专心地修理他的那只闹钟。张末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他的桌子上就摆着这么一只闹钟。他没事总爱摆弄它。拆开又装上。桌子上还有一叠刚刚打印出来的论文。《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假如第二机械制造厂的那笔赞助费能够落实下来,曾山准备在稍后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它。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哲学早就成了某种奢侈品。用母亲的话来说,哲学家无疑是一群疯子。她不明白大学里为什么一定要有哲学系这个专业。她的看法与学校官方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校方一直在试图说服贾兰坡教授,将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纳入法政系。他们的理由看来十分充足:自古以来,哲学就是可有可无之物。因为没有哲学家的帮助与指导,人们也能妥善解决围绕着他们的一切问题。

曾山对哲学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多少信心。撕碎的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常常这样对张末说,哲学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生活并无任何助益,相反,它只是一种障碍。我们借助于它的光芒,只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绝望或废墟的性质。它是一个陷阱。“纵然你看到了绝望,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将它通知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哲学所照亮的东西也正是人们试图遗忘的东西。”

曾山说,他只有在与慧能院长通信时,才会觉得自己多少还像个人。

张末知道,慧能是南京某佛学院的院长,既是僧侣,又是哲学家。从他刚刚认识曾山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假如酝酿中的学术会议能够顺利举行,他们不久之后将在上海再度见面。

除了对这位和尚毫无保留的尊敬之外,曾山对于他们多年的书信往来也存有某些疑惑。张末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谈到,慧能院长似乎对贾兰坡教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写来的每一封信都会提到他,并不厌其烦地询问他的近况。很多枝节早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直接与贾先生联系呢?

慧能和尚是他们固定不变的话题。张末曾开玩笑似的对丈夫说,慧能和尚是他们婚姻的黏合剂。

和红色的结婚证书不同的是,离婚的证书是墨绿色的。人类或动物对于红色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用于驱除邪魔的桃符和楹联是红色的,刻在岩洞石壁上的符咒是红色的。交通信号、海关通道的红色标志意味着限制和阻抗。红色是流血的象征物,代表着禁忌和危险,而绿色则代表着安详和自由。

离婚证书是绿色的,它预示着她得到了自由。张末坐在床边,翻来覆去端详着手中的这张证书,脸上有一种怪异的笑容。对她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一个小小的讽刺——几年前,她带着全部的梦想到了这个喧闹而陌生的城市,现在,当她将要离去的时候,只有这么一个俗艳的证书将一路陪伴着她。

它是消失的时间和生命结出的一枚酸涩的青果。她看着它,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而它则对张末宣布:你自由了。

张末终于理完了那只箱子,她将它靠在墙边。她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当她心中第一次跳出离婚这个念头时,她对离别之夜早已开始了不安的想象。

曾山对做爱没有表示出什么热情。他对张末说,既然是最后一次,有和没有已无关紧要。而且,它会使人联想到死囚在上绞架前的那顿丰盛的美味,或者基督徒在临终所吞食的圣餐。

她一次次将手臂绕在他的脖子上,眼中噙满泪珠,曾山一次次将它拿开。他就是《堂吉诃德》里的那个安塞尔模,他要使自己幸福的花瓶经得起摔打。

张末躺在曾山的身边,像个孩子似的偎着他,身体嗦嗦打抖。曾山在临睡前服用了四片利眠宁。他一心盼望的就是这个夜晚尽快过去。

现在虽然已是初夏六月,可张末觉得,这个夜晚与他们第一次做爱时的情景是何其的相似。那天晚上下着大雪。积雪在窗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炉火熄灭后,她也能看到窗外那片银灰色的雪光,它将房间照亮了。雪片无声无息地坠落。她怎么也无法入睡。她想起了《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一句诗:

我是你的,

我的梦也是你的。

她只为这句话而流泪,并将它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曾山很快就发出了鼾声。她听见楼下食堂的玻璃被什么东西砸碎了。一块,两块,三块……她推了推曾山。你听,好像有人把食堂的玻璃打碎了,统统打碎了。曾山翻了一个身,将厚厚的背脊转向她。接下来她又听到了人群在奔跑的声音,校园里一片嘈杂,其中还夹杂着一两层遥远的呼喊。她拽了拽曾山的胳膊: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他睡得十分香甜。在玻璃的破碎声中,她觉得自己的心脏也随之炸裂,就如一只成熟的石榴。

第二天早上,张末很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她故意将桌椅弄得乒乓作响,她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到他的脸上。可是曾山还是没有醒来。张末不知道为什么要将他弄醒,假如他作出挽留的表示,她还会留下来吗?

她在床边坐了十分钟,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脸。他的鼻毛依旧很长,脸上依然油汪汪的,眼角上堆满眼屎。可是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生厌。

她拖着沉重的皮箱下了楼。户外的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球。在她去车站的路上,那张脸一直在街道两侧浮现,注视着她的离去。一个小时之后,它才在车窗外掠过的小河和村庄的背景中渐渐模糊,并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