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

老康凌晨一点敲我的门,穿着睡衣和拖鞋,嘴唇都青了,牙齿咯嗒嗒响。他跟我说,小初,坏坏了,资料丢丢了。我问什么资料如此重大,让咱们的心理学博士后都结巴了,他可是专做别人恐惧心理疏导的。从北大里头的博士后宿舍到我现在的住处,穿拖鞋就算小跑,也得二十分钟,他都没套上双袜子。门外的风呼呼的。

——开开电脑。他说。

我把电脑打开,给他倒杯热水。老康抱着滚烫的杯子直往胸口里摁,脸上慢慢有了点人样。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网页。在一个我从没上过的论坛,他用鼠标点着一个帖子让我看,就这个,问题就就在这里。我凑上去溜了一眼,就是几张纸的扫描件,用照片的形式贴在论坛上。没标题,上来就是人名,后头有个括弧,括弧里注明此人的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常住地、职业,跟在冒号后面的是此人害怕啥,恐惧所从何来,言简意赅。一大串人名,依次排列,冒号后头的恐惧有长有短。

——就这玩意儿?我说,我还以为政治局的最新决议被你弄丢了。

——这是大大事,小初。老康又结巴上了,涉及别人的隐隐私。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隐私是得保密。

——这里有的是朋友,你也认认识的。老康说,各样的恐惧隐私都都有。

猎奇的心理不太好,但我还是没忍住又凑上去。果然,在那几页纸里我数出了三个熟人,他们的恐惧匪夷所思。我是说,在平常的交往中,我在他们脸上看不见一丝惊慌神色,转瞬即逝的都没有。

——这是啥玩意儿?我问他。

——恐惧调查。我在做一个关于恐惧的研究课题。

我又伸头看了看,还是没怎么看进去。

——早知道我前天就不去国图了,真是要了命。老康说。他把问题弄得很严重。

这个调查他做了有一阵子了,全国各地跑,逮着人就问,愿意接受一个恐惧调查吗?保密的。为了诱惑别人受访,他给每人送一个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小福娃。他想看看人的恐惧的深层心理结构。前天下午他从图书馆出来,觉得手头的资料不够充分,临时决定去国图。从北大东门上公交车,坐下来就睡着了。这个学术狂人,每天都在压榨自己的睡眠时间。我提醒他,下手别太狠,小心榨过头,想睡都睡不着了。他在320路公交车上睡得很香,喇叭里报站“国家图书馆”到了时,他迷糊了一会儿才回过神,在车门关闭前的一瞬间冲了出去。小睡之后神清气爽,康博后登上国图高远的台阶,一路都得意:一觉醒来到国图,啥也没耽误。进门时他习惯性地摸书包,这一次他拿的不是包,而是一个印有北大标志的牛皮纸大信封,里面有一沓资料和一个新买的笔记本。啥也没摸着,冷汗刷的就出来了。下车太急,他把大信封落公交车上了。作为一个正在做博士后的心理医生,老康心里出现了剧烈波动。那几张纸和笔记本不值钱,摘抄的资料也可以重新再来,问卷来的隐私值钱。何止是值钱,他一笔一画整理出来,向所有受访者承诺过,这是职业道德。

他跳下台阶冲到马路上,招了辆出租车让师傅沿320路车这条线追。他在“军事博物馆”那站追上了320,去北京西站的车从来都塞得满满的,他坐过的位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没看见什么大信封,她从甘家口站上车,周围除了人和行李,任何多余的东西都没看见。老康去问售票员,售票员耸耸肩,双手一摊,你看,上下车客人多得像赶集,丢个人都有可能。老康只好暗自祈祷,那个捡了大信封的人捡了就捡了,回家就当垃圾扔了,然后永远都是垃圾,直到那些纸张从地球上消失。

——等会儿,老康,你先喝点热水冷静一下。我看看都是些啥毛病。

下面摘录的就是我看到的一部分。因为专栏需要,我选的全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受访者。为了保护别人的隐私,姓名用代称:

赵甲(男,1973年生,江西修水人,常住九江,建筑工程师):开始我做了一个噩梦,你能想到的杀人放火毒蛇猛兽我都能做出来;因为可怕,我就害怕做这个梦。总是害怕,反倒继续做噩梦,做的是害怕自己做噩梦的梦。然后又因为恐惧做害怕噩梦的梦,继而又做害怕做噩梦的梦的梦。就这么以此类推做下去,我的梦无限延伸,如同两面镜子对照,怕做噩梦的梦的梦的梦(这里必须用省略号)不断地延展和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长,让我的睡眠沉重无比,苦不堪言。我都快被这个惧怕噩梦的梦弄疯了。你看我的黑眼圈,我能不睡就不睡,睁着眼熬到天亮。

钱乙(男,1975年生,浙江海宁人,常住杭州,旅游公司副总):我对偶然性有种神经质的惧怕。人家说这是强迫症,不知道是不是。我忍不住就会想象某个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偶然性,给它无数的假设,越假设我越恐惧,越恐惧我越忍不住地假设。我总在想,事情要是往那个坏极了的方向走,那会是什么样子。你知道的,当然会越来越坏,太可怕了。假设耗掉了我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命的是我不能自拔。

孙丙(女,1978年生,江苏连云港人,常住上海,自由撰稿人):我总觉得这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在。不论到哪里,我都会下意识地去注意看见的人名、经过身边的每一张脸,去听她们的声音。我希望遇到另一个我,但我又害怕遇到另一个我。我很纠结。

李丁(男,1970年生,山西原平人,常住北京,艺术家):我没有大恐惧,只有小恐惧,不过,谁又能说小恐惧就一定不是大恐惧呢,是不是?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买了一束白菊花从天安门东地铁站出来,被警察揪住了。他问我拿花干什么,我说送给我女朋友,她最喜欢的花就是白菊花。警察不相信,非说我有问题,没收了我的花,还把我拎到局子里关了一夜。那夜空调开得太大,把我冻坏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放了我,没给任何理由。从那以后,我见着警察就跑。

周戊(女,1979年生,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还有人想在人群里找到另一个自己?天哪,不可思议。你知道我怕什么?撞衫!我最怕的就是看见某个人跟我穿一样的衣服。不管长得像不像,我都会浑身发痒,想挠,想把自己皮肤撕开;好像不是撞衫,而是俩人长了相同的皮肤。我想躲,觉得自己突然被当众扒光了,突然成了一个身份可疑的人,正在冒充别人活在这世上。所以你看,我这衣服,每一件都是找裁缝做的,我得让他们尽量确保从此不再做这一款式的衣服。

吴己(男,1974年生,陕西安康人,常住深圳,企业高管):没什么不能说的。我就是想做爱,每天都想。你说性交也行,这个词更带劲儿。过了三十二岁之后突然这样,我单身,很忙,没时间谈恋爱,结婚更免谈,就算累得倒头就睡,醒来第一件事也是想性交。虽然在深圳这种地方,我也没瞎搞过,你不信也无所谓。我去医院查了,不是性亢进。心理医生问我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好像没有。就是想。有时候突然来了那感觉,都想把老二一刀去了。也有人说是工作太忙导致的,不明白。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女孩和我的感觉有点像。她可能比我还忙,但就是整天觉得那地方空荡荡的,总想找一根东西把它塞满,恶狠狠地塞满。跟性亢进没关系。所以担心,现在我一天到晚想搞,一天到晚担心自己想搞,更累了。

郑庚(女,1975年生,湖北洪湖人,常住天津,中学教师):这个年龄,当然是安全感。朋友和同事们的婚姻排着队亮红灯。她们说,我撑不了十年。现在我们结婚九年,孩子五岁,一年前我就开始担心。离婚的队伍每天都在提醒我。老公工作忙,应酬也多,经常出差不在家。我越来越敏感,担心出问题。每次他回到家我都得提醒自己,别瞎猜,免得心理暗示,觉得谁都是贼。也越来越不自信。他的事业越做越大,职务越来越高,人人都觉得他光鲜,看上去也比我年轻。其实我比他小两岁。二十五岁教书,到现在还是原地踏步走,圈子和视野越来越小,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在拉大。如果他要出点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和女儿该怎么办。真担心,经常被噩梦吓醒,我都梦见他和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女孩在一起三次了。

王辛(男,1972年生,四川绵阳人,常住北京,公务员):怕被人超过,尤其是年轻人。八〇后。现在的孩子真是有眼力见儿,他们比你更擅长揣摩领导的心思,很多事情都能抢在你前头。领导赏识了,你才有上升空间,在机关里待过的都明白。我担心自己到头了。后来的孩子头脑太好使了。上不去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后面的都上去了,你原地踏步,等于在倒退。我带了两个徒弟,都不错,有能力也有心眼,我一想到哪一天他们成了我的上司,跟我说,“王老师,给我倒杯茶”,我撞墙的心都有了。

冯壬(男,1979年生,甘肃兰州人,常住天津,保安):跟你说了,你得保证不告诉别人。保证?嗯。我想杀人,真的。你要在这个小区当保安,你可能比我还想杀人。他们怎么会那么有钱?开那么好的车,小的很小,大的很大,我知道都很值钱。我花了半年时间才把那些名车的牌子认全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老婆,就是二奶、小三,有的已经有小四、小五了。我管的那片就有好几个二奶,不骗你,多好的姑娘,非要给人家做相好的。我想把那些大肚子的有钱人杀了。有时候也想杀那些二奶,她们怎么就那么没志气?你问的是害怕,恐惧。对,我就怕自己哪天管不住自己的手,把刀亮出来。真的害怕,经常梦见杀人,我就吓醒了。我其实连杀鸡的胆子都没有,可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杀人呢?太可怕了。

陈癸(女,1976年生,上海人,常住北京,记者):每天下午五六点钟,我会没来由地心悸,我怕这个。几乎每天都是,晴天尤其严重。夕阳半落,彩霞满天,我觉得半个天都在流血,心跳就会加速,不敢往身后看,觉得后面是个大黑洞,内心里怕得不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这个时候我正好经过天桥,我必须走在桥中央,否则一看见满街的汽车和行人,我的恐惧和心跳会立马加剧,我几乎要抑制不住从桥上跳下去的冲动。我总想,跳下去就没这么害怕了。究竟怕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

一圈看下来,要我说,也没啥新鲜的,基本上没有超出我的想象力。那点小隐私就是拿到新闻联播上说给全国人民听,也不至于家破人亡、人生突转。谁还没有点挂不到嘴上的小秘密。

——很很严重。康博后抓住我的手。他的手靠着杯子的那部分是热的,别的地方还冰凉。小初,我我有点那个啥。

——哪个啥?

——恐惧。

这就好玩了,一个研究恐惧的人开始恐惧了。老康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比我大十岁,从中学教师做到知名的心理医生、学者,从广西的一个小镇一步步到了北京城,大大小小也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不至于如此之不淡定。我不明白。我从书架上摸出一瓶二锅头,撕开一袋泡椒凤爪和一袋麻辣鸡肫,倒上酒。只能这样,这大冷天,北风吹雪花飘,就算知道被谁捡了也没法去找。整两个,压压惊吧。其实我不知道惊在何处。

——我怕的是泄密这事本身。酒过三巡,一斤装的牛栏山见底了。其实是他老哥一个人闷头痛喝,我只象征性地抿两下。老康两眼水汪汪、红通通地看着我,说,我怕的是泄密这事本身。我有心理阴影。

我不搭茬儿。喝到位了,我不催他也会说。我说你等会儿,我再开一瓶。

老康海量,他们家那地方过去出土匪。第二瓶没喝多少,他只顾说了,还隔三岔五提醒我认真听讲。我稍事走神就跟我急。

——小学二年级,因为打小报告我被同学押着游街。对,那会儿“文革”已经结束了。小报告不是我打的,但他们都认为是我打的,因为我成绩最好。镇上有两所小学,隔三里地,经常打群架。“文革”结束了,遗风还在,学校的喇叭里天天在说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打架照常,三天两头。“育红班”的小屁孩就开始打。那个秋天事大,不知道结了什么仇,打算动刀子了,好几个年级学生联合起来跟外校打,几个骨干整天把菜刀别在腰后。不知道谁告的密,两百多号人揣着家伙,聚到镇外的乱坟岗子里,两校的领导和老师从坟地里冒出来,没打成。他们怀疑上了我,因为老师喜欢我,我出入办公室也最多;还有,我拒绝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动员过我好多次,我都扯谎躲了。打打杀杀的我从小就怕,白长了这大身板。你知道的,非友即敌,我们不流行第三条道路。我就成了叛徒。除了我,所有男生都去了。班长比我们大两岁,个头也比我们大,后来成了二流子。那时候我们多小啊,他就痛惜“文革”结束早了,要是再来十年,他就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把几个班委召来,说,学习委员康某某打小报告,是叛徒、内奸、告密者,是不是该表示一下?我看看其他班委,他们不敢看我,但还是一个接一个地点头。当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被插上木牌、挂上土坯,双手背在后面游街了。木牌和土坯上裹一层白纸,写着“叛徒、内奸、告密者、人民的敌人”。他们不敢在街巷里游,把我拖到乱坟岗子,围着上千个坟堆一圈圈地转。他们动员了其他年级和班级的学生来围观,浩浩荡荡的队伍能绕坟场一圈半。还有人从家里拿来锣鼓和脸盆,一路敲敲打打,班长领头喊口号,打倒叛徒内奸,告密可耻,坚决把人民的敌人消灭干净。小初,你不信?你对“文革”没概念。别不承认。我们小时候见多了,行怎么游大家都懂。记不清被游了多少圈。我身上沾满草根和泥巴,他们想起来就往我身上扔,浓痰鼻涕都有。一半人喊口号,一半人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乱坎岗”。

——想着我都觉得瘆得慌,一群小屁孩。你就那时候开始怕的?

——不是。游了三次我都没怕。放学后我就被拉过去,不是游街,是游坟。也没哭。我怕和哭是在游坟之后。我爸打我,往死里打,我屁股都快被打烂了。我没告密,但他一边打我一边咬牙切齿地说:“让你告密!让你告密!”我被打得莫名其妙,委屈都要委屈死了。小初,我真的没告密。

——就算小报告是你打的,你爸也不应该下这个狠手啊。

——是啊。当时我就蒙了,这男人都不像我爸了,没见过他气急败坏成那样子。他说,告密者就不配活着,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才二年级,根本就听不懂。我哭,我爸也哭,下手越狠他眼泪就越多,最后一屁股坐到地上,用扇我屁股扇得紫红的右手扇他自己的耳光。你见过一个大男人鼻涕一把泪一把,报仇一样自己打自己吗?现在我明白了,真正让我害怕的,还不是我爸打我,而是我爸打他自己。他一口气扇了自己至少五十个耳光。开始还只用右手,后来左手也上了,左右开弓。一边打自己一边说:“让你告密!让你告密!”你不知道,我爸那些年一直垂首低眉,都有些窝囊了,外号叫“面团”,话少。我从没见他那么激烈过。我被我爸吓着了。

我有点晕。我给老康倒酒。哥,慢慢说。

——游了三次就不游了。花样不多,游起来也没意思,主要是观众流失严重。他们也不敢对我动手,伤了破了说不清楚。只是威胁我不许对学校和家里说。我爸还是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在巷口看人下象棋,同学的父亲随口说了一句:“说你们家儿子告密,被同学拉去游街了。这帮小崽子,倒会玩。”我爸当时脸都青了,回家就开始收拾我。他知道我没告密,还是打。连打了我四次。后来就当着我妈面打,完全是打给我妈看。我妈越拉他越打,我好像成了他们较劲儿的工具了。

——你妈说啥?

——后来我妈干脆不拉了,想打你就打吧,打死自己儿子多光彩啊。我爸就停下来,又是一屁股坐地上,开始扇自己耳光。扇得耳朵眼里和嘴里都往外流血。老康端起酒杯跟我碰一下,兄弟,耽误你休息了。我爸妈关系一直不好。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中心思想到了。继续,哥哥。

老康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他爸曾经是“告密者”。说来话长,此处长话短说。年轻时,他爸在城里,喜欢上同单位的他妈(为了保护隐私,此处不纠缠他爸他妈是否军人,也隐去单位名称)。喜欢他妈的还有一个小伙子,贵州人,两人势均力敌,他妈一时难以定夺。正在三人纠结之时,单位出了件事,肯定不是好事。在老康的表述里,类似行业机密之类,反正事关重大。明摆着有人给捅出去的,大家相互猜。猜归猜,不成定论。那一天老老康头脑一热就进了领导办公室,以他的观察和推断,是那贵州人。老康他爸有公报私仇之嫌,但他的确也怀抱着赤诚之心;他认为如此,他就这么汇报了。那时候所有人都以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为第一要务,打这个小报告老老康不以为耻。贵州人出局了,直接打回贵州原籍。老康他爸独占花魁,爱情一帆风顺,两人结了婚。问题出在后来,某天有了确切消息,贵州人是无辜的,但这已经是两年半以后,老康都出生了。没有人会颠儿颠儿地跑到贵州把贵州人请来,给他平反。错了就错了,领导从来不会为这种冤案负责。受折磨的是老老康,虽然谁也不知道是他告的密,他还是坐立不安,无论如何那地方待不下去了。他背着老婆独自做了主,申请到远在小镇上的单位分部去。

据老康说,他妈死活不愿意去小镇,干得好好的,谁愿往小地方跑;他爸死活要走,必须的,调令已经下了。临行前一天半夜,老老康被迫低着脑袋跟老婆交了底,从此头就没有抬起来。这个告密的男人,靠打小报告赚了一个老婆,也毁了无辜者的一生;他老婆想,我是一个告密者的妻子,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吗?她曾喜欢过那个贵州人,甚至胜过现在的丈夫,而自己的生活不得不被绑在一起的男人,他把密还告错了。现在,他们将要逃向偏僻的小镇去赎罪。多少年里,她一直在尝试从内心里理解自己的丈夫,他为了爱自己,他也为了举报的真诚;但她还是说服不了自己,小镇上的生活她喜欢不起来,她无法装出看得起自己丈夫,日常生活是多么磨人哪。

——在小镇生活里,我爸一直憋着。老康说,我妈也使劲儿憋着,憋不住就窜起一股邪火,屁大的事也能嚷嚷起来。我爸把头低下去,再低,一直低到了裤裆里。小初,其实我爸不是个坏人,坏人会把这个十字架一直背到现在吗?我在小镇上生活到十八岁,但我在这样的氛围里一直生活到现在,即使我一年到头在北京,那感觉还是如影随形。所以我当了心理医生。医生这个行当都是从自救开始。

——我认为你爸是个高尚的人。这世上到处都是干了坏事还理直气壮的人。

——你能理解我爸对“告密”的恐惧?

——明白。老康,你的“泄密”不一样。

——一样。只要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就一样。即使没有,也可能一样,恐惧和十字架在你心里。

那天夜里我们聊到凌晨四点半。两瓶二锅头光了,冰箱角落里忘掉的榨菜也拿出来吃了,还有两桶“康师傅”方便面。大冬天夜里说闹心事,饿得就是快。两代人的恐惧陈陈相因,心理医生都搞不定,我更没招儿。我只好宽慰他,碰一下酒杯说一句:老哥,悠着点,别对自己那么狠。你丢的那些“恐惧”就那么回事,大家都忙得团团转,谁在乎啊。老康喝暖了身子,鼻尖上都出了汗,筷子总算不抖了。楼下有辆车叫了一声,凌晨四点半了。每周两次这个点儿响,比瑞士手表都准。也许车主戴的正是瑞士手表。邻居说,这栋楼里住了个二奶,那男的每周来两次。我打个哈欠跟老康说,没事了,洗洗睡吧。

——嗯,轻松多了。他打了个饱嗝站起来,出门的时候突然又扭回头,说,小初,你不会把我爸的事说出去吧?

我晕晕乎乎地想,一晚上白劝了。我对他坚定地摆摆手,放心。

现在我把这个晚上写出来。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一定知道,有些并非绝对真实,比如老康,他可能不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