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当文学作为文学的时候,有人很可能会把它当成擦屁股纸,也有人一辈子不会读上一本文学作品。

当文学作为政治奉献给人们的羔羊时,却成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会争着咬上一口。男盗女娼、物价上涨、倒卖黄金、小孩尿床、火车误点、交通拥挤、住房困难、工资不长……无一不是文学的罪恶。文明古国中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

介绍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的报告文学终于问世之后,不仅它的作者叶知秋、贺家彬有幸加入了众矢之的的光荣行列,连郑子云也被卷了进去。因为他给诬陷陈咏明的宋克回过那样一封信;因为他对这篇文章表过那样的态:“发!出了问题我负责。”

反对这篇文章的人,心里全都明白,说到底,这是小事一桩。根本问题在这里:郑子云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上,都有一种让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劲儿。别扭劲儿这东西,既不违反宪法,也不触犯刑律,党员的十二条准则里,哪一条也挨不上边儿。然而,在人们的意识里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它们虽不能制人以刑,却可以像球赛似的把人罚出场外。

按照规定,五次犯规,罚出场外。郑子云却只有三次或者四次。现在的问题是,要给郑子云制造继续犯规的机会。球场上有这么一套心照不宣的战术。

郑子云支持这篇文章的做法,虽然和田守诚的本意满拧,然而,出于这种心理状态,田守诚非但不动气,私下里反倒有几分高兴:郑子云分明又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去了。

他希望事情闹大,希望郑子云陷得越深、搅和得越狼狈越好。文章发表的当天,半夜三更,田守诚就给陈咏明打了个电话:“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陈咏明回答:“也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因为当初我对作者说过,第一,不要宣传我个人;第二,汽车厂之所以做了些工作,和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第三,我那个领导班子,是个好班子。”

“你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呢?”

“不介入的态度。”陈咏明立刻反问田守诚:“您对这件事又是什么态度呢?”

田守诚没料到陈咏明会这样单刀直入地迫使他表态,好厉害。“我嘛……哈哈,当然是赞成的喽,表扬我们部里的好人好事嘛。”

见他的鬼去。

不久田守诚就在宋克的撺掇下派了干部司的司长,带了二十多个人到厂里来,名义上是考察干部,实际上是来了解文章“出笼”的经过,前前后后在厂里搞了一百多人次的调查。

一开始陈咏明就对叶知秋和贺家彬说过:“千万别写,断送了我一个人倒没什么,可别断送了汽车厂这点形势。”

他们说什么?“文责自负嘛。当然,我们会考虑你的意见。”

谁知道他们怎么又写了。也不知是谁,不知深浅利害地给他们提供了那么多情况。贺家彬在厂里有同学、也有熟人,汽车厂是部里的直属厂嘛。

结果怎么样?不幸而言中。“文责自负”!头脑里缺政治哟。

当冯效先和宋克找上门让田守诚表态,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意在对他们进行指责的时候,他闪烁其词地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文章的发表没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

使冯效先和宋克怒不可遏的是,文章里写到曙光汽车厂历任厂长中,个别人对“四人帮”时期存在的困难,不是激流勇进,而是激流勇退。其中一位还是部里主管局的局长,在曙光汽车厂工作没有做好,回到部里反倒成了部党组成员。了解内情的人一看便知,这说的是宋克。

一派书呆子的胡言乱语!什么时候胳膊拧得过大腿?那个时期,连政治局都让“四人帮”搅得不能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个小小的厂长就能解放全人类?

表扬陈咏明,就说陈咏明好了,何必说那么多呢?这个贺家彬,还在重工业部领工资,还在冯效先手底下混饭吃,也不考虑一下后果,太天真了。知识分子真是一种让人不能理解的怪物。不过文学作品嘛,又不是中央文件,哪能那么周全。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像数学公式那么严密。对贺家彬,田守诚的态度比较宽容。一个小人物,能掀多大的浪?也许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头上,人们也就比较想得开。但对冯效先和宋克来说,绝不是抹抹稀泥就可以了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固然是党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随着职位的不断提高,人的屁股也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得了。

林绍同告诉田守诚:“听说宋克局长已经派人查过贺家彬的档案了。”林绍同把那个“人”字说得很重。这等于提醒田守诚,宋克的老婆是干部司里一位专管干部的处长。

田守诚不赞同地说:“老宋这事办得太露骨了,传出去又是麻烦。现在人们对查档案的这一套做法很反感,贺家彬不过是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嘛。”

林绍同又说:“听说有人看见郑副部长和那个女记者在景山公园外面的街上溜达。”

田守诚立刻垂下眼睛,好像听到什么不愿意听的事情:“这算什么,又不是看见他们睡在床上。”凭他和郑子云共事多年的了解,他知道郑子云不会做这样的事,可他巴不得郑子云做出这样的事才好。田守诚知道,再没有比这种事更能毁人的了。有时他觉得孔老二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都伟大,那得以跨越两千多年时空的封建意识,之所以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直至现在还主宰着很多人的头脑,靠的就是孔老二这个染色体。不过田守诚是讲求实际的人,他从不把精神耗费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他对林绍同说:“我看,既然宋克同志他们有这样的意见,你不妨在部里搜集一下对这篇文章的反应,适当的时候在党组会上议一议。”他没有说要搜集什么反应,那是无须说的,林绍同自然清楚。如同一个精明的管家,来了什么品位的客人,席间该上几个冷盘、几道热菜,心里早就有谱。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风行一时的“兴无灭资”口号大唱反调,上面不但没有微词,反而在报刊上、内部通讯上,左一篇报道,右一篇转载。

前不久国务院某领导人准备召集重工业部有关同志研究工作,在田守诚提出的有关人员的名单后面,亲笔加上了郑子云的名字。当田守诚按照惯例在前排——通常是各部第一把手的座位——某个座位上落座时,那位国务院领导人高声地招呼着:“郑子云,郑子云来了没有?”

郑子云简单地答道:“来了。”——听起来却踌躇满志。

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似乎一帆风顺。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自然啦,“四人帮”那个时期,郑子云又不是第一把手,部里的事情也用不着他出来亮相、表态,那些个亮相、表态真他妈的坑人,一次又一次地让人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批邓的时候,郑子云又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谁知道他真病还是假病。真是吉星高照,生病也生得是时候。“生病”真是天才们的伟大发现。那位国务院领导人就曾经笑眯眯地问过他:“守诚同志,那个时候人们都生病住院,你倒好好的,啊?”

那笑很有点古怪。

那位国务院领导人还招呼着郑子云:“来,来,坐到前面来,坐到前面来。”之后又加了一句“最近你们部的工作很有开展嘛。”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田守诚非常熟悉高级政治生活,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都是一个信号。这信号表明,郑子云的地位可能有所升迁。但把他撤下来,把郑子云换到他的位置上这个可能目前还不存在。他知道,只要上面赏识他的人不垮台,他就不会垮台。像洋人那样,今天可以是部长,明天可以去饭馆刷盘子那样的事,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倒不是这个社会对他特别恩典,而是这么一来,便会动摇整个干部制度,危及每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田守诚是太了解这一点了。只要他政治上不出大问题——他想大致不会了,他已更加谨慎——他这个部长的级别就会一直保持到终年。

再说郑子云也决计不会同意这么干。

但郑子云很可能会另有高就,自然出不了与工业有关的圈子,对他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慑力量。郑子云虽然不会从个人好恶上对他做什么手脚,何况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私怨,但是郑子云太了解重工业部的内情,指不定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会抖搂出来……还有他那套关于改革的梦想,鬼知道会不会有人赏识,一旦有人赏识,可就乱了套。

至于这篇文章在部里引起的骚乱,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较量,一切迹象表明,还不到当真的时候,他得稳住神。田守诚自信对中国政局的了解,远比郑子云透彻,目前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早晚会有人出来说话,对郑子云的所作所为,他不必花什么力气认真对待,总会有一个时机,让他坐收渔人之利。

部党组会议结束的时候,田守诚看了看表,差半个小时十二点。可以把那篇报告文学引起的争议提一提,这个时间不长不短正合适。说太多也没必要,点点题就行。

他说:“还有点时间。有件事,需要说一下。”看着大家没太在意,他停了停,等着静场。人们被不同话题分隔成若干小块的注意力,重又聚合到一起。只有汪方亮一个人在“咔嗒、咔嗒”地折腾着别人刚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打火机。

田守诚接着说:“这两年文艺界很活跃,不少作家提出要干预生活。我们部里也出了个文学家,写了一篇关于曙光汽车厂陈咏明同志的报告文学,也算是干预一下我们重工业部的生活吧。啊——看来我们这个部里,还是有人才的嘛,哈哈。”

他笑,可他明明意识到,哪个单位里要是出了个写小说的,可真是一种灾难。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会不会被他当成素材写进小说里去?就是被写的人自己不对号入座,了解内情的人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件事写的就是他。小说还会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里发行;也许有人会推荐给哪位副总理或中组部、中纪委的某位领导人……

郑子云点上一支香烟,并不吸,只是歪着头,眯着眼睛,看香烟头慢慢地燃。

田守诚说:“我是个大老粗,不懂得文学。但早年在延安还是聆听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嘛,啊——”

汪方亮插嘴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哈哈——”然后得意地环顾左右。

田守诚知道汪方亮喜欢戳人家的蹩脚。部党组成员里,他能看得起谁?最近他的一份关于改革出口本部产品外贸体制的建议,很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不过汪方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说错了什么?田守诚在其他人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异常。有人出于礼貌,有人早已练就了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里描述过的那种本领。汪方亮这么一哈哈,田守诚感到不那么踏实了,决定不再绕弯子,单刀直入地说下去:

“文章发表以后,在部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把同志们的反映集中一下,有这么几点:一、作品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二、陈咏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三、把别人的功劳归于自己;四、政治品质有问题。总之,这篇文章从社会效果看,是影响安定团结的。”

宋克急不可待地接着说:“不打倒‘四人帮’,他也搞不上去,现在让我去我也行。我按党性原则办事,所以没搞上去。他拿一百块钱办三百块钱的事,没有鬼办得到吗?”

合情合理!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好几颗花白的头颅,深有所感地摇动起来。

孔祥副部长说:“说到底,我们还是集体领导嘛,有了成绩和功劳,应该记在党委的账上嘛,突出个人是不对的。”

孔祥有着四川人特有的嘹亮嗓门,这嗓门儿使他的发言有一种气势汹汹的派头。一双圆睁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冷冷的、莫测的光。眼下好些事都让他反感。文化人也来干预政治,他们懂得个“鸟”!顶好再来个反右运动,给他们全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弄去劳动改造才好。再不老老实实就枪毙他两个。江山是他打下来的,身上两个枪眼还在嘛,现在倒让这帮子文化人来指指点点,笑话!咋咋呼呼!子弹推上膛,全吓得他们屁滚尿流。

自从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过那个报告之后,郑子云平时那些让他看不顺眼的习惯,更加刺眼了:那总是漂白的硬领;每每坐下来之前总要提提裤缝;给女同志让路;成天挂在嘴上的“谢谢”和“对不起”……郑子云除了知识分子出身这一点之外,再没有什么可抓挠的了。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孔祥希望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抓到些什么,那让他从心眼儿里感到生活的充实。

郑子云的报告一直梗在他的心里,他说不准那报告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弄懂它是相当吃力的。凭着直觉,他感到那是一种威胁。虽说实现它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不论他,不论郑子云早已化作白灰。可孔祥希望,就是化了白灰,也应该让人毕恭毕敬地供着。

正面反对郑子云不行,因为郑子云的位置排在他的前面。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套已经嚼烂的套话,他也说不周全。更不要说准备一套系统的理论和郑子云较量一番。

妙!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田守诚觉得这甚至是开向郑子云的一枪。比宋克那句话高明多了,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又可以堂堂正正地放到桌面上来。但是没有人接上来。这些年人们变得谨慎多了,私下里说话要多解放有多解放,到了面对面的时候,不是打哈欠,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愿意得罪那个人。

偌大个会议室,只听见一片“啪、啪、啪”一收一放把玩折扇的声音,和电风扇嗡嗡作响的声音。

蒙在沙发上的灰布套子;久已没有粉刷的、泛黄的墙壁;造型和工艺都极为粗糙的烟灰缸子;十几张或困倦、或木然、或老谋深算、或不以为然、或激愤、或咄咄逼人的面孔,全让人感到沉闷。

不知谁把电风扇的风量开到了最大限度,呛得坐在跟前的郑子云透不过气来。

他站起身,挪到靠近门边的一张软椅上去。对面,是整整一排窗,白杨树的浓阴遮住了视线。透过树叶的缝隙,夏日里,颜色变得深邃的蓝天被切割成不规则的小块。但他知道,越过这片树阴,仍是广阔的蓝天。蓝天!他的心,顿时豁亮了。

人不可不依恋自然,也许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出去走走。不过好像时令不对,去香山应该在十月底,去樱桃沟应该在春天,颐和园人又太多。可以去潭柘寺,“文化大革命”以前,郑子云带圆圆去那里打过猎。猎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抄走了,新近又被人送了回来。已经锈迹斑斑,像他一样,老了,生锈了。有个法国电影叫《老枪》,挺不错的片子。《老枪》,这名字听起来有一种老辣、悲怆而壮烈的韵味。是啊,老也并不意味着报废,只要是条真正的“老枪”。

郑子云那不为所动的漠然神情让宋克看了生气。热极了,纺绸小褂的腋窝全被汗水打湿,宋克解开胸前的纽扣,滚圆的、绷在圆领衫里的肚子,示威一样突现出来。他不满意这个会。其实,这个会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遇到扯皮的事情,总是这么含混和暧昧地沉默着。他不便再说什么,因为他算是当事人,说多了不好,难免不让人感到他带着个人情绪。

他嫉妒陈咏明。正是因为陈咏明,他才从副部长候选人的名单上刷了下来。唉,他是从哪儿蹦出来的?都怪郑子云。要是他不推荐陈咏明呢?推荐倒也罢了,偏偏又把他推荐到曙光汽车厂,这不是要他的好看吗?

他渴望着陈咏明和郑子云的失败,哪怕他们吃饭的时候硌了牙呢!他处处和他们作对,哪怕在和他的切身利益毫无干系的事情上。他挨个打量着与会者的面孔,估量着谁会发言,谁会说什么样的话。可是,有什么用呢?

所以郑子云才会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宋克把长长一截香烟捻在烟灰缸里,那截香烟仍在冒烟儿,他顺手把茶水“忽”的一下倒进烟灰缸,飘着烟丝、火柴梗、烟灰的黑水立刻溢了出来,沾污了浅蓝色的桌布。

孔祥又说:“听说和贺家彬合写文章的那个女记者离过两次婚呢。”说罢,从眼镜片后头,迅速地向郑子云射来两道警告意味的光。他说到“离婚”那两个字时的口气,就跟说到妓院、说到花柳病一样。

会议室里像加了兴奋剂,就连空气的流速,也似乎加大了许多,所有的脑袋全向孔祥扭过去。

郑子云暗暗苦笑:要是叶知秋能够结两次婚,也算没有白白地当过一次女人。既然婚姻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为什么离婚在孔祥的眼里,却成为一条应该受到指控的罪过呢?他自己可以胡来,别人却不可以离婚。

真岂有此理,什么样的乌七八糟,什么样的糊涂!汪方亮从软椅的靠背上直起身子,提高嗓门说:“我们这是在开党组会。”他还想说,这里又不是茶楼酒肆,说话严肃一些。可是他忍了下去,孔祥是主管政工工作的副部长,他手下那些人一向和他不对付。汪方亮并不怕他们,只是让他们时不时地找点岔子,他还得分散精力去对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眼前就有这样的实例:汪方亮准备帮一位老战友把女儿从工厂调到部里工作,孔祥不但卡了他一个多月不给办手续,还告到部纪律检查组。为这点事,纪律检查组郑重其事地找汪方亮谈过一次话。扯他妈的淡!什么东西!装模作样,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佛门里六根清净的弟子。他当场就骂了孔祥一顿。当着他手下的那帮子人,列举了孔祥某年某月走过什么后门;小姨子安排在哪儿;二舅子安排在哪儿;某年某月孔祥和某某女士在某某饭店……从那以后,两人很久都不过话。

汪方亮说:“我向作者了解过,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陈咏明根本没有看过,怎么能说他品质有问题呢?

“我告诉他,部里反应很强烈,问他:‘你有什么看法?’

“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只能写死人,不能写活人。’

“我很同意他的高见。中国真是人口太多,人浮于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演,有时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过;一篇文章闹得重工业部人仰马翻,还要我们这些党组成员在这里讨论。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女人可以不可以烫头发,据说某个市委讨论了三次……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

田守诚赶紧把撒出去的网往回收:“看来是作品本身不够实事求是,不是陈咏明同志的责任。”

孔祥和宋克的脸色立时显得更加阴沉了。

当第一把手真不容易啊。

郑子云说话了:“什么责任?这篇作品到底有什么应该追究的责任?还是不要忙着下结论。我们可以一项项地、把那些所谓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做一次核实。我会派人去,然后我们再做结论。至于有人散布说,文章发表没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这个情况,有必要澄清一下。”郑子云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向田守诚射去。没有两下子的人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会感到张皇失措。然而田守诚却超脱地微笑着,仿佛郑子云说到的事,与他毫不相干。田守诚的涵养可谓功夫到家,即使听了使他顶难堪的话,也还是显得那么谦和。人家不是说吗,会逮耗子的猫不叫。不论和谁有了矛盾,就冲这谦和,道理一准在他这边。有些人就是这么去评判是非的。“据我所知,那天部党组会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参加。这是一。第二,在讨论该不该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党组内有好几位同志还没有机会看到这篇作品,他们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看到的。第三,当时表示不同意发表的只是个别的同志,其他同志没有表示可否,更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烟头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轻笑起来,说:“我们好像成了文学评论家了,要是我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买卖,我真准备写小说去。现在我打算为这篇文章写篇评论,表示支持。田守诚同志刚才说到社会效果问题,我很同意这个提法。要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是由领导说了算,还是由广大读者说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

“我看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就不错。我认识他们厂子里的几个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里去闲聊,还随身带着登着这篇文章的杂志。我看了看那本杂志的标价:一元二角钱。我问他:‘你干吗花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五买这本书?’他是二级工。

“他说:‘过瘾。’

“我问他:‘怎么过瘾?’

“他反问我:‘您看过吗?’

“我逗他:‘没看过。’

“他说:‘您怎么不看?这第一篇写的就是我们厂长。您看看就知道怎么过瘾了。’

“我说:‘文学作品都是夸大的。’

“他说:‘不,这里件件写的都是真事。’

“我跟他开玩笑:‘厂长是你亲戚吧?’

“他正色地说:‘瞧您说的,不信您去厂里问问。’

“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我羡慕陈咏明,要是我的部下对我也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有意见。因为他撤消了大庆办、政治部和车间的专职书记……

“我们绝不能挫伤这样的干部。挫伤了他,就等于挫伤了几千名工人群众。这样的干部不多,我们应该保护他。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对这篇作品也应如此。虽然结构上、语言上、技巧上还有些缺点,没有很准确地表现陈咏明这个人,但作者有勇气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就应该肯定。”

田守诚决计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这就跟下围棋一样,眼瞅这块活不了,就别再往里头填子儿。于是,匆匆宣布散会。

一觉醒来,身上是绵软的,嘴里也发苦。郑子云翻身起床,冲了一杯热茶,然后在临街的窗前站下。

马路上,几个游泳回来的年轻人,把五颜六色的游泳衣挂在车把上,小旗子似的随风飘扬。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女孩子很像圆圆。短短的头发、两手满不在乎地抱在胸前,交叉着两条晒得黝黑的长腿,也不怕从车上闪落下来。

圆圆又和夏竹筠吵架了。就这么几口人,日子过得并不安宁。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家庭。安定团结!要是人的愿望能像萝卜、白菜那样可以栽培就简单多了。想让它长什么就种什么。她说话越来越随便,太过地刻薄,也许像他。就连对夏竹筠也不够尊重:“您又想把我拉到骡马市去?!您应该当个配种站的站长。”

天哪,女孩子。

最近她对婚姻问题很敏感,而且明白地拒绝和家里人交谈。还振振有词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他有吗?他要有也许就好了。遗憾!生活里原该有许多的支撑点,一个不行,其他备用的还可以投入运行。

街上有树,有行人。但在炎热的阳光下,全像晒蔫了似的,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马路对面的树阴下,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屈不挠地吆喝着:“冰棍——巧克力冰棍——”郑子云常看见她,和他差不多的年纪,筋骨蛮好的样子。矮小、干瘪,棕黑色的面孔,像一具风干的面具,带着劳顿生活的痕迹。但她那还是很有弹性的吆喝声里,还有一种可以和生活挣扎一番的力气。他呢,却已经在生命和死亡的边缘地带摇晃了。秘书、保姆、办公室、汽车……已经使他软化。物质生活愈是发展,人体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可能就越差,而精神的触角却越发地敏感。

他分明烦躁。为了什么?上次的党组会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大不了的烦恼,他经历过的多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五二年“打老虎”,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算得了什么!

他渴望人和人之间的相通、谅解、支持。圆圆却说:“傻瓜才说这种话呢,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翻那本老皇历。”

现在该翻哪本皇历呢?她的话不对。现代青年人的偏激。

寂寞,寂寞极了。让烈日晒得冒烟的那条马路,让人联想起阿拉伯的沙漠。

郑子云开始盼望有谁敲门,或有谁打来电话。哪怕跟谁聊聊常宝华的相声也好。

隔壁的电话铃果真响了。郑子云微笑,巧!

铃声响了很久,夏竹筠才去接它。她的语气干干巴巴,不怀好意。

只听见她一连串地发问:

“喂,哪里?”

“你要哪里?”

“找谁?”

“你是谁?”

“找他有什么事?”

对方大概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心里有鬼或是反应慢的人,让她像扫机枪似的这么猛一通扫射,准得丢盔卸甲地落荒而去,往他家打电话的人,应该先穿上尼龙避弹衣,或戴上防毒面具。

夏竹筠在隔壁叫了:“老郑——你的电话。真讨厌,又是那个姓叶的女记者。”

声音那么大,叶知秋在话筒里一定听到了。

“是,我是郑子云。”

叶知秋的声音里,有种神经质的兴奋:“我收到编辑部转来的一封匿名信。”

“什么意思?”郑子云看见夏竹筠伸长了耳朵停住了手里正在摇动的绢扇。

“说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除了和合作者睡觉,还和被写到的主人公以及某副部长——也就是阁下,勾勾搭搭,编辑部不该发我那篇文章,诸如此类。”

“我很抱歉。”郑子云打心眼里感到歉然,好像是他侮辱了她一般。

“你觉得奇怪吗?其实并不新鲜。连大名鼎鼎的某记者,写了一篇为好人伸冤的报告文学,不也让人糟踏得一塌糊涂吗。”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夏竹筠“啪”的一声把小折扇摔在茶几上。郑子云下意识地用手护住电话机,好像夏竹筠会过来砸它。

“不,不必,谢谢。告诉您的意思,不过是希望您当心暗箭,我估计这匿名信是田守诚手下那些人干的。再见!”

“再见。”

太过分了。

有过很多不愉快的事,郑子云可以不去计较,但不计较不等于不存在。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各个方面到部里索取讲话稿和听取重工业部研究、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情况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一直由部调查研究室的同志负责,因为在开展这项工作中,他们是起实际作用的人,是了解情况的人。他们读过不少书,做过不少研究,还到几个工厂去蹲过点,郑子云在讲话中提到的不少情况,都是他们总结、提供的。

田守诚事前对这次会议持否定态度,会后又对会上未能贯彻大庆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兴无灭资”的讲话精神很有意见,后来不知又从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通知部值班室,凡是到重工业部了解这一工作开展情况的单位,一律由林绍同组织接待。

用意很清楚。郑子云不愿把这件事的动机想得太庸俗。但到底,那是同志们日日夜夜辛劳的结晶。

现在,又去糟踏一个无权、无势,没有反抗和保护自己能力的弱女人。这些人对付恶,是那样的懦弱、胆怯,对付一个女人,却是那样的强大、勇敢。何等的可悲啊。

夏竹筠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抱歉?为了什么?你要替她做什么?”天哪,她想到哪儿去了。

郑子云定睛看她。

闪着珠贝一样色泽的拖鞋里,是一双如普希金在诗文中多次热情描绘过的、迷人的小脚。那双脚,裹在进口尼龙丝袜里。白色丝绸的睡衣上,绣着两只暗红色的凤凰。茜色的、洒满银色小花的绢扇,斜躺在丰腴的腿上。

精致,淡雅。现代物质文明的精华。包括那头用乌发乳染黑、用阿莫尼亚水弄鬈曲了的头发。

只是她座下的沙发套子,相形之下,太过寒伧。

在这简单的,凑凑合合、得过且过的客厅里,她像天外来客一样显得不真实,这让郑子云想起“七仙女”“画中人”那一类的故事。

他们结婚四十年了。每每郑子云越是细细地打量她,便越是感到陌生。

“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夏竹筠恨透了郑子云这种居高临下的绅士派头。一个喜欢胡搅蛮缠的人,老是激不起对手的反应,比有个可以打平的对手更让她感到恼火。夏竹筠和许多浅薄的女人一样,并不知道夫妻间最理想的关系,莫过于恩爱和谐,互敬互重。她喜欢炫耀自己对丈夫的支配权以及自己在家庭里的统治地位,尤其喜欢当着外人,一展夫人的威风。而郑子云这种该死的绅士派头,明明地透着一种彻骨的轻蔑,像一道铁门,把她拦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使她超越不得。

“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讲话。”夏竹筠恨得用扇子骨敲着沙发的扶手。

“我觉得你好像得了一种猜忌狂。你防范这个女人,防范那个女人,恰恰不防范你自己。为什么把你自己看得这么轻,又为什么这样死乞白赖呢?我对有些女人感到不理解。她们年年过三八节,天天高喊妇女的解放,回到家里却和依附于丈夫的旧式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我以为仅仅把妇女解放运动理解为争取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不够的,妇女解放还应该靠自己的自强,而不是靠——”他停下来,看着夏竹筠的头发、服饰。“她应该不断地进取,让她的丈夫崇拜她的人格、精神、事业,而不是把她当做一朵花来观赏……”

他还想说,借婚姻的锁链,把自己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办法,是消极的办法,是妇女无能和无志气的表现。只靠法律和社会压力把丈夫和自己压合在一起,反映了妇女人格上的不独立。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如果没有事业和理想上的一致,爱情也不可能存在或维持。恩格斯说:“婚姻不仅决定一个人的肉体生活,也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知识水平、共同的志趣,往往是爱情的基础。

但是他打住没说,他知道,她不但听不懂,而且还会导致极大的误会:以为他有了外遇,要和她离婚。

何况活到六十多岁,又忽然心血来潮地研究起什么是爱情的基础,岂不滑稽!说到底,这东西影响他吃了,还是影响他喝了,还是影响他当部长了?

契诃夫说过:“爱,或者,它是一种正在退化的东西,一种本来是伟大的东西的残余;或者,它是一种将要成为伟大的东西的因子;可是现在,它却使人不满意,它所给的,比人所希望的少得多。”

既然如此,顶好的办法是不要希望它。

也许他自己才应该上医院,他的神经准是出了什么毛病,鬼知道。

他现在希望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倡议,将会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也许五十年以后,人们将会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一整套完整而科学的体系。为什么那么悲观,干吗是五十年而不是二十年?

他希望生活将更加正直;陈咏明那样的人更多;再也不会有人花那么多的力气、用那样不公正的手段去砍杀一篇振奋人心的报告文学和它的作者。

…………

郑子云有那么多小小的、却又比爱情那东西更切合实际的希望。

各自有各自的岗位。爱情,那题目属于社会学家和未来。

夏竹筠的怒气、妒意,渐渐为一种恐惧所代替。郑子云在干什么?仿佛在对一个陌生的女人,传授如何保持对丈夫的魅力的秘诀。

一个女人,等到要她的丈夫冷静地告诉她,如何去吸引他,那意味着什么呢?

夏竹筠知道,她其实早已从感情上、精神上失去了郑子云,如今,或是多年来,她占有的不过是一个躯壳。不,连躯壳也没有占有,所占有的不过是视觉上的一个影子。那么,她牢牢想要守住,战战兢兢生怕失去的是什么呢?是那许多女人都逃不脱的虚荣的诱惑。

她开始嘤嘤地哭泣。

女人的眼泪是无坚不摧的武器,它是超越千百条道理之上的,有理没理都可以取得最后胜利。

郑子云立刻缄默。走开是不合适的,人在流泪的时候,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弱者的地位,何况她还是个女人,男人是不能这样对待女人的。

有人敲门。三点半。是小纪每日送文件、报纸、信件的时间,郑子云如释重负,立刻走去开门。夏竹筠停住啜泣走回自己的卧室,郑子云心里浮起对夏竹筠的一些感激,在公众场合她还算通情达理,给他留面子的。

纪恒全有侦察员的天才,立刻感觉到气氛不够正常。他的眼睛迅速地掠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茶几上并没有客人喝过的剩茶,自然是没有人来过;样样东西井然有序地停在原来的位置上,显然也没有人因为激动,顺手挪动过什么……但还是不对头。征候在于郑子云似乎在翻阅文件,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看见,那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是通常缓解激动情绪的办法。

郑子云丢开手里的文件,问小纪:“到曙光汽车厂验收企业整顿工作的工作组部里定下来了没有?”

“定了。”纪恒全在郑子云面前从不多说,他愿意看着郑子云瞎摸。就像那些乖僻的、心理畸形的孩子,在一旁看别的孩子捉迷藏,明明看见那个被蒙着眼睛的孩子再迈一步就会踩上一堆牛屎,或是落进池塘,他也不会哼一声去提醒。

人对人的恶感有时真是莫名其妙。

“谁带队?”

“主管局的朱一平处长。”

连一个局长都不去!显然是要给陈咏明一个白眼。像这样一个大厂,至少派一个局长,甚至会派一个副部长带队,历来如此嘛,宋克真做得出来。

“企业管理司有没有人去?”

“没有。”

显然是在回避矛盾。那篇文章的风波还没有过去吗?这样的事情,也值得记一辈子?过去验收哪个厂企业管理司不去人?他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嘛,抓的就是企业整顿嘛。

田守诚不知道吗?知道了也会装聋作哑。

“还有什么事要办吗?”纪恒全决不愿意和郑子云在工作之外还有什么交流,也用不着着意讨好,郑子云不吃这一套。和郑子云相处,最好像写那些用不着任何定语的报告一样,干巴巴、硬邦邦的一、二、三条。

“没什么了。谢谢。”

人在施舍善的时候,怎么那么悭吝啊。盛怒之下,郑子云真想自己带队去曙光汽车厂验收。但他必须冷静,不能随心所欲。在这个把一切简单的事都要复杂化的环境里,他怎么能不设防呢。这叫什么?滑头?还是善于斗争?

陈咏明,陈咏明,那高高大大的汉子,将会又一次感到孤独。郑子云想起春天的那个夜晚,他们在郊外的田野上,曾仰望那使人感到孤寂的星空。

还有杨小东的那一些“哥们儿”呢?

厂子里的群众会怎么想?好像他们是后娘养的。好大的一盆冷水啊。几千名工人群众的心哪。这样对待他们于心何忍?无非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影响谁的既得利益。

郑子云,郑子云,你这个副部长又能奈何呢。他觉得他像陈咏明一样,处在同一种可怜巴巴的境地上。他们是渺小的,无力的。

窗外,马路对面的树阴下,卖冰棍的老太太又在吆喝了:“冰棍——巧克力冰棍——”也许应该像那老太太一样,围上一条白围裙,戴上一顶白帽子去卖冰棍。

郑子云叹息,摇头。在桌前坐下,拿过一摞信纸,坐在那里反复地忖度着。现在他能办到的,只是下面这几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字。要是王羲之的字倒也罢了,还能拿去卖几个钱。可惜是他的,卖都卖不出去。

陈咏明同志:

曙光汽车厂一年来企业管理整顿,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因病不能前往参加验收,非常遗憾。望验收顺利,并将验收的各项分数及时告我。

礼!

郑子云

是啊,生病。这些年,人们早已学会用生病来搪塞一切难以应付的局面。

郑子云猜对了。就在他给陈咏明写信的同时,田守诚也给陈咏明打了电话:“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以利改进工作。”

陈咏明将田守诚的电话记录和郑子云的来函全都公布在布告栏上。他也不作任何说明。他又能说些什么?!让群众去揣摸里头的意思吧。

葛新发傻乎乎地说:“嘿,部里对咱们厂真重视啊,一个验收,正、副部长又是来信,又是打电话。”

吴宾拍了一下葛新发的后脑勺:“傻蛋!你没看出来吗?信和电话的意思满拧。一个是真支持,一个是打棍子。”

杨小东说:“你开会没带耳朵?没听见陈头在验收大会上说的话?‘我们取得这点成绩不容易,我们是在克服来自上、下、左、右的阻力中前进的。’上、下、左、右是什么意思?好好寻思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