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以为自己是在帝王号上。我如此期望。我捂着隐隐作痛的脑袋，奋力把身体拖出吊床，但靴子才刚刚踩上甲板，身体就倒了下去。

我的脸先着了地。我趴在木板上，呻吟了一会儿，思索着自己为何既像喝醉了，又不记得自己喝过酒。当然了，我确实没有醉。

可如果我没醉，地板又为什么在晃动？它不断左摇右晃，我花了片刻时间去等待它停住，然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持续的晃动究竟是什么。晃动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我拖着无力的双脚起身，在散落木屑的地板上摇晃了几下，接着站直身体，伸出双手，就像在走独木桥一样。先前的殴打留下的疼痛尚未消退，但已经有好转的迹象，伤口也像是一天以前的了。

我接下来意识到的是空气里那种浓重的气味。不，不是气味。应该说臭味。

老天啊，这可真臭。屎尿、汗水和海水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船只的下层甲板特有的气味。就像每家肉店，每间酒馆都有它独特的气味，每一片下层甲板也一样。可怕之处在于，你很快就会习以为常。

那是男人的气味，而帝王号上有整整150个臭男人，当他们不在各自岗位上，也没去攀爬索具或是聚集在厨房的时候，就会睡在火炮甲板那一层的客舱里，或者睡在我这样的吊床上。

当船身前冲，带着我的身体撞上木头支架，接着又重重撞上对面的立柱时，我听到有个船员在暗处窃笑起来。平衡能力。跟他们说的一样。我得赶快习惯才行。

“这儿是帝王号吗？”我对着那片昏暗说。

船身的嘎吱声传来。就像那股气味和平衡能力一样，这也是我必须习惯的东西。

“没错，你是在帝王号上。”那人答道。

“我是新来的。”我抱着那根柱子，对黑暗喊道。

嘶哑的笑声传来。“这还用你说。”

“我们离开陆地多久了？”

“一天了。你被人带上来的时候睡着了，要不就是晕过去了。我看你是喝太多了。”

“差不多吧。”我答道，双手仍旧紧紧抱着柱子。我的思绪回到了最后一天的那些事上，但那种感觉就像撕扯自己的伤口。一切发生得太快，又太令人痛苦。我必须努力理清头绪。我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失，而且我还有信要写。（我不无悔恨地提醒自己，要不是有卡罗琳的指导，我根本写不出什么信来。）但这些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

我的身后传来刺耳的绞动声。我连忙转身，在昏暗中眯起眼睛，等双眼适应之后，我看到了一只绞盘。我能听到头顶的脚步声，还有在上方甲板忙碌的人们的呼喊声。绞盘吱嘎作响，再次转动起来。

“拉啊！”上方有人喊道，“用力拉！”这声音让我瞪大眼睛，仿佛回到了单纯而好奇的童年时代。

我扫视周围。我的两边都是圆形的火炮。炮管在黑暗中反射着黯淡的光。在甲板的另一边，我看到有架绳梯悬垂在四方形的阳光之中。我朝那边爬去，爬到了后甲板所在的位置。

我很快发现了其他水手练出平衡感的方法。他们不仅打扮与陆地上的人不同——短夹克，方格衬衫，帆布长裤——走路的方式也很不一样。他们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随着船的颠簸而移动，而且完全出自本能。在船上的最初几天，我就这样被船底起伏的海浪在立柱间抛来抛去，一次又一次摔倒在甲板上，也渐渐习惯了其他人的嘲笑。但没过多久，就在我开始习惯下层甲板的气味、船身从不间断的嘎吱声以及只靠几块木板在汪洋大海上飘荡的感受的时候，我也学会了随着海浪和帝王号的颠簸而行动的方法。很快我就像其他人那样，可以在船上自由行走了。

其他水手的皮肤都晒成了深棕色。他们的脸上满是皱纹，饱经风霜，有些老水手的皮肤就像融化的蜡烛。年长的水手大都寡言少语，头巾几乎盖住的眼睛里透出警惕。

大多数水手都在脖子上松垮垮地系着围巾或是手帕，身上有刺青，还留着胡须，戴着金耳环。有些水手外表苍老，但大多只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很快发现，他们的家乡天南地北：伦敦、苏格兰、威尔士、西南诸郡。船员中有不少黑人，大约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些是逃亡的黑奴，他们在海上找到了自由，得到了船长和其他船员的平等对待——或者说，得到了和其他社会渣滓同等的对待。还有些人来自美洲殖民地，来自波士顿、查尔斯顿、纽波特、纽约和塞勒姆。大多数人似乎永远带着武器：弯刀、匕首、燧发手枪。而且似乎从来都不止一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防备火药受潮无法开火的情况。

他们喜欢喝朗姆酒，谈起女人时的用语和方式粗俗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最喜欢的事就是大声争吵。但船长的规定却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船长是个苏格兰人，名叫亚历山大·多尔齐尔。他是个大个子，不苟言笑。他重视船上的规定，最喜欢做的也莫过于提醒我们规定的内容。当我们聚集在后甲板、主甲板和前甲板上的时候，他会站到艉楼上，手按栏杆，然后警告我们说，所有在值勤时打瞌睡的人都要被处以涂焦油裹羽毛之刑（译注：一种主要目的在于羞辱的刑罚，将受罚者的身上涂以焦油，随后粘上羽毛并示众）。男男苟合者将处以阉割之刑。下层甲板禁烟。禁止向压舱物撒尿。（没错，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自己当上船长以后也照搬了这条规定。）

我毕竟缺乏经验，而且刚上船不久。在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可能会违反规定。

我很快适应了海上生活的节奏。我练出了平衡感，学会了根据风向待在船的哪一边，以及吃饭时把手肘放在桌上，免得餐盘滑落。他们安排给我的都是瞭望或是守夜的工作。我学会了在浅水区域测探水深，也懂得了航海术方面的基础。这些都是我从其他水手那儿听来的。他们除了夸耀自己和西班牙人作战时的英勇之外，最喜欢的就是讲述关于航海的宝贵经验，像是：“夜晚红云起，水手心欢喜。晨间红光现，水手须警戒。”

天气。还有风向。我们受制于它们。当这两者不理想的时候，平时的欢快就会被阴郁的气氛所取代，在狂风巨浪之中，那些日常的工作突然变得攸关存亡，我们只能在操纵船帆、修补船壳和排出积水的间隙草草进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没日没夜地默默拼命忙碌。

那些日子让人精疲力竭，身心交瘁。我始终保持着清醒，他们总是让我攀上横桅，或者去下层甲板操纵水泵，偶尔有机会休憩的时候，我就会靠着下层甲板的舱壁，蜷缩身子小睡。

等到天气好转，生活就会恢复正常。我会观察那些年长的水手，看着他们喝酒、赌博、聊女人，也渐渐意识到，我在布里斯托尔的事迹相比之下是多么乏味。我想起了那些在西南诸郡酒馆里遇见的人们，想到他们自以为是久经考验的酒徒和斗士，如果他们看到这些水手，肯定会自愧不如。在船上，人们会毫无理由地大打出手。他们会立刻拔出刀子，不见血不罢休。我在海上度过的头一个月里，听到的骨骼碎裂声比有生以来的这十七年还要多。而且别忘记，我可是在斯旺西和布里斯托尔长大的。

只不过，这些争斗开始和结束同样迅速。他们前一秒还拿刀抵着别人喉咙，下一秒就会拍拍肩膀表示友好，虽然动作就像出拳时那样用力，却能收获预想中的效果。船长规定，如果有人争吵不休，他们就必须去岸上，以剑或手枪进行决斗。当然了，没人希望走到那一步。吵架是一回事，可能死掉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争吵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怒火燃起，旋即熄灭。

正因如此，船上很少能看到真正相互仇视的情况。所以我能碰上这种事算是撞了大运。

我最初有所察觉，是在上船的第二三天后。我觉得有人以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的背脊，于是转身还以微笑。那是个友好的微笑，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不过在我眼里的友好却是他眼里的自大，我的反应似乎更加激怒了他。他回以愤怒的目光。

到了第二天，我正在后甲板上走着，突然有人的手肘重重撞上了我，令我跪倒在地。我抬头看去，以为会看到有人咧嘴笑着说“被我抓到了！”可我却看到昨天那人转过头来，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是个大块头。看起来就很不好惹的那种。不过看起来，我已经惹怒了他。

之后，我跟经常睡在旁边吊床的那个黑人水手——他名叫“星期五”——提起了这事。在描述那个撞倒我的人的时候，他立刻猜出了那人是谁。

“肯定是布莱尼。”

布莱尼。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名字而已。但不幸的是——我是指对我来说，不幸的是——布莱尼恨我。他对我恨之入骨。

理由大概是有的。由于我们从来没说过话，那么他的理由应该也不太站得住脚。但重要的是，布莱尼觉得自己有理由恨我，这才是我需要在意的。此外，他身材魁梧，而且按照星期五的说法，还剑术娴熟。

你现在应该也猜到了：布莱尼就是我当初提前赶到时，帝王号上的那几个水手之一。好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就是对我出言不逊，打算为我的自大给我点教训的那个人。

哦，不，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布莱尼只是当时在船上玩牌的水手之一。他是个头脑单纯、四肢发达的家伙，额头突出，那对粗眉毛永远拧在一起，仿佛始终在为某些事而困惑。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注意到他，现在想来，也许这正是他恼火的原因，也许他的怨恨也是自此而来：他觉得我忽视了他，这让他生气，也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他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我问星期五，而他只是耸耸肩，喃喃地说：“因为你忽视他。”然后他闭上眼睛，表示我们的交谈到此为止。

的确如此。我确实忽视了他。

显然，这让布莱尼更加生气。布莱尼不喜欢被人忽视，他希望自己受人关注。他希望自己被人畏惧。我对布莱尼缺乏畏惧——没错，这就是他憎恨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