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很老了，而这事是我年少时经历的，当时只有九岁。那是1914年夏天，美国参加一战的前三年，我哥哥死于我家西边的田地里的第二年。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那天发生在小溪分叉处的事，也不愿意说至少不想口述。可是，我决定把它写到我床头的笔记本里。我不能长时间写字，因为近来手抖得厉害，而且也几乎没力气写，但我想这不会花太多时间。

以后会有人发现我写的东西。我觉得，人类的好奇心会驱使他们翻看别人死后留下的日记，所以我肯定我所写的东西会有人去看。我只是怀疑人们是否相信我所写的。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但没关系，我在乎的不是别人相信与否，而是我的情感能得到释放。我发现写作能让我体验自由。我为《卡斯尔罗克号角报》写了20年“往事迢迢”专栏，我知道写作有时有一种神奇作用——那些事你写出来后就会永远忘却，就像古老的照片长期置于强烈的阳光下，会渐渐褪去色彩，留下一片空白。

我祈求那种解脱感。

一个90多岁的人，应该早就把童年的恐惧遗忘了，但我的脆弱却慢慢滋长，像海浪越来越近地舔蚀沙滩上随意堆筑的城堡一样。在我脑中，那张可怕的脸越来越清晰，它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团阴影。昨天做过什么？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我见过谁？我和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和我说过什么？这些全忘了，但那个穿黑色西装的人的脸却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越来越近。我还记得他所说的每句话。我不愿提起他，可是又忍不住。有时在夜里，我衰老的心脏跳得那么快，那么激烈，我总觉得它会在我胸膛里破裂。于是，我旋开钢笔，强迫年老而颤抖的手在日记里写下这毫无意义的轶事。这日记本是我的一个曾孙女去年送的圣诞礼物，我现在一下子记不起她的名字，至少无法马上记起，但我知道她是以“S”开头。现在我要用它把故事写下来，写我如何在1914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卡斯特尔溪边遇到了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

莫顿镇在那时可不是今天这样，我也无法一下子说清楚那时候的景象。那是没有飞机在头顶上轰鸣的世界，那是没有轿车和卡车的世界，那是天空没有被电线割成条状的世界。

那时，整个镇没有一条柏油路，也没有商业区，只有考森杂货店、撒特玛车行和五金店，坐落于基督小区的卫理公会教堂，学校，镇政府和近一公里外的哈里饭店——我母亲一直用鄙视的口吻称它为“酒馆”。

那时和现在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我不敢肯定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是否完全相信我所说的，虽然人们可能会说相信——那只是出于对像我这样的老人的礼貌。

那时在缅因西部还没有电话，5年后才装了第一部电话，我们家也装了一部。我那时19岁，在位于奥罗诺的缅因大学读书。

在我们所住的城镇里，所有的房子加起来还不到12座，最近的医生住在卡斯科。人们没有邻居（我甚至不敢肯定我们是否知道“邻居”这个词，尽管我们用动词“相邻”来描述教会仪式举行地和举行谷仓舞场所的位置），城镇里很少有开阔地，城镇外的房子是农民的，每座都是独立的。从11月到来年的3月中旬，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有炉火的、被称为家庭的小窝里。我们静静地听着寒风灌进烟囱里的声音，希望不要有人生病、摔断腿或生出一脑子坏主意。4年前的冬天，远在卡斯特尔罗克的一个农民用斧头砍了他的老婆孩子，却在法庭上说自己中邪了。一战前，莫顿大部分地方都是森林和沼泽，那幽深而广阔的地方有很多麋鹿、蚊子、虫蛇和神秘的东西，那年头到处都有鬼。

我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六。我父亲让我干一大堆家务活，包括原本是哥哥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做的一些家务。丹是被蜜蜂蜇死的，尽管都有一年多了，我母亲还是不愿意再提这事。

去年冬天在教堂的聚会晚餐上，卫理公会教妇女互助会中最老的成员——甜甜嬷嬷告诉我母亲，她最喜爱的叔叔在1873年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我母亲扇了她一大耳刮子，站起来离开了教堂的地下室。她从此再也不去教堂了，如果再遇到海伦·若比考特（甜甜嬷嬷的真名），她会把她的眼珠都扇出来。她说自己会忍不住。

那天我爸爸要我把柴火、豆子、黄瓜、干草从柴房里搬出来，提两罐水放到冰冷的厨房里，尽可能把地下室墙上的旧漆刮下来。

他说做完这些事我就可以去钓鱼。如果我不介意自己干这活儿的话，他就去比尔·爱文肖姆家看看奶牛。我说当然不介意。爸爸笑了笑，像是说他对此并不感到非常吃惊。一周前，他给了我一根竹竿，并不是因为我生日或什么的，只是他有时喜欢给我一些东西。

我急着想在卡斯特尔溪上试试杆，那是我曾钓过最多鳟鱼的一条溪流。

“但你不要在林子里跑太远。”他告诫我，“不要超过那个分叉处。”

“不会的，先生。”

“要保证。”

“好，我保证，先生。”

“现在向你妈妈保证。”

我们站在后门的台阶上，我拎着水罐准备去井房提水时，爸爸拦住了我。他让我转过来面向妈妈——她正站在大理石的桌台边，早晨明亮的阳光透过水槽上的窗户撒满整个房间，一缕鬈发横过她前额伸到眉毛上，明亮的光线把她的鬈发染成金色，我记得多清楚啊！我跑过去抱住她的脖子，那一刻我把她看成女人，就像爸爸看她那样。她穿着缀着小小的红玫瑰的便服，正在做面包。康迪·比尔——我们家的黑色小苏格兰犬，正机警地站在她脚边，抬头望着她，等待有什么东西落下来。妈妈看着我。

“我保证。”我说。

她微笑着。自从爸爸抱着丹从西边地里回来后，她似乎总是做出那种忧虑的微笑。爸爸是抽噎着光着胸脯回来的。他把衬衣盖在了丹肿大的脸上。“我的孩子！”他一直在哭泣，“噢，看看我的孩子吧，耶稣基督，看看吧！”这是我惟一一次听到爸爸无助地喊着主的名字。那情景宛如昨天。

“你保证什么？加利。”她问。

“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

“一点儿也不？”

“一点儿也不。”

她用许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揉面团。面团此时已变光滑了。

“我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

“好，加利，”她说，“要像记住学校里教的语法规则那样记住这世界的规则。”

“是的，夫人。”

康迪·比尔在我干活时跟着我，在我大口大口地吃午饭时，它坐在我双腿间，像看我妈妈做面团时那样专注地看着我。可是，我拿着新竹竿和粗糙破旧的鱼篓望着门外时，它却不来了，大声吠了一两下，好像告诉我早点回来，就不动了。

“那你就呆在家里。”我对它说，想假装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康迪·比尔以前总喜欢和我去钓鱼。

妈妈走到门口，用手挡着阳光凝神看着我，像在看某个遭遇不幸或暴亡的人的相片。“记住你爸爸说的话，加利。”

“是的，夫人，我会的。”

她挥挥手，我也挥挥手，然后转身走了。

阳光刺在我脖子上，又热又痒。走了约一公里，我就进入了树林，重重的树阴挡住了路上的阳光，凉爽的林间充满了枞树的香味。我还听到习习凉风穿过密密树丛的簌簌声。我跟那时别的男孩一样扛着鱼竿走，另一只手提着鱼篓，像提着手提箱或推销员的样品箱。路上静悄悄的。树林中有两条车辙，中间长满了草，如同一条绿色的带子。在林子里大约走了三公里，我开始听见卡斯特尔溪的流水声，想到那斑背白肚的鳟鱼，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似的。

溪水流过一座小木桥，陡峭的岸边长满了灌木。我小心翼翼地踩稳脚跟走下去，凉气从溪面缓缓升起，迎面扑来的是像苔藓般清新的气味，仿佛走出夏天回到了阳春3月。我站在水边，先深吸了一口苔藓般清新的空气，看着蜻蜓在盘旋，水蜘蛛在水面滑行。在更远处，我看见一条鳟鱼跃起捕食一只蝴蝶——好大一条！可能有一尺长，这才使我想起不只是来这里看风景的。

我沿岸顺着溪流往下走，第一次下钩的地方离上游的小桥不远，还能看见小桥。水里有东西扯了我的杆一两下，半只蚯蚓就被咬掉了。九岁的我不够老练，或是鱼儿不够饿，使我无法把握时机，我只好换个地方。

在到达卡斯特尔溪的分叉处前，我已经换了两三个地方了。溪水的一条分支向西南流到卡斯特尔罗克；另一支向东南，流到卡撒卡马克镇。在一条分流上，我钓到了这辈子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我用鱼篓上的小尺子量了量，足有一尺半，一条很漂亮的鳟鱼，在那时也算是溪鳟中的极品。

如果我认为这一天有这条鱼就足够了，马上回去，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写这个故事了（我已发现写作的时间要比我想像的长），但我没有就此罢休。看到那条鱼，我没有按爸爸教我的去做，先洗净鱼，把它放在底下铺着干草的鱼篓里，然后用湿草盖上再继续钓——我没这么做。九岁的我认为钓到一条一尺半长的鳟鱼非常了不起，尽管我对渔线没有被扯断而感到惊奇，而且我没有用捞网，也不懂如何巧妙地拖上来，只是硬从水里拉出来，划了一条笨拙的弧线把鱼甩向我。

10分钟后，我来到了溪流的分叉处（现在早已不见了，卡斯特尔溪过去的河道上现在是双层公寓和一座区办小学，如果溪还在，一定是暗河）。河水被一块巨大的灰色石头分开，那石头足有我家的茅房那么大。这地方有块令人心旷神怡的平地，长着绿油油的柔软的草，在这里可以俯视爸爸所说的南溪。我蹲着，把渔线投入水中，马上就钓到一条好看的彩虹鳟。没有我刚才钓的大，只有一尺左右，但同样是条好鱼。趁它还活着我把它洗了放入鱼篓，再把渔线投入水里。

这次，鱼儿没有立刻咬钩，于是，我向后一靠，仰望着倒映在水面上的那片蓝天。白云从西向东飘过，我想像着它们的形状。我先是想像成独角兽，接着是公鸡，然后变成看起来有点像康迪·比尔的狗。看着看着，我就打瞌睡了。

也许睡着了，我不能肯定。我只感觉到渔线被猛地一拉，鱼竿几乎脱手，我醒了过来，发现已是下午了。我坐起来握紧鱼竿，突然发现有东西在我鼻尖上，我定睛一看，是蜜蜂！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吓得快尿裤子了。

渔线又一次被拉动了，这次更有力。尽管我一直握住竿的一端，使竿不至于被拉进水里或是脱手，但我并没有用力去拖鱼。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只可怕的、黄黑相间的东西上——它把我的鼻尖当成了休息站。

我慢慢地伸出下巴，向上吹气，那蜜蜂嗡嗡一下还是停在原处。我又吹，它又嗡嗡现在它停的地方离眼睛太近，无法看清楚它在做什么。可是不难想像，它会把刺扎入我的一只鼻孔里，把毒液注入我的眼睛和大脑。

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蜇死我哥哥的正是这只蜜蜂——尽管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蜜蜂不可能活一年多（也许蜂后可以，但对蜜蜂我不敢确定），还因为蜜蜂蜇人后就会死掉。在九岁时，我已经知道这些知识。蜜蜂的刺有倒钩，它蜇完后想飞走就会把身体扯断。但那念头仍在我脑中——这是一只特别的蜂，一只魔蜂，它回来取阿尔堡和罗伦塔的两个孩子中剩下的那个的性命。

还有，我以前被蜜蜂蜇过，尽管肿得比平常大（我真的不能肯定是否如此），但我还没被蜇死。那只是我哥哥的不幸，在他干每件事情时都有可怕的陷阱等着他，而我却能避过这个陷阱。当时我支着斗鸡眼盯着那只蜜蜂，脑子里没有逻辑，只有这只蜜蜂，这只蜇死了我哥哥的蜜蜂，他死得那么惨，以至于爸爸不得不脱下自己背带裤里的衬衫盖住丹充血肿胀的脸。他满怀悲痛，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他不愿妻子看到大儿子所遭遇的不幸。现在这只蜜蜂飞回来了，它要蜇死我，蜇得我在河岸边抽搐着死去——就像把鱼钩从鱼嘴里取出后鳟鱼的抽搐。

我坐在那里，颤抖着，处于极度惊恐中，这惊恐正从脚开始向全身扩散。突然一个爆劈声从我身后传来，如手枪的枪声一样尖锐响亮，但我知道不是枪声，是有人在击掌。随着这个击掌声，那只蜜蜂从我的鼻子上滚落到了大腿上。它脚朝天躺在我的灯心绒裤子上，它的刺如同黑线般无力地抵在灯心绒磨损处。我看见它立刻就一动不动地死了。就在此时，鱼竿又被拉了一下，比前两次更有力，我几乎脱手。

我双手握杆用力猛拉，如果爸爸看见我这么拉，一定会失望得直摇头。一条彩虹鳟，比前面我钓的那条大，湿淋淋地被从水里拉上来，闪闪发光地扭着，它的尾鳍甩出大颗水珠。这情形就像男性杂志封面上的浪漫垂钓照片，比如四五十年代的《真实》、《男人的探险》。我没有想到此时会拖上来一条鱼，而当渔线断掉，鱼又重新落回溪里时，我也没注意到，因为我转头去看谁在击掌。那人站在我背后上方的树林边上，他的脸很长，脸色灰白，黑色的头发紧贴着头皮，在狭窄头部的左侧仔细地一丝不乱地左右分开。他非常高，穿着一套黑色的三件套西服，我一看就明白他不是人。因为他的眼睛是橙红色的，像火炉里的火焰那样。我并不是指虹膜，因为他没有虹膜，也没有瞳孔，当然也没有眼白。他的眼睛全是橙红色的，闪动着的橙红色（我居然还能一下子准确地说出他的外表）。

他的体内在燃烧，他的眼睛像点着的炉子上的窥孔。

我的膀胱放水了，蜜蜂躺着的磨损处，颜色变得更深了。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无法把视线从站在岸边一直盯着我的那人身上移开。那人从荒无人烟的缅因州西部树林里走了48公里到这里，仍然衣冠整洁，脚上狭长的皮鞋仍旧发亮。我看见他的怀表链垂在马甲前，在夏日的阳光中闪闪发光，身上没有一根松针。他正朝我微笑。

“哦，是个小渔童！”他用慈祥悦耳的声音叫我，“看看，我们有缘相遇啊，是吗？小渔童！”

“嗨，先生。”我向他打招呼，声音并没有发抖，但也不像我的声音，听起来更成熟，也许像丹的，甚至是我爸爸的。我想到的是，如果我假装没看出他不是人，如果我假装没看见他眼里飞舞的火焰，也许他会放我走。

“我可能已经使你免受蜂蜇的危险了。”他说，接着，使我感到恐惧的是，他从岸上走下来，走到我坐的地方。那只死掉的蜜蜂还在我尿湿的裤腿上，鱼竿还在我没了知觉的手里。油光发亮的皮鞋应该会在长在陡峭的岸上又绿又短的野草上打滑，但他的皮鞋却没有，我看见他身后也没有留下皮鞋踩过的痕迹。他的脚踩过或者说好像踩过的地方，没有嫩叶被踩坏，没有一根嫩枝被踩断，也没有鞋印。

他一到我面前，我就闻到了从西装里散发出来的焦味——那是火柴划着的气味，是硫磺味。这穿着黑色西装的人是魔鬼！他是从位于莫顿河与卡撒卡马克之间的密林深处走出来的，此时他正站在我面前。我的眼角瞥见他的一只手，颜色像商店橱窗里的人体彩绘一样白，手指长得可怕。

他在我旁边蹲下来，臀部贴着脚跟，膝盖像常人一样发出啪嗒声。当他把手搁在膝盖旁时，我看见这些长长的手指顶端不是指甲，而是又长又尖的爪子！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小渔童。”他用那温和的声音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那声音像多年以后，我在大型乐队演唱会上听到的一个报幕员的声音，也像卖饮料人的叫卖声，也像古拉博先生的笛声。

“我们是不是有缘相遇？”

“请别伤害我。”我小声说，声音小得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的恐惧是无法用笔墨描述的，是不愿意载入记忆的，但我记住了也写了。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做这样的梦，虽然我想如果年纪再大一些，可能会做这样的梦。而当时我才9岁，他就蹲在我身边，这不是梦。正如爸爸说的，我还是有辨别能力的。盛夏周六的中午，这个从树丛里跑出来的家伙是魔鬼，火在他空洞的眼睛里、脑袋里燃烧着。

“哦，我闻到什么了？”他问，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尽管我知道他听见了。“我闻到了什么？尿味？”

他探过头凑近我，像要闻花香的人。我注意到一个恐怖的现象：当他头部的阴影在地上移动时，所过之处的草就变黄枯死。他凑到我的裤子上嗅，发光的眼睛半闭着，像吸入神圣的香气似的专心地嗅。

“嗷，糟糕！”他叫了起来，“真糟糕！”接着他念叨：“猫眼石，钻石，蓝宝石、玉石！我闻到了加利的尿湿！”然后，他向后退到稍微平坦的地方放声大笑——那是疯狂的笑声。

我想逃走，但我的腿根本就迈不动。但是我没哭；我已经像婴儿那样尿裤子了，但我还是没哭——我吓呆了，连哭都忘了。我突然觉得我会被害死，也许是痛苦地死去。但更糟糕的还不是死。

更糟的是在我死后。他突然坐直，那火柴烧着的味道从他的西装里溢出来，使我觉得喉咙发堵。他狭长苍白的脸对着我，燃烧的眼睛严肃地看着我，但他带着笑意，他总是带着笑意。

“坏消息，小渔童。”他说，“我带来了坏消息。”

我只能看着他，那黑色的西装，发亮的皮鞋，又长又白的手指——指尖没有指甲而是爪子。

“你妈妈死了。”

“不！”我大声说。我想起了早晨站在明亮的阳光中、一缕头发斜搭在眉毛上、正在做面包的妈妈。恐怖又袭上我心头，但这次不是为我自己感到恐惧。我在回忆当我拿着鱼竿离开家时她是什么样子。她站在厨房门口，用手挡着阳光，她看我的那种神态多么像在看她希望见到但却不能再见到的那个人的照片。“你骗我！”我大叫。

他笑着，带着那种经常被冤枉的人的非常耐心的笑容。“我没有，”他说，“和你哥哥一样，加利，是蜜蜂干的。”

“不，不是真的。”我说，现在我哭了。“她是大人，35岁，如果蜜蜂能像叮丹那样叮死她，她可能早死了。你这骗人的杂种。”

我骂那魔鬼是骗人的杂种！在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了这会惹恼他，但我整个脑海被他所说的恶毒的话占据了。我妈妈死了？他还不如告诉我平地上耸起了一座山。但我却相信他的话——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我却完全相信，就像我们在通常情况下能臆想到最坏的事。

“我理解你的悲伤，小渔童，我想你再争辩也无济于事。”他故作平静地说，听起来恐怖而疯狂，没有一丝怜悯和同情。“一个人可能一辈子没有见过嘲鸫，但没有见过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你妈妈——”

一条鱼在溪里跳出水面，这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皱起眉头，伸出手指一指，那鱼立刻在空中抽搐起来，鱼身弯得非常厉害，半秒钟内鱼尾就好像断了，它落到溪里时就已直挺挺地浮在水面上死了。

那条死鱼停在把卡斯特尔溪分开的大石头上，在那里的旋涡中转了两圈后随溪流漂走了。此时，这可怕的陌生人把他那燃烧着的眼睛转向我，拉长尖尖的下巴狞笑着，露出两排又尖又细的牙齿。

“你妈妈这辈子从没被蜜蜂叮过，”他说，“不过，大约一小时前，一只蜜蜂飞进了你家厨房，那时她正把面包从烤炉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凉一凉。”

“不，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不要！”

我捂住了耳朵。他撅起嘴唇像吹口哨似的轻轻地向我吹气。那只是一小口气，但却带着难以忍受的恶臭，像堵塞的下水道、没有撒一点石灰的茅坑和洪水过后死鸡发出的臭气。

我的手从耳朵上放了下来。

“这就对了，”他说，“你要听，加利，你要听，我的小渔童。正是你妈妈把致命的弱点传给了你哥哥丹，你也多少有一点，但你得到了你爸爸的保护，那是可怜的丹没有的。”他又撅起了嘴，只是这次他发出的是可怕而滑稽的啧啧声，而不是向我吹气。“尽管我不想说死人的坏话，但这似乎是恶有恶报，不是吗？记着，她杀了你哥哥丹，就像是她用枪指着他的头，并扣动了扳机。”

“不，”我低声说，“不，不是真的。”

“我保证是真的。”他说，“那只蜜蜂从窗口飞进去，停在了她的脖子上，她想都没想就拍了下去。你应该很聪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加利。那蜜蜂叮了她，她立刻就感到喉咙肿胀，你应该知道对蜂毒过敏的人会怎样，他们的喉咙紧缩，在空气中窒息。这就是为什么丹的脸那么肿，那么紫，为什么你爸爸要用衬衫盖住他。”

我无言地盯着他，眼泪从我的脸颊滚落。我不相信他，从教会学校里知道魔鬼是撒谎之父，但我却仍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一直站在我家门前，透过窗户看到厨房里，我妈妈跪下来，紧掐着脖子，康迪·比尔在她旁边跳来跳去尖叫着。

“她发出非常可怕的声音，”这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回忆道，“她狂乱地抓着自己的脸，抽噎着，眼睛像蛙眼一样突出来。”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她抽噎着死去，那不是很美妙吗？然后是最精彩的部分，她无声地躺在地上，15分钟左右就死了。她死后，烤炉仍在烤，小小的蜂刺仍插在她脖子上，那么小，那么小。你知道康迪·比尔干了什么吗？那小坏蛋舔干了她的眼泪，先舔这边，然后那边。”

他看了溪面一会儿，脸上现出深思和悲伤的表情。随后他转向我，他脸上的那种丧失亲人的表情像梦一般地消失了。他的脸像蜉殍的脸那样松弛而饥渴。他的眼在发光，我看见他苍白的嘴唇里面尖利的小牙齿。

“我饿极了，”他突然说，“我要吃了你，把你撕开，吃了你的内脏，小渔童，你认为怎么样？”

“不，”我想喊，“请别！”但发不出声音。我看得出他打算这么做，真的打算这么做。

“我就是这么饿，”他既狂妄又欺人太甚，“记住我的话，没有你那疼你的妈妈，你最好也别活了。因为你爸爸是那种会找后妈的男人，请相信我，如果只有你留在这世界上，你就必须侍候他。我会让你免受所有痛苦，还能上天堂，好好想想吧。被谋害的人的灵魂总是上天堂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在今天下午去侍奉上帝吧，加利，好吗？”

他又长又白的手再次向我伸来，看都不看我在干什么。我飞快地掀开鱼篓，手伸到篓底掏出刚才钓的那条大鳟鱼——我最满意的那条。我把鱼递给他，我的手指陷入了红色的鱼肚里，把鱼的内脏挤了出来，就像这穿黑色西装的人要把我的内脏掏出来一样。那鱼眼梦幻般地瞪着我，金色的边绕着黑色的瞳孔，让我想起妈妈的婚戒，就在这一刻我看见她躺在棺材里，阳光照耀着葬礼的乐队。我想这是真的——她被蜜蜂蜇了，在充满面包味的厨房里窒息而亡，康迪·比尔舔干了她肿大的面颊上的眼泪。

“大鱼！”穿黑色西装的人从喉咙里发出贪婪的声音。“噢——大——鱼——”

他从我手上一把抓过鱼塞入嘴里，嘴张得比任何人的都大。多年后，我65岁时（我记得是65，因为那年夏天我从学校退休）参观了新苏格兰水族馆，终于见到了鲨鱼，那人的嘴就像鲨鱼张嘴时的样子，只是他的食道如火焰一样红，和他可怕的眼睛的颜色一样。我感到热浪从他嘴里冲到我脸上，就像从一堆点着的干柴里扑出来的热浪一样。那热浪不是我想像出来的，我知道不是。因为他两只爪子抓着那条一尺半长的鱼往嘴里塞，吞入鱼头时，我看见鱼身的鳞片立了起来，像小纸片那样卷起并飞了起来，像在焚化炉里燃烧一样。

他像走江湖的艺人吞剑那样吞下鱼，没有咀嚼。他火红的眼睛鼓了出来，好像努力在吞，那鱼进去了。当鱼滑入食道时他的喉咙膨胀起来，然后他流泪了，不过他的泪是血，猩红而黏稠。

大概就是看到这些血，我的身体才恢复了力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像弹簧似的跳起来，转身就跑，向岸的高处飞奔，一手仍握着杆，另一只手抓着粗糙的草茎，弯着身子，极力爬上斜坡。

他发出低沉而愤怒的声音，那是嘴张得太大的人才能发出的声音。我爬到坡顶回头一看，他正追来，黑色西服的后摆在飘动，金色而细长的怀表链在阳光中一闪一闪的。那鱼尾仍留在他嘴外，我还能闻到他喉咙里烤焦的鱼味。

他向我伸出爪子，我逃到了坡顶。在跑了约90米后，我终于能发声了，便开始尖叫，当然是因恐惧而尖叫，但也是为了我死去的美丽的妈妈。

他一路追来，我听到草茎折断和拨开草丛的声音，但我不再回头了。我埋下头眯起眼以防被灌木和岸边低垂的树枝划到，拼命地奔跑。每一步我都在想他的手可能会搭住我的肩，把我拉入他灼热的怀里。

可他并没追上我。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后（我想可能不到5或10分钟，但感觉似乎是很长时间），我看到了横在冷杉林重重绿叶中的那座桥。我仍在尖叫，但已经没力气了，听起来像快烧干的水壶的啸声。我到了第二个更陡的坡，鼓足力气继续往上爬去。

爬到一半我滑了一下，跪在了地上，回头一看，穿黑色西装的人正在我后面，恼怒和贪婪扭曲了他白色的脸，血红的泪溅落在脸颊上，还张着铰链般的鲨鱼嘴。

“渔童！”他咆哮着，从坡下面爬上来，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

我挣脱了，转身把鱼竿向他扔去。他轻而易举地拍落了，可鱼竿把他绊到了。我不再去看他了，转身飞快地爬上坡顶，在到顶时我差点滑倒，幸亏抓住了一根桥柱，爬到桥底逃脱了。

“你跑不掉的，渔童！”他在我后面嚷着，听起来十分恼火，可是又好像在笑。“吃一条鱼我不够饱！”

“滚开！”我冲他尖叫。我搭住桥的护栏笨拙地翻了过去，手被磨破了，头重重地撞到桥板上，眼冒金星地躺在桥上。我翻过身开始爬行，艰难地爬到了桥头。我终于恢复过来，撒腿就跑，以九岁孩子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跑，像一阵风。我感觉似乎每跨三四步脚掌才着地，也许真是这样。我顺着路右边的车辙跑，跑得我太阳穴发胀，双眼直跳，腰部以下都发麻，喉咙像刀割一样，并尝到了血的味道。直到无法再跑，我才跌跌撞撞地停下来向后看。我像一匹得哮喘病的马，气喘吁吁的。我以为他会衣冠整齐地站在我后面，马夹上的怀表链闪着金光，头发整整齐齐。

但他不见了，在松林和杉林之间通往卡斯特尔溪的小路上空无一人。我感觉他仍在附近林子里的某个地方，用他那冒火的眼睛监视着我，嘴里吐着烤鱼和硫磺的气味。

我转身尽可能快地走回去，不过有点瘸。我的双腿肌肉拉伤得太厉害了，第二天下床时，酸痛得几乎不能走。不过当时没有注意到，我只是不断地回头看，一次次地证实身后的路上没有人。虽然每次看都没有，但每次回头都增加了我的恐惧而不是减少。那杉林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我不断地想像着有东西躲在树林里。树林沿着路两边延伸，如悠长曲折的森林走廊。在危险的陷阱里、山谷里有其他一些东西住着，直到1914年的这个周六前，我一直认为森林里最危险的是熊。

从那时起我更了解森林了。

从树林里出来到基岗福拉特路约有1畅5公里。这时我看见了爸爸，他吹着《老橡树》的曲子朝我走来。他带着自己的鱼竿，那是从曼齐瓦德镇买来的带有特别线轴的鱼竿；另一只手提着鱼篓。我妈妈在鱼篓的提手柄上编了一只知更鸟，那时丹还没有死，知更鸟上绣着“奉献给主耶稣”。我一直是走着的，看见他我立刻跑了起来，高声叫着“爸爸，爸爸”，像酒醉的水手般摇摇晃晃地冲向他。

他认出我之后脸上露出的吃惊神色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很滑稽，但现在不。他扔下鱼篓，向我跑来，这是我看见爸爸跑得最快的一次。当我们抱在一起时，奇怪的是冲撞并没有使我俩失去知觉。我的脸很重地撞到他的皮带扣上，流了点鼻血。不过当时我没注意，后来才发现。那时我伸出双臂尽可能紧地抱住他，用脸上下摩擦着他的肚子，血、泪和鼻涕沾满了他的旧工作服。

“加利，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你没事吧？”

“妈妈死了，”我呜咽着，“我在林子里碰到一个人，他告诉我妈妈死了。她被蜜蜂叮了，全身肿了起来，像丹一样。她死了，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康迪·比尔舔去她的眼泪，从——”

我最后要说的“脸上”因为胸膛透不过气而没说出来，眼泪又涌了出来。爸爸十分震惊，他惊异的脸在我的眼里变得模糊重叠了。我开始嚎叫——不是擦破膝盖的小孩的哭叫，而是月夜里的狗看见坏东西时那样的嚎叫。爸爸抱着我的头紧贴着他坚实平坦的腹部，但我从他的手中滑脱，回头去看那穿黑色西装的人还有没有追来。他已经没了踪影，那条弯弯曲曲通向树林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决定不再走那条路，无论如何都不。现在，我想上帝给他的子民最大的保佑就是他们无法预见未来。如果我知道不到两小时后我又重走那条路，我就会改变决定。不过在那时，看到黑衣人没有追来我才放心了。然后，我又想起了妈妈——美丽的妈妈死了，便又把脸贴在爸爸腹部上哭了一阵。

过了一会儿他说，“加利，听着。”我仍继续哭着。他又让我哭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托起我的下巴，看着我的脸，我也看着他的脸，“你妈妈没事。”

我泪涟涟地看着他，不相信。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哪个无耻的家伙会这样吓唬小孩，但我向上帝发誓你妈妈一切都很好。”

“但但他说——”

“我不管他说什么，我提早从爱文肖姆家回来——他不想卖奶牛，我们只是谈了谈。我回来就决定去钓鱼。你妈妈给我们做了两个果冻夹心面包，她的新手艺，还热着，半小时前还好好的。加利，我保证从这条路过来的人不可能知道我们家的事，这才过了半小时。”他望着远方，“那人是谁？在哪里，我要是找到他就痛打他一顿。”

在这两秒里，我仍在浮想联翩。即使爸爸遇到那穿黑色西装的人，我并不认为爸爸会痛打他，而是应该离开他。

我不断地想起那人又白又长的手指及指端的爪子。

“加利？”

“我忘记了。”我说。

“你在小溪分叉处的大石头那里钓鱼？”

爸爸直截了当地问我。我从没有对他撒过谎——我想这不只是为了避免他或我受伤害，“是的，但别去那儿。”我双手抓着他的手臂，用力拉住他。“别去，他是个可怕的人。”撒谎像闪电般划过，“我想他有枪。”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也许没有人。”他在最后一个字上稍稍抬高了声音，然后似问非问地说，“也许你在钓鱼时睡着了，做了个噩梦，像去年冬天你梦见丹一样。”

我去年冬天做了个噩梦——我打开门，储藏果酒的柜子的门，或是水果储藏间的门，看见丹站在那里，紫红而窒息的脸对着我，我多次从这样的梦里尖叫着醒来，也吵醒了父母。我是在岸上睡了一会儿，应该是打了个盹儿，但我没有做梦。我肯定那穿黑色西装的人把我鼻子上的那只蜜蜂打落时我已经醒了。我并没有像梦见丹那样梦见他，这点我非常肯定。尽管我与他的相遇在我心里已成为噩梦，因为我认为超自然事件一定在梦里才发生，但如果我爸爸认为那人只是在我的梦里，那可能会好些，对他会好些。

“我猜可能是吧。”我说。

“好，我们应该去找回你的鱼竿和鱼篓。”

他朝树林的方向看去，我疯狂地拉住他的手臂，不让他去，把他扳向自己。

“等等，”我说，“请等一下，好吗？我要看看妈妈，我要亲眼看看。”

他想想，点了点头，“好，我想你应该去看看。我们先回家，等一下再去拿鱼竿和鱼篓。”

我们一起回家。路上我们吃了涂着黑粟酱的夹心面包，那是妈妈刚做出来的。

“你钓到鱼了吗？”当我们看见谷仓快到家时，爸爸问我。

“钓到了。”我回答，“很大一条彩虹鳟。”非常大的一条，我想道，但没说出来，说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溪鱼，但我没法给你看，爸爸，我把它给了那穿黑色西装的人，那样他就不会吃我。他吃了但还不够。

“就这一条，没有其他的？”

“我钓到后就睡着了。”这不是真话，但也不算撒谎。

“幸运的是你没有把竿弄丢，没丢吧，加利？”

“没丢。”我不情愿地说。虽然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没什么好处——尤其是爸爸下定决心要找回我的鱼篓，我从他脸上的表情已经看出来了。

康迪·比尔从后门冲了出来，尖声吠着，前后摆动着后半身——苏格兰狗高兴时就是这个样子。我等不及了，焦急与希望的泡沫涌上喉咙，我挣脱爸爸的手冲了进去。我心底还是认为，我将发现妈妈死在厨房的地板上，脸又肿又紫，像丹死时那样——爸爸抱着他从西边的田地回来，哭喊着主耶稣的名字。

但我看见她站在柜台前，和我离开她时一样安然无恙，正哼着歌，就着碗剥着豌豆。她抬头看见我，先是很吃惊，然后看到我惊魂未定的眼睛和苍白的脸时就吓了一跳。

“加利，怎么啦，怎么回事？”

我没回答她，只是跑过去亲了她好几下，这时爸爸进来了，他说：“别担心，洛，他只是在溪谷下面做了个噩梦。”

“上帝保佑，这是最后一个。”她边说边把我抱得更紧了。康迪·比尔在我们脚边跳来跳去，大声叫着。

“如果你不想去拿渔具就不必跟我来，加利。”爸爸说。不过他已经很明白地暗示我应该回去，应该面对恐惧——我想现在的人们会这么说。也许对那些非真实的可怕的事情是很管用，但两个小时不足以改变我的看法——那穿黑色套装的人真的存在，尽管我无法让爸爸相信。我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9岁的孩子能让他爸爸相信，自己看见魔鬼穿着黑色西装从树林中走出来。

“我去。”我说，并在他离开之前赶上了他，为了使双脚能移动，我鼓足了我所有的勇气。我们俩站在院子里的劈柴石边，离柴堆不远。

“你背后拿着什么？”他问我。

我慢慢地拿出来。我希望那头发梳得异常整齐、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已消失但如果还没消失，我要有所准备。无论如何我要尽量准备。我把家庭版的《圣经》从背后拿了出来。一开始我想带《新约》，那是在周四的青少年友谊赛中，因我记住最多颂歌而赢得的（我记住了8首，尽管大部分人预计我在一周里能记住23首）。

但小小的红色《新约》在面对魔鬼时似乎不够威力，即使耶稣的话都用红线划出也不够。

爸爸看着那本《圣经》，里面因夹满了家庭照片和有关证件而变得鼓鼓的。我以为他会叫我放回去，可他没有。悲伤和哀怜从他脸上掠过。他点点头。“好吧，带着。”他说，“你妈妈知道你拿了这个吗？”

“不知道。”

他又点点头，“在我们回来前，希望她不要发现。别丢了，走吧。”

大约走了半小时后，我们站在卡斯特尔溪的分叉处的坡顶上往下看，看着那平坦的地方——在那里我和橙红色眼睛的人相遇。我手里拿着刚才从桥下捡回来的鱼竿，鱼篓仍在下面平坦的地方，鱼篓的柳枝盖向后翻着。我和爸爸站在那里向下看，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猫眼石，钻石，蓝宝石、玉石！我闻到了加利的尿湿！”他曾念着这首令人讨厌的打油诗，乐得向后一靠，发出像小孩发现自己有勇气说出“大粪”这类不雅的词时发出的笑声。像缅因州初夏的太阳能照到的其他地方一样，那块平坦的地方，草长得又绿又茂盛。除了那人站过的地方，那里，草都枯死了，呈一个男人的身形。

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正把厚厚的《圣经》抱在胸前，两只拇指紧紧按着白色的封皮，那样子就像甜甜嬷嬷的丈夫诺威尔帮人找井眼时抱着柳木叉一样。

终于，爸爸说：“呆在这里。”他侧身下去，鞋子紧紧地踏着非常松软的泥土，张开双臂保持平衡。我仍站在那里，像抱着柳木叉一样僵硬地抱着《圣经》，心狂乱地跳着。我不知道那时是否有被人发现的感觉，我当时害怕得什么感觉都没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和这片树林。

爸爸弯下腰，嗅嗅枯死的草，然后皱着眉。他一定是闻到了硫磺的味道。他抓起我的鱼篓，急急忙忙地回到坡顶，又匆匆回头看了一下，确定有没有东西跟来。后面什么都没有。他把鱼篓递给我，系着皮带的盖子仍旧翻开着。我向里一看，什么都没有，除了两把草。

“记得你说过你钓到一条彩虹樽，”爸爸说，“可能那也是你的梦。”

他的话刺激了我，“不，”我说，“我钓到了。”

“嗯，如果把内脏掏干净了，它是没法儿跳出去。你没有这么做就把鱼放进鱼篓里了，是吗？我已经仔细教过你的了。”

“是的，你教过，但——”

“那么，如果你不是在梦里钓到，如果鱼没有死在鱼篓里，一定是有东西过来把它吃了。”爸爸打断我的话。接着他瞪大眼睛向树林里瞥了一眼，好像听到有东西在树林里移动。只见他站在那里，钻石般亮晶晶的汗珠从额头冒了出来，我并不感到十分惊奇。

“快。”他说，“我们离开这里。”

我当然同意。我们沿岸返回桥边，一句话也没说，飞快地走着。当我们到达桥边时，爸爸跪在我丢下鱼竿的地方仔细查看，那儿也有一块草地枯死了。秋葵变成棕色，卷了起来，好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爸爸在查看时，我在一边翻鱼篓。

“他一定回去把另一条鱼也吃了。”我说。

“另一条？”爸爸抬头看我。

“对，我没告诉你，我还钓到一条溪鳟，大的，那家伙他非常饿。”我还想说，但话到唇边就停住了，最终没说出来。

我们互相扶着翻过桥的护栏。爸爸拿过鱼篓看了看，随后走到护栏边把它扔到溪里。我连忙跟了过去，看见鱼篓落到水里像小船一样漂走了。溪水灌入那柳条编的鱼篓里，它渐渐地沉下去了。

“那味道很臭。”爸爸说。但他没看我，声音听起来像在极力辩解，这是惟一一次听到他这么说话。

“对。”

“如果你妈妈问，我们就说找不到；如果没问，就不要告诉她。”

“好的，我们不告诉她。”

后来她没问，我们也没说。

在树林边的那一天已经过去81年了。这几十年里我从没回想过，至少在清醒时没有。像其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不能确切地说出我的梦。但现在我老了，似乎从梦里惊醒，我的脆弱渐渐爬上心头，像要冲倒孩子在沙滩上遗弃的城堡的海浪。我的回忆也渐渐爬上心头，使我想到一段古老的歌谣：“把他们留下，他们将回家，摇着身后的尾巴。”我记得我吃过的饭，玩过的游戏，在学校衣帽间里吻过的女孩，在邮电局旁玩耍时结为好友的男孩，喝的第一口酒，吸的第一口烟（在迪齐·汉姆家的猪栏后的玉米壳堆边，我吸完就吐了）。然而在所有这些记忆中，那穿黑色西装的人的记忆最深，在我的脑海中发着鬼魅的光芒。那是真的，他是魔鬼。那天，我成了他的猎物，也可能是意外收获。我越来越觉得能从他手中逃脱实在是我的幸运。只是我的幸运，而非我一生都敬仰歌颂的上帝的裁断。

当我躺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时，我的身体是坍塌的沙堡。我告诉自己不必害怕魔鬼。我活得很好很平安，不必去怕他。有时我还会想起那年夏天是我，而不是我爸爸，哄着妈妈回到了教堂。可是，在夜里这些回忆都无法抚慰我，使我平静。在黑暗中，我有时会听到一个低吟声：对一个9岁的小孩来说，他无法让自己真的不怕魔鬼，而魔鬼还会再来。在黑暗里，我听见那声音更低了，已经到了残忍的地步。大鱼！这声音在贪婪地低吟着，大——鱼——！道德世界的所有真理都在他那饥饿的声音中毁灭了。

很久以前魔鬼找过我一次，他还会再找我吗？我现在老得跑不动了，没有助步车我甚至无法上厕所，我也无法一下子拿出又大又好的鳟鱼来喂他。我老了，鱼篓也空了，他还会来找我吗？

他仍然那么饿吗？

在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小伙子加德曼·布朗》。我认为这是美国人写过的最好的10部小说之一。《黑衣人》是按这个小说的方式来写的。至于特别之处，有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正好提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爷爷相信——确实相信自己在树林里看到了魔鬼。他爷爷回忆魔鬼从树林里走出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和他谈话。在闲扯时他意识到这个从树林里出来的人有着一双火红的眼睛，身上有硫磺的气味。我朋友的爷爷认为，如果魔鬼知道自己被认出来了，那魔鬼就会取他的性命，于是他尽量保持正常的谈话，直到魔鬼最终离开。我的故事来源于我朋友所讲的。写这小说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下来了。有时，一个故事就是这么大声地哭喊着要你把它写出来，你写出来它就不叫了。我认为这个作品是用庸俗的语言写出来的一个平庸的民间故事，远不如我非常喜欢的霍桑的作品。当《纽约客》要求刊载时我非常吃惊。当它赢得1996年欧·亨利最佳短篇小说奖时，我确信一定是搞错了（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去领奖），读者的反映也是广泛而积极的。这篇小说也证明了作者经常会对自己所写的作品做出最错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