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密备忘录

发件人：联邦调查局/秘密情报处特工乔·卢卡斯

收件人：联邦调查局 埃德加·胡佛局长

1942年8月9日

您给我安排的任务是，观察43岁的美国公民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先生，并对其“真实本质”做出报告。在此份备忘录中，我将尝试就迄今为止我对该目标人物的观察进行总结。

根据我的观察，可以确定，欧内斯特·海明威，无论他自己是否存在主观意愿，都并非任何外国政府、机构、势力或是组织的特工人员。他只是一个装成是潜伏特工的普通人，一个做事专注、满心烦恼、性格偏执、像所有专业反间谍人员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的家伙。至于他为何要放弃真实身份、自以为是地装成一名所谓的“特工”，其原因尚不得而知。

欧内斯特·海明威是一个沉湎于文字和思想的人，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和生活中好大喜功的家伙。他常常混淆行动与冲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作为“人中龙凤”，海明威擅长交友，也很容易丧失朋友。在他看来，所谓“领导力”应当包含“承担责任”，同时也是“高贵属性”的体现。对于他的熟人们而言，他既忠诚又奸诈。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表现出极度的慷慨大方，但有时也会显得刻薄吝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他可以在上午充满热情和同情心，下午就变成一个自私到骨子里的浑蛋。对于知己密友而言，他是一个可以依靠但不可完全信任的家伙。作为一艘小船的船长，他的航海技巧娴熟，天赋异禀。作为一名武器操作者，他非常认真仔细，但常常显得不够成熟。作为一位父亲，他对孩子们关爱备至，有时候却也颇显鲁莽。作为一名作家……我实在搞不懂欧内斯特·海明威是何种类型的作家。

依我看，海明威先生是我接触过的最爱阅读的人。他每天上午都会阅读报纸，上厕所时会阅读小说，在游泳池边饮酒小憩时会阅读《纽约客》之类的杂志，吃午餐时会阅读历史书，驾船出海时趁着别人掌舵会阅读更多的小说，到小佛罗里达酒馆喝一杯会阅读外国报纸，射击比赛的间隙会阅读信件，在海湾垂钓、等待鱼儿咬钩时会阅读短篇小说集，就连出海搜寻德国潜艇、在古巴沿岸某些不知名海岛旁抛锚休整时都不忘借着油灯阅读他老婆的手稿。海明威对于回忆和细节非常敏感。无论褒扬还是谩骂，他都会铭记在心。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性格趋向会让人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成为学贯古今的教授，要么成为消极避世的隐者。但海明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角色却并非如此：他是一个邋遢的斗士、一个狩猎狂人、一个借酒壮胆的冒险家、一个总在夸耀自己性能力的吹牛大王。

胡佛局长，海明威可谓体态优雅、仪表堂堂，但同时也很像是一头被塞进了街边电话亭的阉牛。他的视力不算太好，却是个飞靶射击高手。他常常将自己弄伤。我曾经看到过他将一枚鱼钩穿进大拇指里，把鱼叉和金属碎片之类的东西扎到腿上，用汽车车门把脚挤伤，或者用头撞上门框。体育运动简直被海明威当成了一种信仰。他常常鼓励身边的人参与各种剧烈运动。他甚至命令“比拉”号副船长、百万富翁温斯顿与现任海明威夫人一同外出跑步——每天数英里之遥。然而每当自己出现一丁点喉咙疼痛或是感冒症状，海明威都会卧床休息数个小时乃至数天。他喜欢早起，但也经常睡到接近中午。

胡佛局长，我猜您并非一名拳击爱好者——如果您曾经参与过拳击，对手估计也是局里那些想要奉承您的家伙，那些宁愿装作被您揍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打破您那斗牛犬似的鼻头，让您破相的黄毛小儿。欧内斯特·海明威是一名拳击手。之前有一次，海明威在游泳池边与他的朋友赫雷拉·索托隆戈医生饮酒聊天，我听他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用到了不少拳击行话：“我尝试‘挑战’过屠格涅夫先生，感觉并不是太难。后来我拼命练习，又‘击倒’了莫泊桑先生——我用了四部最棒的作品才将他‘击倒’。我与司汤达两度打成平手，但我认为第二次我是有‘点数优势’的。只可惜，除非我变成一个疯子或是更进一步，否则没人愿意‘组织’我和托尔斯泰先生的‘对决’。不过这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的终极目标是‘击倒’莎士比亚。这可要大大付出一番努力呢。”

局长大人，我对于写作一窍不通，但我认为他这番话完全就是扯淡——请您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要用这个词的。

依我看，另外一件与拳击有关的事件，则比他吹的牛更能展现海明威的性格特征。

不久之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乘坐他的船一同出海，他对我讲述了一件陈年旧事。大概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当时的他还在伊利诺伊州的橡园镇读高中——他在一份芝加哥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募拳击学员的广告。年少的海明威很想学习拳术，便花钱报名了。据他所说，那个拳击培训班上得很值，因为在教练员队伍中，包括了美国中西部地区数位顶级拳手——比如杰克·布莱克本、哈利·格莱布、萨米·朗福德等。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骗术：每当学员们交上参加高级班的学费之后，都会在第一堂课被揍得鼻青脸肿。极少有人敢再去上第二堂课。

海明威的第一堂课跟所有人一样，他被一位名叫杨·阿汉的高手揍得鼻青脸肿。(局长大人，我曾经与杨·阿汉切磋过拳脚。尽管当时的他已经年近四十五岁，却依然精力充沛，到处与人打拳，以换取住处或是讨杯酒喝。)然而海明威的行为让所有人感到惊讶，他准时参加了第二堂课。这一次，一个名叫莫迪·海尔尼克的拳师又给他上了一课——下课铃响后，他在海明威的肚子上狠狠揍了一拳。海明威整整呕吐了一个星期。第三节课，海尔尼克干脆朝海明威的下三路招呼了一下。按照作家先生的说法，“我的左侧睾丸几乎肿到跟拳头一样大了”。然而他还是去参加了第四节课。

局长大人，我要说的就是，尽管遭遇了各种暗算，海明威依然学完了全部的拳击课程。他或许是唯一一名完成全部学时的学员。他总能克服困难，只为学到更多。

局长大人，我实在搞不懂这个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派我来监视他、出卖他，或者干脆干掉他。不过，我觉得我应当提醒您，这家伙从来都不会轻言放弃。无论您打算怎样利用他，都请您记得，此人既执拗又坚韧，饱经风霜且异常执着。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对他的观察与分析。

我坐在山庄客房的写字台旁，反复斟酌着写给胡佛的备忘录。当然，我并不真的打算将它寄送出去。如果不是因为昨晚喝了太多的威士忌，我也不会写出这么一份东西。我只是觉得在大白天读这些内容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尤其是那一段“宁愿装作被您揍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打破您那斗牛犬似的鼻头，让您破相的黄毛小儿”。在我将这几张纸焚化，丢进那个大号烟灰缸之前的片刻，我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海明威在创作过程中罔顾事实、编造谎言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追求类似的“自由自在”吧。不，这不一样。我是不会在书面汇报里“编造谎言”的。

我重新写了一份长达两页的书面报告，塞进信封，又将那支点三八口径手枪别到身后腰间，用宽松的上衣遮好，朝山庄主屋走去。接下来，我要开车去哈瓦那城中与德尔加多会面。

经历了昨日的阴雨绵绵，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晴朗美妙的星期天。那天空气清爽，天空湛蓝，东北信风轻柔拂面。前往主屋的路上，我看到泳池边的大王棕树树影摇曳。山下传来了“吉吉之星”棒球队与其他球队比赛的喧哗声——后者明明有一名队员缺席，但压根儿没人问及桑蒂亚戈去了哪里。有人顶替了他的位置，因此比赛照常进行。

昨天，也就是星期六，我们埋葬了桑蒂亚戈。我们用一口粗糙的松木棺材盛殓了他的尸身，将他葬入了哈瓦那电厂烟囱和大桥之间的平民公墓的一处角落。除了帮助挖掘墓穴的白胡子老头——老头拿了我们的贿赂，从城市殡仪馆偷来了那口松木棺材，还安排了一处墓穴。——参加葬礼的就只有我和海明威了。就连桑蒂亚戈的朋友、发现他尸体的黑人男孩奥克塔维奥，都没到坟前看上一眼。

白胡子老头、海明威和我一起将棺木放入墓穴之后，令人尴尬的一幕发生了。掘墓的老头后退一步，摘下了帽子。雨水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上一直流到了皮包骨头的脖子上。海明威戴着一顶老掉牙的渔夫帽，却并未将其摘下。雨水沿着他的帽檐滴得到处都是。他看了我一眼。我无话可说。

海明威站在墓穴旁。“这孩子原本不用送命的，”他的声音很低，几乎要被雨水敲打树叶的声音湮没了，“他不该死的。”他看着站在一旁的我，“是我让桑蒂亚戈加入咱们的……”说着，他又转过头去看着掘墓老头——后者那双几乎睁不开的眼睛正盯着泥泞的地面。“是我让桑蒂亚戈加入咱们团队的。”海明威继续说道，“每次我去大使馆之前，都会开车先去小佛罗里达酒馆坐坐。一大群孩子会围住我的汽车，向我讨钱，或是请求为我擦鞋，或是干脆为他们的‘姐姐’充当皮条客。他们都是些街头小混混，流浪儿。他们的父母要么抛弃了他们，要么就是死于结核病或是酗酒。小桑蒂亚戈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但他从来都没有伸手向我要钱，或是请求为我擦鞋。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要求。每当我发动林肯轿车，他都会表现得很犹豫，然后——就在其他小孩四散而去、返回‘乞讨岗位’之时，桑蒂亚戈会一路奔跑跟在我的车子旁边，似乎永远不知疲倦似的，永远不问任何事情，永远不盯着我看，只是默默地跟在车子旁边，直到我抵达使馆或是驶离大路为止。”

说着，海明威抬头望向哈瓦那电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我讨厌这些该死的烟囱，”他保持着刚才发表“悼词”(如果那能算是悼词的话)时所用的腔调，“每当有风从山顶吹过，整个城市都会被它们熏得臭烘烘的。”说罢，他又低头望向墓穴。

“安息吧，桑蒂亚戈·洛佩兹。我们不知道你生从何来，也不知道你死往何处。但我们知道，你所去的地方正是所有人生命的终点。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到那儿去的。”

海明威又一次抬起头来看着我，仿佛是因为说出了刚才这番话而感到尴尬窘迫似的。不过，他很快将视线重新移回到墓穴之中，继续说道：“桑蒂亚戈，几个月之前，我的儿子约翰，也就是邦比，曾经向我问起死亡的事。他说他并不害怕上战场，但他害怕死亡。我告诉邦比，1918年我受伤那次，我曾经非常畏惧死亡——如果晚上不开灯，我压根都无法入睡，因为我害怕自己突然死去。不过我也向他讲述了我的朋友琴科·史密斯的故事。那是一个勇敢的家伙，总喜欢引用莎士比亚的名句。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曾经让他写了出来。那句话出自《亨利四世》第二部。我专门去查阅过，从那之后一直铭记在心。那句话就像是我的圣克里斯托弗勋章。”

“真的，我并不惧怕死亡。一个人只能死一次。我们都欠上帝一死……如何死亡并不重要，早死晚死皆是一样。”

“桑蒂亚戈·洛佩兹，接下来的任务你就不必挂心了。无论你向上帝偿还‘命债’时年方几何，你都是一个勇敢的人。”

说完，海明威向后退了几步。掘墓的白胡子老头清了清嗓子。“不，先生，”他用西班牙语说道，“用黄土掩埋这孩子之前，我们必须引述一段来自《圣经》的话。”

“有必要吗？”海明威的语调显得有些戏谑，“有莎士比亚难道还不够吗？”

“不够，先生，”老头说道，“必须引述《圣经》里的话。”

海明威耸了耸肩：“如果非得这样的话，就听你的好了。”他抓起一捧泥土——确切地说是泥浆——准备撒在桑蒂亚戈的棺木上。

“那就从《旧约》传道书中找一段吧——‘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说罢，他将泥浆抛撒在棺盖之上，又向后退了一步，望向拄着铁锨的老头，“现在可以了吗？”

“先生，可以了。”

傍晚，我俩离开葬礼现场，乘着夜色驾车冒雨返回山庄。在路上，海明威问道：“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去干掉那个马尔多纳多？”

“因为这事儿或许不是他干的。”我答道。

海明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还能是谁？你说过，之前两个星期‘22号特工’一直都在跟踪疯马。”

“别这么称呼他。”

“你是说‘疯马’？”

“‘22号特工’。”

“那么，除了马尔多纳多，还有谁可能是杀死他的凶手？”海明威追问道。

我将视线从雨水横流的挡风玻璃上移开：“我告诉过桑蒂亚戈，让他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别去跟踪马尔多纳多……别去跟踪任何人。我不认为在我下达命令之后，他还会去跟踪他。”

“他一定是在跟踪某人。”

我摇了摇头：“奥克塔维奥发现桑蒂亚戈尸身的那条路，通向桑蒂亚戈和他死去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茅屋。按照奥克塔维奥的说法，在城里局势紧张的时候，桑蒂亚戈曾经偶尔去那里过夜。”

海明威静静地开着车。“卢卡斯，”片刻之后，他打破了沉默，“你觉得还有谁会杀那孩子？”

“回头我会告诉你的。”我说道。

“要么现在告诉我，要么永远都别说了。”海明威说道，“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为谁工作，你觉得到底是谁杀死了桑蒂亚戈。否则就给我下车，再也别回山庄了。”

我犹豫了片刻。如果我回答了海明威的这些问题，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我就别想再为联邦调查局或是秘密情报处工作了。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摆来荡去。瓢泼大雨砸在林肯轿车拉紧的折叠布蓬上，发出的声响与之前敲打在桑蒂亚戈尸体旁的灌木上的声音并无二致。我忽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早已不再是联邦调查局或是秘密情报处的走卒了。

“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我说道，“埃德加·胡佛派我来监视你，并且通过一个联络人向他汇报任务进展。”

海明威将车子停到路边，各式各样的卡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他侧过身来，认真聆听着我的叙述。

我向他提及了德尔加多。我讲述了泰迪·施莱格尔、英戈·阿瓦德和赫尔加·索尼曼的身份背景，同时提到了约翰·西格弗雷德·贝克。我描述了德国军事谍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向马尔多纳多及其上峰“耶和华见证者”胡安尼托行贿的事。我向海明威坦承，我在前来古巴途中曾经与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特工伊恩·弗莱明见面，到达哈瓦那之后又与战略情报局的华莱士·贝塔·菲利普有过接触。我告诉他，在他率众用烟花爆竹向邻居斯坦哈茨家发动“进攻”时，曾经有人打过黑枪。我还向他讲述了在前往“壮丽洞穴群”途中截获的另外一封电报。

“第二封电报上说什么？”海明威用干巴巴的腔调追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答道，“那是一串我从来没见过的数字编码。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去破解它。”

“你的意思是，德国人有可能假定我们已经截获并破解了第一封电报……也就是关于下周四有两名特务登陆的那一封？”

“我想是的。”我说道。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海明威望向窗外：“也就是说，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他们的人——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局，或许还有那个英国佬的机构……叫什么来着？”

“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我说道，“是的，我想是的。”

“还有战略情报局，”海明威继续说道，“还有德国人的情报机构……”

“我想德国人的两大情报机构都卷进来了。军事谍报局和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四处都派人来了。”

“我一点儿都搞不懂。”海明威说道，“我都不知道德国人有两大情报机构。”

“我知道。其实你对这些玩意儿一无所知。”

他盯着我：“你知道？”

“是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海明威追问道，“既然到今天为止，你对我说的都是谎言，我这会儿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

我只回答了他第一个问题。“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桑蒂亚戈，”我说道，“而且他们正在为了某种我不理解的目的设计陷害我们。”

“谁杀了小男孩？”

“有可能是马尔多纳多。”我说道，“如果桑蒂亚戈不够小心，而马尔多纳多又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那他就有可能等到咱们出海之后，一路跟踪桑蒂亚戈到那片棚屋附近，割开他的喉咙。”

“还有可能是谁？”海明威追问道。

“德尔加多。”

“联邦调查局的人？”海明威的话音里透着一丝轻蔑，“我还以为你们这种逃避兵役的懦夫只会冲同事打黑枪呢。”

“德尔加多……算是个特例。”我说道，“如果他就是杀人凶手，那他肯定杀了不止一个人。我现在也不能确定他到底在为谁卖命了。”

“你觉得他已经被德国方面收买了？”

“有这种可能。”我说道，“西半球上的德国情报网络不值一提，但他们有的是钱。他们是有可能收买德尔加多这样的人为其卖命的。”

“卢卡斯，凶手还有可能是别的人吗？还有谁会下毒手杀死那个小男孩？”

我耸了耸肩：“施莱格尔也有可能。当然，他看上去并不是那种人。也有可能是他雇用了某个生活在哈瓦那一带的德国裔古巴人或是纳粹支持者。赫尔加·索尼曼也可能是凶手——”

“赫尔加？！”

我向海明威详述了那个女人的部分档案。

“上帝啊！”海明威嘟囔道，“难道所有人都和希特勒及其党羽有过私交吗？”

“甚至包括您的贵客。”我说道。

“我的……贵客？”

“英格丽·褒曼就曾经与希特勒会面。”我说道，“还记得吗？德国情报部门还曾经想要招募黛德丽为其工作呢。”

“可她当面回绝了他们啊。”

“这是她自己的说法。”

海明威咧了咧嘴：“卢卡斯，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我真的不喜欢你这个人。”

我什么都没说。

雨早已停了，我俩却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海明威说道：“给我一个留下你的理由，否则我要把你从车上踹下去。而且，要是你再敢接近山庄或是我的孩子，我就一枪打死你。”

“那我就给你一个理由。”我说道，“这里的形势正变得越发复杂起来，有人希望你能去抓住那两个计划十三号登陆的间谍。”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说道，“总之这是一盘复杂的棋局，而你那无足轻重的‘骗子工厂’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我觉得你需要我的帮助。”

“这么说你可以向埃德加·胡佛汇报任何事情？”

“我不打算继续那样做了。”我冷冷地说道，“我给胡佛的定期汇报不会停止，但在我们弄清楚这一切之前，我是不会将任何重要线索上报局里的。”

“你认为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是吗？”

“是的。”

“吉吉和小老鼠也会有危险吗？还是说只有你和我会有危险？”

我犹豫了片刻：“我觉得，你身边所有人现在都有危险。”

海明威揉了揉下巴：“难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真的会下黑手除掉一名美国公民和他的家人、朋友？”

“我也不知道。”我说道，“胡佛‘杀人’的手法数不胜数。但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危险来自联邦调查局。英国人也参与了某些行动。还有战略情报局，以及纳粹德国的两大情报机构。”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海明威用西班牙语说道。我知道，他很喜欢用西班牙语说出这句话的感觉，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非常严肃。

“是的。”

他将林肯轿车重新驶到中央公路上，一路开回了瞭望山庄。

开车去和德尔加多会面之前，我去了山庄主屋一趟。海明威坐在客厅里。他那把雕花椅子旁边的小茶几上依然堆满了酒瓶和酒杯。他的膝盖上趴着一只肥硕的黑猫，还有其他八九只蜷缩在旁边的地毯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们的作家先生起码打开了一罐鲑鱼罐头和两小罐沙丁鱼罐头。他的手上端着一杯杜松子酒。看他那呆滞的眼神和僵硬的表情，我敢说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

“啊，卢卡斯先生，”海明威说道，“我还没向你正式介绍我这些最亲爱的猫朋友吧？”

“的确没有。”我说道。

“这只黑色的美人儿叫‘博伊斯·安格拉斯’。”说着，他拍了拍黑猫的脑袋，后者发出一阵“娇喘”，“这只叫‘孤独’，这只小一点的叫‘孤独弟弟’，不过它可是个姑娘呢！这一只叫‘泰斯特’，这只瘦瘦小小的是泰斯特的孩子，它是个神奇的小家伙。地毯边上那只肥猫是‘猎狼者’，它旁边是‘美好愿望’——你还记得纳尔逊·洛克菲勒对吧，就是那位对于美国以南一系列无关紧要的穷国抱有‘美好愿望’的国务院美洲事务调解人。”

“卢卡斯，‘孤独’一上午都在陪我就着牛奶喝威士忌。这会儿它已经喝得太多了，没办法给你作揖了。其实，卢卡斯，猫咪是不会给任何人作揖的。你知道吗？它们只会去巴结自己想要巴结的对象。但是，如果它们看你顺眼，觉得你值得巴结，就会陪你就着牛奶喝威士忌。哦，这只叫迪林杰，得名于那个被击毙的黑帮抢匪——那家伙的阴茎尺寸可是不小呢。我觉得用他的名字给猫咪命名，能为它们带来强健的体魄，可惜呀……趁着咱们第一次出海搜寻德国潜艇的工夫，马蒂把迪林杰和其他公猫都给阉割了。卢卡斯先生，间谍卢卡斯先生，告密者卢卡斯先生，您知道这些吗？”

我心中暗想，老子当时听到你们在争吵了，你俩当时互相高声咒骂，都快把房子震塌了。

我什么话都没说。

海明威咧嘴一笑。“贱婊子。”他摸了摸博伊斯的脖子，“宝贝儿，我不是说你。卢卡斯，我今天给她——给马蒂拍了封电报。我实在不知道她他妈的到底去哪儿了，所以我给海地、波多黎各、圣托马斯、圣巴茨、安提瓜、比米尼，以及她可能会落脚的其他地方都拍了电报。你想知道电报内容是什么吗？”

我静静等待着。

“电报的内容是：‘你到底是一个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老婆？’”海明威一边说着，一边貌似心满意足地点着头，顺手将黑猫轻轻放到地毯上，又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往酒杯里倒了一点杜松子酒，“特工乔·卢卡斯，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不了。”我说道。

“自以为是的贱婊子！”海明威说道，“她居然说‘孤独行动’完全是一场胡闹。她说我们是在意淫，还说我自打完成《丧钟为谁而鸣》之后就再也没写出过任何值得一读的东西。我说她真是个贱婊子！我告诉她，等蛆虫把她的尸体吃得一干二净之后，人们还会继续读我的小说，直到永远。”他重新坐了下来，手端酒杯，斜眼看着我，“卢卡斯，你想要点儿什么？”

“我要进城一趟，”我说道，“我想借你的车用用。”

海明威耸了耸肩：“你确定不要喝一杯吗？”

我摇摇头。

“如果你不打算尝尝我这醇正的杜松子酒，”他和蔼地说道，“那我让人给你端一杯冰茶好了。要么你也可以喝一碗鼻涕，或者干脆找个死掉的黑鬼，咬住他的耳朵把脑浆嘬出来。”说罢，他又咧嘴一笑，顺手指了指摆满酒瓶、冰桶和酒杯的茶几。

“谢谢，不用了。”

我离开客厅，出了房门，走下楼梯，钻进了停在车道上的林肯轿车。

在开车进城的路上，我尽量不去猜想即将来临的接头，以及可能再次出现的与德尔加多正面交锋的场景。我所想的，是玛利亚·马奎兹。

当然，我并未将桑蒂亚戈的死讯告诉玛利亚，但她似乎已经察觉到昨天晚上的事情有些异样。整整一晚，她都安安静静的，完全没有来打扰我。在我翻来覆去想要强迫自己入睡之时，她就躺在我旁边的床上，把手搭在我的床边，却没有触摸我的身体。我一直盯着天花板，而她则是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后来，我起床准备去客房撰写那份愚蠢的备忘录，她第一时间帮我找到了我的帆布鞋和粗布衬衫。有一瞬间，我的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他们一定会彼此分担悲伤，推心置腹地讨论、谈心。昨天晚上，我借着威士忌酒和那份浮想联翩的备忘录忘记了这些“杂念”。这会儿，并排出现在远方的两座哈瓦那电厂的烟囱，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我的点三八左轮手枪就放在副驾驶座上——把它装在腋下的枪套里开车是很不舒服的。使用左轮手枪的时候，我通常会把转轮正对撞针的位置空出来。但这一次，我额外装了一枚子弹，又在上衣口袋里塞了12枚备用子弹。我几乎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前来赴约的：如果我和德尔加多今天要做一番了断，那我根本就打不完枪里的子弹。不过，多带一点弹药以备不时之需，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

进入哈瓦那旧城，我将林肯轿车停到了路边，开始步行前往六个街区外的安全房。我必须准时赶到那里。

对于那晚在韦拉克鲁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大街发生的事情，华莱士·贝塔·菲利普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两个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个半小时，藏身于前厅之中，准备对我发动伏击。当时，我已经在走廊的隔间里躲藏了两个小时。菲利普曾经提到，说是有一位居住在附近的人看到“一个孩子朝前门扔了一块石头”，然后便听到枪声大作。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孩子，而是一个三十五岁、名叫埃尔·希甘特的矮个子酒徒。我向他支付了一百五十比索，让他扔完石头就赶紧开溜。

今天我可不打算早到。

我把左轮手枪别到背后，贴身放好，方便随时拔枪射击。除非德尔加多搜我的身，否则他是发现不了这支手枪的。我穿了一件非常宽松的上衣，藏下一支手枪不是问题，但无论是腋下枪套还是腰带枪套都太显眼了。若是按照习惯把枪别在左侧裤袋上方，也很容易被别人发现。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带来那支点三五七口径的自动手枪，而不是这支点三八左轮，那样我就能隔墙或是隔门射击。但点三五七自动手枪个头太大，很难藏匿。

如果我是德尔加多，想要消除来自特工乔·卢卡斯的威胁，我会怎么做呢？或许可以藏在安全房外，或是巷子两侧的任意一间摇摇欲坠的房舍之中。但特工卢卡斯很有可能会抄小路或是绕道靠近安全房。那么，安全房里有哪些地方可以藏身呢？主屋旁边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吗？或许可以借着黑暗躺在地板上，将后门插好以防有人从后门进入，然后盯紧前门，等着卢卡斯出现。没准儿几秒钟后卢卡斯就会走进除了一张桌子别无其他“掩体”的主屋。厚重的墙壁足以隔绝枪声和子弹击穿人体的闷响。接下来，只要若无其事地走出安全房，把卢卡斯的尸体留给老鼠们享用就行了。

安全房的门开了一道缝。窗棂早已腐朽殆尽，只剩下空洞如骷髅眼窝般的窗洞。我强忍着拔枪的冲动，走上前去，推开了房门。

德尔加多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后面。他用右手手背支着下巴，靠着椅背，抬头看着我。我之前就看出他是个左撇子——然而这会儿他的左手却不知摸在哪里。他今天并没有穿着往常那件西装，而是改穿了一件满是皱褶、肥大宽松的瓜亚维拉衬衫。被这身行头一衬，他的肤色显得更加黝黑，而发色却显得比以前更淡了。

我把信封拍在桌上，保持着站立姿势，紧盯着德尔加多那双冰冷而阴郁的眼睛。借着昏暗的光线，我看到他终于将左手伸了出来。

仿佛习惯成自然似的，德尔加多撕开信封，读了我的书面报告。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说道。

我双腿稍稍叉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自然垂下，泰然自若地摆出了一个稍息的姿势。

“‘壮丽洞穴群’？一个该死的旅游景点？”他说道，“小孩子发现了啤酒瓶？抓来的猪在沙洲上跳海自杀，不知所终？就这些？”

“有事去问海军情报局，”我答道，“是他们派我们去的。”

德尔加多轻蔑地哼了一声：“海军情报局……”他将两页报告丢回到桌上。他的左手又一次藏到了桌子下面，他的视线则是死死地盯在我的身上。

“这一回你们压根儿就没找到‘南十字星’号的踪迹是吗？”

“没有，”我答道，“不过我们知道那艘船已经返回哈瓦那港了。之前它曾经在卡萨布兰卡船厂接受大修。”

“你们没有截获任何发自‘南十字星’号的舰对舰或是舰对岸无线电报吗？”

我摇了摇头，仔细观察着他的反应。德尔加多是一个随时能够做出快速动作的家伙。如果他打算出手，那我必须瞄准他的躯干抢先开枪——瞄准头部射击的成功把握实在不大。我不知道他的武器藏在何处，如果他的枪口正隔着桌板向我瞄准，那我可就死定了。倘若并非如此，那么一切就要看我俩在射击时谁更加镇定了。我往左轮手枪里装填的是空尖弹，并且用小刀在弹头上开了豁口。任何人只要被这些子弹击中，都会当场失去反抗能力。但我很清楚，德尔加多也会这么做的。

他猛地抬起左手。我被这个动作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右手甚至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他将一张黑白照片丢到桌上：“卢卡斯，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我刻意用冷漠的语气说道，“我看过他的档案。约翰·西格弗雷德·贝克，纳粹帝国保安部特工。他怎么了？”

“他已经不在巴西境内了。”德尔加多一边盯着我，一边说道。

“我知道，”我说道，“秘密情报处五月份的威胁评估报告里说这家伙回柏林了。”

德尔加多缓慢地摇了摇头：“他在哈瓦那。”片刻之后，他又接着说道，“你不想问问这其中的门道吗？”

“他在哪儿与我在古巴的任务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也没有。”德尔加多说道，“照你这么说，你压根儿就是在这儿混日子的，对吧？”

外面的草地上有两个小男孩跑过——我并未扭头，而是用眼角余光看到他们的。自从走进安全房那一刻起，我便将身子侧向左边，以免背对大开的房门。我不知道德尔加多究竟带来了多少同伙，路对面的废弃房屋里或许就躲着一个端着狙击步枪的家伙，或许他正静静等待我走出房间。好吧，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我能感觉到，自己脖颈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贝克之所以跑到古巴来，是因为他在巴西的间谍网络已经被全部破获了。”德尔加多说道，“这位党卫队中队长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杀回去，重整旗鼓以待东山再起，他和……呃……咱们在古巴这边的某些代理人进行了谈判，希望能成为污点证人，或是充当双面间谍。”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告诉我？”我问道。

德尔加多揉了揉下嘴唇，他那一脸汗水一直从下巴滴到地上。这小小的房间非常闷热，活像是一口蒸锅。

“卢卡斯，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你在这些谈判结束之前干掉贝克，或者将他交到古巴警方手中。”

“我们？”

“我。”

“好吧，”我说道，“还有别的事吗？”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我侧着身子向门口走去——我可不想把后背完全暴露给德尔加多。

“卢卡斯。”他的左手又一次藏到了桌子下面。我已经挪到了接近门口的位置，刺眼的阳光让我很难看清他的具体动作。“关于那孩子的死，我很遗憾。”他说道。

我把手伸向背后，装作在挠蚊子叮咬的脓包。“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我问道。

“我当然不知道。”德尔加多说道，“我也是刚刚听说这件事的，顺便做了一番推理。你应该劝劝你那个作家朋友，让他别在间谍游戏里利用孩童了。”

“你真的不知道是谁杀死了桑蒂亚戈吗？”我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德尔加多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哦？原来那孩子叫桑蒂亚戈啊？”

回到山庄之后，我发现整座宅邸似乎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因为温斯顿和帕齐早就说要带海明威的两个儿子去太平洋中餐馆吃晚饭，所以仆人们早早就休息去了。

我敲了敲门，无人回应。于是我直接走进了主屋。

海明威依然坐在客厅里那把丑陋的雕花椅子上，他左手边的茶几上仍旧摆满了各种酒瓶酒具。不过，他的“猫朋友”们大多不知所终了，只剩下“博伊斯·安格拉斯”还趴在他的膝上。他的两腿之间夹着那支点二五六口径的曼利夏尔步枪，枪托抵着地毯。他打着赤脚，用大脚趾钩着扳机护圈，像是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似的。

“乔，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他说道，“我一直在等你。我想给你展示一些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