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海明威关于写作的寥寥几次对话，我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罗马海岬埋伏等待德国渗透者上岸那个夜晚的交流。我最常想起的，是海明威四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在“比拉”号上的对话。然而此刻我所想到的，却是另外一番对白。其实那一次，海明威并不是在和我交谈，而是在山庄的游泳池边与赫雷拉医生聊天。我只不过是恰好坐在旁边，有机会聆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罢了。

当时，医生问海明威，作为一名作家，他如何确定何时为一部作品画下句号。

“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吧。”海明威答道，“要是不停写下去的话，永远都没有尽头。你不会愿意和自己创造出的角色说再见的。你的脑海里一直在用着书中特有的语言风格进行思考，你不想结束这种状态。这就像是与一位朋友生离死别一样。”

“我想我懂了……”医生将信将疑地说道。

“你还记得吗，两年前，直到完成《丧钟为谁而鸣》，我连头发都没工夫去打理。”

“是啊，”赫雷拉医生说道，“当时你头发很长，看上去糟透了。”

“唉，其实7月13日完成那部小说之后，我并没有真正停笔，我生日那天还在继续写呢，就像是在写它的后记。我写了塞戈维亚失守之后卡尔科夫与格尔茨将军的会面，写了他们两人驱车共同返回马德里，还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了安德烈斯造访‘比拉’号和帕博罗废弃营地的事。安德烈斯俯瞰了峡谷中的桥梁残骸……诸如此类的废话。”

“欧内斯特，你为什么说那是废话呢？”赫雷拉医生说道，“这些东西不是很有趣吗？”

“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必要写出来，”海明威端起汤姆·柯林斯鸡尾酒喝了一口，“不过我把手稿带到了纽约，在巴克利旅馆继续往下写来着，就像是流水线上一个木然做工的人。我雇了一个跑腿的，让他帮我把手稿交给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人。古斯塔沃·杜兰带着他的新老婆邦迪去看望我，我给他念了其中一大段，就是为了确保其中的西班牙方言土语用得恰当地道，语法也没有错误。”

“那你的西班牙语用得地道吗？”赫雷拉医生笑道。

“大多数用得还算可以。”海明威咧嘴一乐，“不过我要说的是，我的编辑麦克斯对我写的那些玩意儿非常满意，包括我从来没想过要拿出来发表的‘后记’部分。和平常一样，他说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即便是在我从写作的热情中冷却下来之后，他也没有提出太多批评。不过，到了八月底，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告诉我，要删减掉有关罗伯特·乔丹手淫的描写……”

“手淫？”赫雷拉医生问道。

“好吧，是有关他自慰的描写。”海明威咧着嘴，笑着说道，“是有关他‘自娱自乐’的描写，行了吧。可是麦克斯从未对那些毫无意义的‘后记’发表任何意见。最后，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我方才意识到出版社方面向我传达的，正是他那些不便明说的信息。麦克斯告诉我：‘欧内斯特，我真的喜欢最后几章，因为我很想知道接下来的情节会怎样发展，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本书应该以乔丹躺在满是松针的地上等死结束，正如他在第一章开篇的时候躺在那里。这是非常不错的前后呼应。欧内斯特，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

“‘那好吧，麦克斯，’我当时这么对他说，‘那就把后面两章去掉吧。’”

“那照这么说，后记也不要了？”医生问道。

海明威一边摸着胡子，一边看着孩子们在水中嬉戏。“胡塞·路易斯，这和人生是一个道理，”他说道，“所谓人生，就是有一股力量一直推着你往前走，直到你死……不靠谱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小说是有其自身架构的，它们的平衡和设计，恰恰是真实的人生所缺少的。小说情节是可以适可而止的。”

当时，我看到赫雷拉·索托隆戈医生赞同地点了点头。但我并不认为他真的明白海明威的话中深意。

当我决定把这一切经历用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海明威当初在罗马海岬所说的都是至理名言——他说，一个好的故事，应该像是潜望镜的惊鸿一瞥。

在随后的岁月里，人们常常引述海明威的一句话：一部小说就像是一座冰山，十之七八的部分应当是藏在水下无法眼见的。我知道，这也是我记录“骗子工厂”故事的最佳方式。但我也明白，我永远无法成为这样的小说高手。我不可能像古老东方的水墨画家那样，用写意的笔触描绘雄鹰矫健的身姿。我讲述故事的方式，只能墨守海明威在罗马海岬批评过的刻板成规，将一切事实和细节都简单堆砌起来，让读者自己去分辨其中的关键重点。

所以，下面就算是我啰啰唆唆的后记吧。

海明威的预言果然成真了。在苏里南河流探险途中，玛莎的确感染了瘟疫。她的登革热病情异常严重，以致无法正常站立。在帕拉马里博的最后一天，她尝试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却一下滑倒，摔断了手腕。登革热让她的感觉变得迟钝，她只是用胶带对手腕做了简单固定，便乘飞机逃离了那个丛林地狱。

尽管如此，当接到丈夫的电报之后，玛莎还是飞赴华盛顿，到白宫与总统夫妇一起吃了顿饭。玛莎与总统夫妇会面这件事，的确让海明威从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埃德加·胡佛局长的迫害。下列这些备忘录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当时我并未能看到这些备忘录，直到大约五十年后，拜信息自由法案所赐，这些东西才得见天日。

机密备忘录

发信人：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局长

收信人：联邦调查局特工雷迪

1942年12月17日

你所收集的一切有关“海明威这个人干情报工作并不可靠”的信息，或许都已经被悄悄转达给了布拉登大使。基于此种情况，有可能会让他想到海明威之前在所谓“加勒比海域发现潜艇补充燃料”的报告之中谎报军情的事。我希望你能把你和布拉登大使交谈时得到的，有关海明威及其副手行动内容的早期消息汇报过来。

机密备忘录

发信人：特工D·M·拉德

收信人：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局长

1942年12月17日

尽管我们了解到，海明威从来都坚决抵制其他势力的诱惑和拉拢，但他依然被指控同情他们。据报告，海明威曾与布拉登大使进行了友好的私下交流，且非常欣赏大使先生的自信。

正如您所提及的，布拉登大使是一个意气用事、非常容易激动的人，很多时候，看到某些涉嫌贪污腐败的古巴官员，他总是感到如鲠在喉，如芒在背。

特工雷迪(哈瓦那外勤办公室)称，海明威的活动已经出格了，他和他的手下线人现在正忙着向大使馆汇报各种各样有关危险行为的信息。雷迪先生表示，他现在非常关注海明威的一举一动，如果不采取行动对他加以阻止，必将造成令人难堪的结局。

雷迪先生指出，海明威显然正在大肆插手调查那些与古巴当局密切相关的古巴官员，其中包括古巴国家警察头目曼努埃尔·本尼茨·巴尔德斯将军。特工雷迪还曾表示，“他可以确定，假如海明威继续这么干下去，最终会被古巴方面发现，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雷迪先生指出，他可以对大使先生讲明，他，雷迪，并未审阅任何由海明威提交的、关于古巴政府贪污腐化的报告。他并不认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应该牵涉进任何诸如此类的调查，这完全不属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司法范畴，应该由古巴人自己去关注。假如我们卷入其中，只能导致我们所有人被赶出古巴，最后“卷铺盖走人”。

特工雷迪还表示，他可以向大使先生言明，使用海明威这样喜欢到处惹祸的线人，是风险极高的，如果继续下去，很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特工雷迪指出，尽管大使先生很欣赏海明威并且对其抱有信心，但他坚信，他——雷迪——是可以和大使先生建立合作关系的，这样一来，海明威作为线人的工作就可以完全终结了。

雷迪先生还说，他可以向大使先生指明，海明威作为线人已经极度越权了，这位作家先生实际上正在调查他不该关心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本身就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

机密备忘录

发信人：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局长

收信人：特工塔姆与特工拉德

1942年12月19日

记住，海明威是受美国驻古巴大使节制的：我当然明白，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让我们非常不爽。在我的计划中，海明威是最不堪用的一颗棋子，在任何此类行动中都不该用他。他的判断能力不好，控制情绪的能力在这些年里也没有长进。这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亲自出手干预，或者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派驻哈瓦那的代表应该就此与大使先生沟通。大使本人也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我确定他会在第一时间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提醒透露给海明威。海明威对联邦调查局从来都没有好感，他毫无疑问会对我们展开一场相互诋毁的对抗。你应该还记得，在最近一次和我的交谈中，总统先生曾经提到，他从一位朋友(玛莎·盖尔霍恩)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海明威的小道消息，而海明威本人坚持要美国政府方面向古巴当局提供一笔巨额款项，以照顾那些被战争所累的平民百姓。

我并不认为这些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要海明威不直接向我们负责，而我们也不直接和他打交道就行。他向大使先生汇报进展，而大使先生将他所说的如数转达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机密备忘录

发信人：特工雷迪(哈瓦那外勤办公室)

收信人：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局长

1943年4月21日

根据大使馆某工作人员的确切消息，海明威的情报组及其所承担的工作，已于1943年4月1日终结。做出这一决定的，是美国大使本人，并未与联邦调查局的代表进行任何形式的知会和沟通。有关海明威先生及其情报组各项活动的完整报告正在撰写中，将于近期呈送局里。

机密备忘录

发信人：特工D.M.拉德

收信人：联邦调查局埃德加·胡佛局长

1943年4月27日

海明威先生曾经积极支持过西班牙的共和派。尽管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与其他势力合作，更无法证明他是他国的特工。然而，从行动上看，他的观点倾向于“自由解放”，或许终有一天会发展成为类似共产主义政治主张的思想意识形态。据称，现阶段他正在为海军部运作一项高度机密的海上行动。在这件事情上，据说海军部为海明威的船花费了重金，为其装备了武器和古巴海域的详细海图。局里并没有对海明威展开调查，但相关调查材料时常涉及他的名字，还有诸多信息渠道主动传来了大量与他相关的材料。

1944年下半年，玛莎·盖尔霍恩终于提出和海明威离婚。整个1943年加上1944年春天，当海明威忙于驾着“比拉”号追踪潜艇之时，她时不时会回到山庄居住，也经常外出去别的地方。玛莎人在伦敦的时候，海明威写信向她抱怨说，空空如也的山庄比监狱强不到哪儿去。回到山庄之后，玛莎和海明威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而和解的时候则越来越少。两年间，玛莎一直都在批评海明威，让他“放弃战争游戏”，走出去“报道战争”，但她的丈夫却顽固地坚守着他的船、他的猫、他的山庄，坚守着古巴这个国家。终于，1944年3月，海明威“接受”了玛莎那如嘲讽般的“建议”，却是用了一种她无法释怀或是原谅的方式。其实，当时美国的任何一家报刊，都非常愿意将海明威聘为它们的撰稿人，然而海明威却选择了先前往欧洲。当玛莎表示她愿意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追随丈夫之时，海明威却撒了谎，称军用包机不允许女眷搭乘。后来玛莎得知，在整个航程中，女演员格特鲁德·劳伦斯一直坐在海明威身旁。

1944年3月17日，海明威乘上了去往伦敦的飞机。一路上，他都在拿劳伦斯小姐为英国朋友们捎带的新鲜鸡蛋开玩笑，还说等飞机一降落，大家就一起吃煎蛋饼。他对飞机上的所有乘客表示，他的妻子玛莎离开山庄时没有向他的爱猫道别，而他一直因为这件事生她的气。玛莎于5月13日登上了轮船——那是一艘运送爆炸物的货船，除了船员之外，全船只有她一名乘客。从北美到欧洲，这艘船在大西洋上经历了恐怖的十二个昼夜。

海明威夫妇从分手到正式离婚的消息传来时，其实朋友们都并不十分惊讶。

英格丽·褒曼和加里·库珀出演了由《丧钟为谁而鸣》改编的电影，该片于1943年7月10日公映。这部电影初看上去还算不错，但影评家和观众们却认为片子节奏太慢，情节拖沓。实际上，库珀和褒曼之间并未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顺便一提，片中的褒曼以短发示人。数年之后，英格丽·褒曼真正被世人牢记的，是她在犹豫是否接拍《丧钟为谁而鸣》之前拍摄的那部编剧匆忙、情节错乱的低成本烂片——《卡萨布兰卡》。

古斯塔沃·杜兰的确来到了古巴，接手了“骗子工厂”，直到1943年该计划经多方协调宣告终结为止。杜兰夫妇与海明威夫妇有过多次争吵，很快便搬出了山庄“客房”，搬到了“两世界”酒店居住。至1943年中，古斯塔沃·杜兰一直都作为布拉登大使的情报官员工作，他们夫妻俩俨然成为了哈瓦那的社会名流。

战争结束之后，杜兰和布拉登大使都被控通共，遭到了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侦讯。“海明威才是真正的左翼分子！”古斯塔沃·杜兰在参议院如是说道，“我是在海明威家里结识布拉登的！”

斯普卢伊尔·布拉登在为美国政府服务多年之后遭遇“叛国”指控，霎时间心如死灰。他亲自指证海明威是藏身古巴的他国特工。后来，布拉登曾经亲自飞赴哈瓦那，希冀求得海明威的原谅。“他说他对不起我——他那么做只是为了保住工作——他一直在说抱歉，看上去还是蛮诚恳的。”后来提起这事，海明威对赫雷拉医生如是说道，“所以我就原谅他了。”

鲍勃·乔伊斯，也就是海明威与大使馆之间的联络人，在我做出决定八个月后，也辞掉工作加入了战略情报局。一年之后，我在欧洲见到过他一次。当时我们都坐在一架达科塔式飞机漆黑的后舱，等待着趁着午夜空降到东欧，脸上都涂着黑色的迷彩。我觉得他当时根本就没认出我。

我再也没见到过格雷戈里和帕特里克。吉吉成了一名广受尊崇的医生，算是接过了他祖父的衣钵。帕特里克成了一名非洲猎手，然而当他回到美国之后，却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环保主义者。

最有趣的是，1945年1月，我居然在德国哈梅尔堡见到了当初在古巴未曾谋面的海明威长子约翰——也就是“邦比”。

约翰·H.海明威于1944年7月加入了战略情报局。三个月后，他空降到法国，降落在蒙彼利埃北边的勒博斯奎特，任务是为当地游击队员传授敌后渗透战术。10月下旬的一个白天，他、一位美军上尉，还有一位法国游击队员，一同沿着罗纳河谷执行侦察任务，其间遭到了一支奥地利部队的袭击。法国游击队员腹部中弹当场牺牲，而邦比和美军上尉贾斯汀·格林受伤。在审讯他俩的过程中，奥地利部队的军官意识到，他曾经在1925年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当年还小的邦比。于是，这位军官停止了审讯，派人将浑身是血的邦比送到了阿尔萨斯的一所医院，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我的小队被派遣到哈梅尔堡附近的一处战俘营，营救被困的战俘。当晚，年轻的海明威成功逃离了战俘营，然而四天之后就被重新抓获，送到了德国纽伦堡的第三战俘营。邦比在行动中失踪的消息让海明威备感悲痛。直到1945年，海明威的长子才被解救出来——当时，他已经在战俘营中待了超过半年时间。这是一个奇迹，没有人能在那种缺衣少食的环境下生存如此之久。1945年6月，他乘飞机抵达古巴与父亲团聚，同时也见到了他的兄弟们，以及他父亲的新老婆，玛丽·维尔什。

马尔多纳多回到了古巴国家警察局，并未丢掉工作，只不过余生都要与拐杖为伴。海明威永别古巴之前，马尔多纳多曾经到山庄附近巡视。据称，那一次他杀死了海明威当时最爱的宠物“黑狗”——那条狗是被他用枪托活活砸死的。

巴蒂斯塔统治的最后时光，马尔多纳多因其权势和残暴而臭名昭著。他常常开着一辆威利斯吉普车穿街越巷，随意开枪杀人。他最终站错了队。1959年，这匹“疯马”被古巴革命政府逮捕，成为最后一批被公审的巴蒂斯塔反动当局官员。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身材高大的刽子手应当被处以绞刑。在被公审期间，马尔多纳多时常痛哭流涕，最后连他那面色蜡黄的同僚副手都忍无可忍地在法庭上对他说：“嗨，够了，别他妈像个妓女似的哭哭啼啼了！你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咱俩都是刽子手！”

马尔多纳多的副手被绞死了。令人费解的是，马尔多纳多本人却只被判了三十年监禁。古巴当地人发起抗议，要求革命政府重新启动审判，将马尔多纳多正法以平民愤。然而就在同一个星期，菲德尔·卡斯特罗下令，不再处决巴蒂斯塔反动当局中那些犯下过杀人重罪的官员。

海明威当时还在古巴。他对一位朋友如是说道：“该死的，那家伙又能苟延残喘了。事情总是这样。要是真为哈瓦那城乃至整个古巴着想，最好还是把他弄死埋了。”据说海明威甚至申请去做处决马尔多纳多的枪手。

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德国的缘故，玛琳·黛德丽成了战争期间伺候美国大兵最积极的好莱坞明星。1943年，她在好莱坞开设了一家劳军餐厅，专门为从海外归来的军人们服务。只有在这家餐厅，大兵们才能见到电影明星亲自为他们磨制咖啡、烘焙面包圈，甚至是刷锅洗碗。说到刷锅洗碗，玛琳·黛德丽总是亲自上阵。

1944年至1945年，她参加了海外的劳军巡演，成了士兵们追捧的不二偶像。我想，士兵们最喜欢的莫过于她的大腿和歌声。说来也怪，这个女人身上总是散发着浓烈的性感韵味。即便是在浓雾弥漫的夜晚，即便距离五十码开外，美国大兵只要是看到她的歌舞表演，都会把搂在怀里的其他姑娘忘到九霄云外。

我曾经在法国看过她的演出，但我敢说她并没有注意到我，或者认出我来。当时观看表演的有数百名士兵和当地百姓，而我是一身法国农民的典型装束，还留着浓密的胡子。

黛德丽同海明威一同庆祝了巴黎的光复。她和作家先生到丽兹大饭店共进了一餐，享用了酒店酒窖里最棒的香槟。她一直毫不掩饰她对海明威的喜爱和仰慕。1961年海明威自杀的消息传来，她顿时陷入了无尽的哀伤。

我离开古巴后的数年间，几乎没怎么听到有关温斯顿·盖斯特的消息。1961年，也就是海明威离世的那一年，温斯顿创办了墨西哥盖斯特航空公司——那是墨西哥规模最小的三家国际航空公司之一。整个20世纪60年代，联邦调查局经常使用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来为任务作掩护。

古巴革命之后，辛斯基拒绝追随自己效力多年的商船公司迁走，而是回到了西班牙，做起了船舶物资补给生意，直到辞世。

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于1997年在古巴度过了他的一百岁生日。

20世纪60年代，在被派驻柏林期间，我偶然听闻了一个快四十岁的苏联女特工的故事——她曾经是莱因哈德·盖伦当年创建的纳粹情报网的成员。盖伦的情报组织，是战争期间纳粹德国在情报方面效率最高、能力最强的存在。

有关这位苏联女特工的传说之中，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她的姓名——艾尔莎·海德尔。据说她是隆美尔元帅的远亲，却完全没有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征。她有着黝黑的发色和黑色的眼睛，没有白皙的皮肤。几乎整个20世纪30年代，她都生活在一个派驻西班牙的德国外交官家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她曾经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为德国赢得了一枚游泳项目铜牌。她在长距离游泳方面尤其擅长。

我未曾细查这个女人的底细和来历，也未在随后的行动中遭遇过她。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于纳粹情报体系，乃至第三帝国当局中终极地位的竞逐。战略情报局的同事们都认为，希姆莱并不甘心只做纳粹的二把手，而是希望在时机成熟之时取希特勒而代之。每次想到这一点，我们都会感到脊背发凉，从而不得不趴下身子努力工作。

整个1943年，希姆莱和他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六处的同僚们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诋毁卡纳里斯和他的军事谍报局。1943年1月，希姆莱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任命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负责人。卡尔滕布伦纳上任之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提拔了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共同策划了“乌鸦行动”的瓦尔特·舒伦堡上校，将其指派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六处头目。卡尔滕布伦纳和舒伦堡的首要目标，便是摧毁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

1944年1月，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帝国保安局的特工们施展了一系列复杂的阴谋诡计，导致一个名叫艾里希·菲尔梅赫伦博士的军事谍报局驻伊斯坦布尔特工投靠了英国方面。2月10日，在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负责人威廉·史蒂芬森和军情六处伊恩·弗莱明的指挥下，英国人接纳了投诚的菲尔梅赫伦。

这件事情让希特勒暴跳如雷。在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事败之后，舒伦堡亲自逮捕了卡纳里斯将军，罪名是后者“有可能事先得知刺杀计划却未曾向元首禀报”。卡纳里斯，这个声名显赫的前德军情报部门大佬，被押解到一座肉制品加工厂，双手反剪，挂在一只肉钩子上绞死了。所有“阴谋参与者”的死刑场景都被拍成了电影胶片。每到夜间，阿道夫·希特勒本人都会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些影片。

1942年夏天，刚刚回到巴西的西奥多·施莱格尔便被逮捕了。德尔加多和贝克携手安排了针对德国军事谍报局驻南美洲间谍网络的围捕行动。不久之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特工们便填补了军事谍报局留下的空白。同年10月，施莱格尔及其六名关系人在巴西国家安全法庭受审。施莱格尔本人被判入狱十四年。

德尔加多在罗马海岬干掉那两名德国人之后翌日，约翰·西格弗雷德·贝克便逃到了巴西。这名党卫队中队长隐身遁形达两年半之久，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到处建立能够取代军事谍报局的间谍网络。但他的行动并未起到太多实际效果，只是在德国情报机关内部造成了诸多不和。1945年4月，就在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自杀几周之前，贝克被捉拿归案。

1972年5月2日，埃德加·胡佛去世。与其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全民偶像。

那一年我六十岁，在中央情报局驻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办事处担任负责人。那时的我与其他同人一样，不过是一个想要早些退休的老公仆。我已经远离美国三十年了。

当日午夜，我从保密电话中得知了胡佛的死讯。接着，我拿起另外一部电话，打给了一位身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老朋友。这位朋友唤醒了我们早先埋在联邦调查局的一位眼线，而后者很快便向联邦调查局新任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发去了一封信。为了避免被胡佛的旧臣们截获，这封信是通过司法部长办公室转交的。信封上写着“私人信件，呈递到指定地点即可”。1972年5月4日，帕特里克·格雷读到了信。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胡佛死讯刚刚传来，克莱德·托尔森便从胡佛的住宅给联邦调查局打了个电话，这电话很可能是打给J.P.摩尔的。托尔森指示将胡佛办公室里保存的全部机密文档取出。至上午11时许，这些文档被全部转移到了托尔森的住处。目前这些文档是否还在那里不得而知。问题的关键是，当J.P.摩尔告诉你这些谎言并不存在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说谎的——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被有计划地藏起来不让你知道罢了。”

很快，接任局长的帕特里克·格雷写了一封信，要求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对匿名信进行检验。而实验室只得出了以下结论：信封上的文字使用的是史密斯科罗娜打印机，而正文的文字使用的是IBM打印机，但无论信封还是信笺上都没有任何水印；信件本身也是二次影印件，使用的并非间接静电式复印机，而是直接式复印机，也许是施乐的某个型号。

格雷要求局长助理摩尔做出解释。而后者却再一次宣称，没有任何秘密或是机密文档被隐瞒。格雷给摩尔写了一张私人便条，内容是“我相信你”。

过去四十五年间一直担任胡佛局长私人秘书的甘迪小姐，将一百六十四份秘密档案封进了储存箱，先是搬到了克莱德·托尔森的家中，后来藏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13号胡佛宅邸的地下室中。自那时起，这些档案便不知所终了。

1972年6月21日，我那位来自兰利的朋友在加尔各答又一次找到了我。你们大概能猜到我说的是谁。此人以清除中央情报局内部的潜伏特务著称，他对苏联特工恨之入骨，对联邦调查局探员亦是嗤之以鼻。有人称其为偏执狂。在过去战略情报局风光无限的日子里，他曾经与威廉·多诺万相交甚欢，也曾经和我一起，同英国和以色列同行打交道。在金·菲尔比遁往苏联之前，我俩都曾与其共同进餐。我和他曾经许下誓愿，再也不提那些陈年旧事。

“我找到它们了。”我的这位朋友透过加密电话线路说道。

“所有的都找到了？”我问道。

“所有的都找到了，它们就存放在咱们约定的地方。”

我沉默了片刻。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遂心返乡了。

“这些东西读起来很有趣呢。”那一晚，他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将这些公之于众，那么华盛顿方面就要掀起一番惊天动地的波澜了。”

“这世间之事原本就无常啊。”

“回头再联系你。”

“好的。”

我轻轻地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