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

进门的一瞬间，加百列已经知道莉娜·赫茨菲尔德一直陷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房间里面一尘不染，整洁有序，但仍然透着一股忧伤。暴露她有心病的第一项证据是她的客厅。与大多数荷兰人的客厅一样，她的客厅小巧紧致，如同维米尔的画作一般。然而，从她精心摆放的家具和谨慎挑选的色调——刺眼的病房白色——来看，她尽全力避免凌乱和幽闭的感觉。客厅里没有玻璃装饰物，没有装硬糖的碗，没有纪念品，也没有照片。莉娜·赫茨菲尔德似乎是独自一人被扔在了这个地方，没有父母，没有祖先，没有过去。她的家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加百列想，而是一间病房，一间她准备终身入住的病房。

她坚持要为他们泡茶。茶端上来时，也是盛在白色的茶壶里，为他们准备的杯子也是白色的。她还坚持要加百列和基娅拉称呼她“莉娜”。她解释说，她以前在一家公立学校当老师，整整三十七年间，学生和同事只称呼她“赫茨菲尔德小姐”。退休之后，她发觉自己想要用回自己的名字。加百列满足了她的愿望，只不过时不时地出于礼貌和尊重，他还是比较正式地称呼她的姓。等到他要介绍自己和身旁那位漂亮女士时，他知道自己不能回报莉娜·赫茨菲尔德的好意。于是他报上过去使用的一个假名，并且迅速地编造出与它相关的身份信息。今晚，他是基甸·阿戈夫，一家专门调查因大屠杀引起的经济与其他财产问题的小型私营机构的职员。鉴于调查的敏感性和相应的安全问题，他无法透露更多的细节。

“你来自以色列，阿戈夫先生？”

“我在那里出生，现在主要在欧洲。”

“欧洲哪里，阿戈夫先生？”

“鉴于我的工作性质，我的家就是一个行李箱。”

“你的助手呢？”

“我们经常在一起，她的丈夫都觉得我们在偷情。”

“真的吗？”

“偷情？我没这么好的运气，赫茨菲尔德小姐。”

“是莉娜，阿戈夫先生，请叫我莉娜。”

幸存者的秘密并不容易掏出。它们被锁在层层设防的大门后面，要把它们取出来，对于保守秘密的人来说很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也就是说，这天晚上的对话将具有某种审讯的意味。加百列从经验中知道，向她施加过多压力必将导致这一过程的失败。于是，他首先从一个似乎有点唐突的话题谈起，开始感叹阿姆斯特丹自他上次来之后所发生的巨变。莉娜·赫茨菲尔德接过他的话茬儿，开始谈论战前的阿姆斯特丹。

17世纪中叶，她的祖先为了躲避哥萨克人的大屠杀，从波兰东部逃到荷兰。荷兰对新进居民一般比较宽容，但他们仍然禁止犹太人参与荷兰经济的大多数领域。犹太人被迫变成了零售商和批发商。阿姆斯特丹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属于中下阶层，一贫如洗。赫茨菲尔德家族一直都干着流动商贩和小商店的买卖，直到19世纪末期，亚伯拉罕·赫茨菲尔德进入了钻石行业。后来，他把生意传给他儿子雅各布。雅各布迅速地扩展了钻石生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27年，雅克布娶了苏珊娜·阿伦森，他们从犹太人大街一套狭小的公寓搬到了米登路庄园的一栋大房子里。四年之后，苏珊娜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莉娜，两年后，又生下第二个女儿瑞秋。

“虽然我们自视为犹太人，但其实我们已经被同化得很厉害，宗教信仰也不是很强烈。我们要在安息日点蜡烛，但一般只在节假日才去犹太会堂。我的父亲没有蓄胡子，也不戴小圆帽，我们吃饭也不遵循犹太教规戒律。我妹妹和我在普通的荷兰学校念书，我们很多同学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犹太人。尤其是我，你看，阿戈夫先生，我打小开始，头发就是金色的。”

“你妹妹呢？”

“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和漂亮的黑发。和她一样。”她看着基娅拉，补充道，“除了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不同之外，我妹妹和我就像一对双胞胎。”

莉娜·赫茨菲尔德的脸上浮现出痛失至亲的哀伤。加百列本想在这件事上继续问下去，但他知道，这将铸成大错。于是，他抛下这个话题，让莉娜·赫茨菲尔德说说他们家在米登路庄园的那套房子。

“我们生活很宽裕，”她回答说，似乎很感激加百列及时转换了话题，“有人可能会说很富有。但是我父亲从来都不喜欢谈钱，他说钱不重要。老实说，他一辈子只买过一种奢侈品。我父亲酷爱绘画。我们家到处都是艺术品。”

“你记得那幅伦勃朗吗？”

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那是我父亲平生第一次重大收购。他把它挂在客厅里，每晚都要坐在他那张椅子上默默地欣赏它。我父母十分相爱，但我父亲对那幅画的爱让我母亲有时候都要假装嫉妒一下。”莉娜·赫茨菲尔德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那幅画让我们大家都很快乐。但是它进我们家门后不久，世界局势就发生了变化。水晶之夜，奥地利，波兰。然后，就轮到了……我们。”

对于大多数阿姆斯特丹居民而言，她接着说，德国人在1940年5月10日的入侵来得有点突然，因为希特勒曾经承诺，只要荷兰保持中立，他就放过荷兰。在接下来动荡不安的几天时间里，赫茨菲尔德一家孤注一掷，开始逃亡，先从水陆再经陆路逃往比利时。当然，他们失败了。德国人入侵后的第十五天晚上，他们重新回到米登路庄园的那栋房子里。

“我们被骗了，”莉娜·赫茨菲尔德说，“与另外十四万荷兰犹太人一样。”

与处在德国军事控制之下的法国和比利时不同，希特勒决定以非军事化管理的方式统治荷兰。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帝国专员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一个反犹狂热分子。他在1938年德奥兼并之后曾负责管理奥地利。几天之内，他开始陆续下达命令。一开始，一条听上去无关痛痒的命令把所有担任空袭负责人的犹太人从岗位上撤了下来。随后，犹太人被命令离开荷兰首都海牙，迁往战事敏感的海岸地区。9月，所有犹太报纸被禁止发刊，11月，所有在荷兰公务员岗位上的犹太人，包括在教育和电话通讯系统工作的犹太人被集体解雇。到了1941年1月，一条最为不祥的纳粹命令出现了。所有居住在荷兰的犹太人必须在四周之内到荷兰人口普查办公室进行登记。拒不登记者将面临徒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

“人口普查办公室为德国人提供了一张人口地图，上面有荷兰境内每一位犹太人的姓名、地址、年龄和性别。我们愚蠢地把自我毁灭的钥匙交给了他们。”

“你父亲去登记了吗？”

“他也想过不去登记，但最后他觉得别无选择，只有顺从。我们住在城里最显眼的犹太人居住区中一个很醒目的位置。”

人口统计之后，德国人又下达了一大批新命令以进一步孤立、羞辱荷兰境内的犹太人，剥夺他们的财产。犹太人不准献血；犹太人不准进出旅馆和饭店；犹太人不准进出剧场、公共图书馆，不准观看艺术表演；犹太人不准在股票交易所工作；犹太人今后不准养鸽子。犹太小孩不准上“雅利安人”的学校；犹太人须将生意转让给非犹太人；犹太人须交出所有艺术收藏品和除婚戒、怀表之外的一切珠宝；犹太人须将所有积蓄存入李普曼&罗森塔尔公司，即李罗公司。那家公司原本是一家犹太人开的银行，后来被纳粹党人接管。

最严厉的法令是1942年4月29日颁发的第十三号令，它要求所有六岁以上的犹太人在出入公共场合时佩戴一颗黄色的大卫星。大卫星必须缝——不是别而是缝——在外套的左胸位置。更具有侮辱意味的是，法令规定犹太人必须上交4分钱，用来买一颗大卫星和珍贵的衣物配给限额。

“我母亲为了不吓到我们，跟我们说那是在做游戏。我们戴着大卫星走在大街上时全都装出一副十分自豪的样子。当然，我不傻，我那时刚满十一岁，即便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遇到了危险。但是为了保护我的妹妹，我一直装作若无其事。瑞秋还小，还能骗得过去。她喜欢戴那颗黄色的星星。她总是说，戴着那颗星星，她就能感受到上帝的目光。”

“你父亲按照命令上缴了他收藏的油画吗？”

“所有的画都交了，除了那幅伦勃朗。他把画从画板上取下来，藏在阁楼供水管电线通过的槽隙里，一起放在那里的还有他把生意卖给一个荷兰竞争对手后得到的一袋钻石。家里的各种祖传遗物被拿走时，母亲哭了。但父亲说不要担心。我永远都忘不了他的话。‘那都是身外之物，’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彼此，这样东西谁都拿不走。’”

法令还是如潮水般涌来。犹太人夜间不准外出；犹太人不准进入非犹太人的住处；犹太人不准使用公共电话；犹太人不准乘火车和电车。接着，1942年7月5日那天，阿道夫·艾希曼管理的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向四千名犹太人下达了一项通知，告诉他们已被选中前往德国充当劳工。当然，那是一个谎言。驱逐行动开始了。

“你们家收到了报到上岗的命令吗？”

“没那么快。第一批入选的人主要是1933年之后来荷兰逃难的德裔犹太人。我们到9月的第二个星期才接到通知。他们让我们去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报到，还明确地指定了应该携带的随身物品。我记得当时父亲的脸色。他知道那是死刑判决。”

“他做了什么？”

“他走进阁楼，把伦勃朗和那袋钻石取了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大卫星从衣服上扯下来，找地方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