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

接下来，他们听到了莉娜·赫茨菲尔德的证言。她的罪行源于一个疯狂想要触摸白雪的孩子做出的一个小小的叛逆举动。她并没有事先策划那次冒险，实际上，直到今天，她仍然不知道1943年2月12日那天清晨，是什么力量把她唤醒，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她从床上悄悄爬起来，走下楼梯，离开阁楼。她记得当时正门走廊里一片漆黑，但即便什么都看不见，她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洗手间。在过去的五个月里，她每天都经过同样的七步路走到洗手间，一天两次。走那七步路是她唯一的运动方式，是她从阁楼里单调机械的生活中短暂逃离，看见外面世界的唯一机会。

“洗脸池旁边有一扇窗户。窗口又小又圆，窗外可以看见房子的后花园。德格拉夫太太跟我们强调过，每次进洗手间的时候必须把窗帘拉紧。”

“但是你没有听她的话，拉开了窗帘？”

“时不时地就会，”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当时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莉娜，”加百列用宽慰的口吻说，“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新积下的白雪在月光中闪闪发亮，我看见了星星。”她看着加百列说，“我知道现在这些对于你来说很稀疏平常，但对于一个在阁楼里被关了五个月的孩子来说，它……”

“难以抗拒？”

“它就像是天堂。虽是天堂的一角，但毕竟是天堂。我想摸一摸白雪，我想看星星，我还想看着上帝的眼睛，问问他，为什么他要这么对待我们。”

她仔细地打量起加百列来，似乎在盘算着她是否真的值得把这一段回忆托付给这位上门拜访的陌生人。

“你在以色列出生？”她问。

这次回答她的不是基甸·阿戈夫，而是加百列·艾隆。

“我在欣嫩子谷的农村出生。”

“你母亲呢？”

“我父亲一家人来自慕尼黑，我母亲出生于柏林。1942年，她被送往奥斯维辛。她的父母一到集中营就被送进毒气室，但她一直撑到了最后。1945年1月，她被押送了回来。”

“死亡行军？天，她能忍受此等苦难，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对你说过什么？”

“我母亲从来不提那件事，即便对我也不说。”

莉娜点点头，表示理解。在经过一段很长的寂静之后，她又开始描述她是如何蹑手蹑脚地走下德格拉夫家的楼梯，溜到外面的花园里。她没有穿鞋，虽然穿了袜子，但还是能感觉到雪的冰冷刺骨。没关系，那种感觉很美妙。她捧起满满的一把雪，朝着冰冷的空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的喉咙火烧火燎起来。她展开双臂，在雪地里飞舞旋转，星星和天空变成了万花筒。她就这样转啊转啊，一直转到头发晕。

“就在那时，我发现隔壁人家的窗户里露出一张人脸。她看上去十分惊慌——发自内心的惊慌。我能想象她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一个苍白的幽灵，一个从另外那个世界来的生物。我的第一反应是跑回屋里，但那样做的后果是加重了我的罪过。如果我当时能保持冷静，她很可能就认为我只是德格拉夫家的某个小孩。但是那样一跑，我就出卖了自己和家人。那样一跑，就好像在扯着嗓子向全天下宣布，我是一个躲起来的犹太人。我当时可能还戴着那颗大卫星。”

“你把事情告诉你父母了吗？”

“我想跟他们说，但我太害怕了。我干躺在我的毯子上，一直等。几个小时之后，德格拉夫太太给我们端来了清水，我知道，我们躲过了当晚。”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仍然像之前的一百五十五天一样机械地度过。他们疲惫地清洗身子，吃少得可怜的饭菜，每人去两趟厕所。莉娜第二次去上厕所的时候，很想看看窗外的雪地里是否还留着她的脚印。但是她抵制住自己的欲望，走过七步路回到楼梯口，回到了黑暗里。

那晚是安息日。赫茨菲尔德一家小声地默诵着祷告——即使他们没有蜡烛、没有面包、没有红酒——祈祷上帝能保佑他们再度过一个星期。几分钟后，突击检查开始了：德国人的军靴在圆石街道上铿锵作响，“斯托克哈德”用荷兰语大声地下达指令。

“通常，搜查队伍总是会从我们身边擦过，声音逐渐变弱。但那天晚上不一样。那天晚上，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震得整个房子都开始摇晃。我知道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我是唯一知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