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

莉娜·赫茨菲尔德再一次开始了躲藏的生活。她的长征之旅始于剧院对面的那栋大楼，即米登路庄园31号。那里原本是工薪家庭小孩的日托中心，后来被纳粹党人改成了专门收留婴幼儿的第二个羁押中心。然而，在驱逐运动期间，有几百个小孩被装在木板箱和麻袋里私运出去，交到荷兰抵抗运动人士手中。

“那个党卫军把我送到育婴室，交给了那里的工作人员。我很惊讶，他竟然说话算话了，但他毕竟拿到了画。战争总是充满这种无法解释的矛盾。前一分钟，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禽兽，下一分钟，他又有了那么一点人”

莉娜被装在一辆轿车的后备箱里，偷运到荷兰西北部的弗里斯兰省，交到一对积极参加荷兰抵抗运动的无儿无女的夫妇手里。他们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告诉邻居她是一名孤儿，家人都死于德国1940年5月对鹿特丹发起的那场爆炸袭击。夫妇俩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所以希望每个周日莉娜能和他们一起去参加教堂活动，以便掩饰她的身份。但是在家里的时候，他们鼓励她继续做一名犹太人。

“你可能觉得这一点很难理解，但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很多躲在基督家庭里的小孩都有过可怕的经历。但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得到了很多温暖和关爱。”

“战争结束之后呢？”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我一直待在弗里斯兰省，待到十八岁。我上了大学，成了一名教师。我很多次都想移民到以色列或者美国去，但最终我决定留下来。我觉得，留在阿姆斯特丹与死去的亡灵待在一起是我的责任。”

“你试过要回你们家的房子吗？”

“要不回来。战争结束之后，荷兰政府宣布，房产目前的所有人的权利和之前犹太人所有人的权利是同等的。也就是说，除非能证明买走我们家房子的那个人当时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否则我无权把他赶出去。再说，我也没有证据能证明那套房子曾经归我父亲所有，也证明不了我父亲已经过世，而这两项证明都是依法需要出示的证据。”

“伦勃朗呢？”

“在我眼里，画中的那个女人是导致我们一家人被杀害的帮凶。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但是你留着那张卖据。”加百列说。

阁楼里的孩子疑惑地看着他。

“你父亲与你道别时放在你口袋里的东西不是那张卖据吗？”

她仍然没有回答。

“你藏起来的那段时间，一直把它放在身上，对吧，莉娜？你留着它，是因为那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唯一一件东西。”加百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张卖据呢，莉娜？”

“在我床头柜最上面的那层抽屉里。我每晚睡觉前都要把它拿出来看看。”

“你能把它给我吗？”

“你为什么要这种东西？”

“你的伦勃朗现在就在某个地方，我们要去把它找回来。”

“那幅画沾满了人血。”

“我知道，莉娜。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