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

伊莱·拉冯从库特·沃斯惊世骇俗的生平中最基本的事实讲起。

他于1906年10月23日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上层商人家庭。后来前往柏林念书，1932年从柏林大学获得法学和历史双学位。1933年2月，就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他加入了纳粹党，被分配到党卫军下属的安全情报部门，即保安部工作。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在柏林总部收集纳粹党敌人的卷宗，卷宗里既有真实资料，也有他们擅自编纂的内容。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看中了一位地位显赫的盖世太保长官的女儿弗里达·舒勒，追求她没多久之后，两人便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庄园里结了婚。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参加了婚礼，保安部部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也到了现场，为这对愉快的夫妇演奏小提琴曲。十八个月后，弗里达生下一个儿子。他们收到了希特勒的亲笔祝贺信。

沃斯很快就厌倦了保安部总部的工作，他对他那些强有力的后台说，想得到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任务。1938年3月，他的机会来了。那时候，德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便进驻了奥地利。8月，沃斯到达维也纳，被派往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任职。移民局局长是一名心肠歹毒的年轻党卫军军官，正是他改变了沃斯的人生轨迹。

“阿道夫·艾希曼。”加百列说。

拉冯缓缓地点了点头。艾希曼……

移民局总部设在他们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中抢来的一座富丽堂皇的维也纳宫殿里。艾希曼命令他们通过一套迫使犹太人迅速外逃的办法将奥地利境内富有影响力的庞大犹太人族群驱赶出去。每天，维也纳城里那些华丽的老房子和宽敞的大殿里都挤满了吵闹着要逃离即将席卷全国的反犹暴力浪潮的犹太人。艾希曼和他的手下巴不得放他们出去，只要他们愿意付一笔昂贵的通行费。

“那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敲诈行动。犹太人带着钱财从屋子一头进去，出来时就只剩下自己的一条命。纳粹党人后来将这一过程称为‘维也纳模式’，这是艾希曼的最佳政绩之一。实际上，沃斯在行动过程中厥功至伟，当然，如果那些可以称为功劳的话。他总是与艾希曼如影随形。他们经常穿着黑色的党卫军制服，像一对年轻的天神一样在宫殿走廊里来回踱步。但他们有一点不同。艾希曼对犹太人很残忍，这一点他体现在表面上。但是所有见过沃斯的人都会被他礼貌得体的举止打动。他总是装作一副讨厌驱逐犹太人行动的样子，但其实，那都是他的伪装。他是一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他挑选出有钱的犹太人，把他们拉到他的办公室里单独交谈。当然，他们的钱最后都进了他的腰包。离开维也纳时，他已经富得流油了。但是，那还只是他的开始。”

1941年秋天，欧洲大陆被战火包围，希特勒和他的高层亲信决定彻底消灭犹太人。从东欧到西欧的每一片土地都要严格搜查，艾希曼和他手下那帮“驱逐专家”则担任死刑执行工具。他们把身体素质好一点的犹太人拉去当奴工，剩下的——老的少的、病的残的——立即给予“特殊待遇”。对于直接或间接处于德国统治之下的九千五百万犹太人来说，那是一场灾难，是一项没有罪名的刑罚。

“但那场运动对于沃斯的意义不一样，”拉冯说，“对于库特·沃斯来说，那是毕生难求的生意契机。”

1942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刚开始时，沃斯和艾希曼的团队将其总部设在了柏林选帝侯街116号。那是一栋很气派的建筑，曾是一家犹太人互助社团的办公地点，艾希曼对于这一点很满意。他们的新名称是“IVB4组”，职责是保障欧洲大陆范围内的大屠杀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沃斯的办公地点在艾希曼办公室楼下的大厅里。”拉冯说，“但他很少待在办公室，他负责在外巡视。他需要审查驱逐名单，指导围捕行动，安排火车。当然，他也在不断发展自己那欣欣向荣的副业，在把犹太人送往死刑场之前先把他们的钱财抢得一干二净。”

但是沃斯最挣钱的交易出现在战争后期，在最后一个受到犹太人大屠杀运动摧残的国家——匈牙利。艾希曼到达布达佩斯之后只有一个目的——找到匈牙利境内八十二万五千犹太人中的每一个，把他们送往奥斯维辛赴死。然而，他忠实的助手库特·沃斯却另有所图。

“宝尔-罗宾工业集团。”拉冯说，“集团所有人是一群已经被高度同化的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改信了天主教，要么娶了信奉天主教的妻子。沃斯到达布达佩斯之后没几天，便把他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时日已经不多。但是像往常一样，他有一个提议。如果他们愿意把宝尔-罗宾集团转让给他，他将保证他们和家人都可以安全地逃往葡萄牙。你可能也猜得到，他们很快就同意了沃斯的要求。第二天，负责集团经营的合伙人撒母耳·罗宾便陪同沃斯去了一趟苏黎世。”

“为什么去苏黎世？”

“因为集团的绝大部分财产都放在苏黎世保管。沃斯把集团的资产一点一点地取出来，然后转移到他自己的名下。他的贪欲终于得到了满足，于是他允许罗宾逃往葡萄牙，并且向他保证其他人随后就到。但事实并非如此，罗宾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剩下的人和其他四十多万匈牙利犹太人一样，都死在了奥斯维辛。”

“沃斯呢？”

他在1944年圣诞节前夜回到柏林。那时候他们节节败退，沃斯和艾希曼那帮负责文案工作的人遭到了遗弃，连他们在党卫军的一些同事都对他们心生反感。等到盟军开始向柏林发动空袭时，艾希曼把他的巢穴搬到一座重兵把守的碉堡里，开始疯狂地销毁那些对他极为不利的文件。沃斯学过法律，他知道要掩盖如此重大的罪行是不可能的，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可以找到证据，几千名幸存者也都迫不及待地要讲述他们的遭遇。于是，他把最后一点时间用在了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收好那些非法得来的财产，准备逃跑。

“战争结束时，艾希曼什么准备都还没有做。他没有假证件，没有钱，也没有可以躲的地方。沃斯就不一样了。他换了一个新名字，准备了好几个避难的地方，当然，还有一大笔钱。1945年4月30日晚，希特勒在总理府底下的元首地堡里自杀了，库特·沃斯闻讯后脱下了党卫军制服，逃出了选帝侯街116号的办公室。第二天早晨，他就人间蒸发了。”

“钱呢？”

“也不见了，”拉冯说，“和它们曾经的主人一样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