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

他们碰巧走到了犹太人大街街头。在亨德里吉·斯托弗斯为情人伦勃朗摆好姿势以便他作画的房子外面，加百列逗留了一会儿。他问了她一个问题。她的画像在1943年被人从阿姆斯特丹的雅各布·赫茨菲尔德手里骗出来的二十一年之后，为什么出现在霍夫曼苜蓿画廊里？当然，她无法回答他，于是他把问题转给了伊莱·拉冯。

“或许沃斯在逃出欧洲之前把画卖了。又或许他把画带到了阿根廷，之后又把它运回了瑞士，让人在那里帮他悄悄卖掉。”拉冯看着加百列，问道，“霍夫曼苜蓿画廊会不会让我们看他们在1964年的交易记录？”

“不可能，”加百列说，“唯一比瑞士的银行更神秘的机构就是瑞士的画廊。”

“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什么？”

“彼特·沃斯。”

“他儿子？”

拉冯点点头：“沃斯死后，他妻子没过几年也死了。彼特是唯一存活的人，也是唯一可能了解那幅画的去向的人。”

“他在哪里？”

“还在阿根廷。”

“他有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你是问他是否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一名纳粹分子？”

“我随便问问。”

“纳粹分子的后代里很少有人还信奉他们父辈那一套，加百列。大多数人都深感羞愧，彼特·沃斯也一样。”

“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吗？”

“他父亲死后，他就停止使用假名了。他在阿根廷红酒生意圈子里攒下了不错的名声。现在，他在门多萨有一个很成功的葡萄园。阿根廷国内有一部分顶级马尔贝克红酒就是他的葡萄园生产的。”

“真替他高兴。”

“不要太苛求他了，加百列。彼特·沃斯试过为他的父亲还债。几年前，真主党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AMIA犹太社区实施了爆炸袭击，有人匿名捐了一大笔钱用于社区的重建工作。我碰巧知道那个人正是彼特·沃斯。”

“他会把他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吗？”

“他很注重隐私，但他也接受过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采访。至于他会不会向某个叫加百列·艾隆的以色列特工吐露什么事情，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没听说吗，伊莱？我退休了。”

“如果你退休了，那你还三更半夜地走在冰冷刺骨的阿姆斯特丹街头干什么？”加百列没有说话，拉冯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因为事情永远没有结束的那一天，对不对，加百列？如果沙姆龙用什么抓捕恐怖分子的事情把你诱出来，你肯定会把他打发走。但是这件事不一样，是不是？你还记得你母亲手臂上的那个文身，那个她一直藏起来的文身。”

“你对我做完心理分析了吗，拉冯教授？”

“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你，加百列，甚至比后面那个漂亮姑娘更了解你。我是最像你家人的一个人——当然，除了沙姆龙。”拉冯停了一下，接着说，“他向你问好，顺便说一句。”

“他还好吧？”

“很不好。沙姆龙时代似乎真的要完结了。他整日在太巴列的别墅里无所事事。吉莉安都快要被他搞疯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忍他多久。”

“我还以为乌兹上任后，沙姆龙能在扫罗王大道为所欲为呢。”

“沙姆龙也那么认为。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乌兹决定把决断权握在自己手里。几个星期前，我和他吃了一顿午饭。贝拉帮这个可怜的孩子好好地改头换面了一番。他看上去更像是企业CEO，而不是咱们组织的局长。”

“提到我了吗？”

“只提到了那么一下。我感觉乌兹很乐意接受你藏在康沃尔那个天涯海角的事实。”拉冯侧眼看了加百列一眼，说，“后悔没有接任局长吗？”

“我一直都不想当局长，伊莱。我是真心为乌兹高兴。”

“但是如果他知道你现在想要跑到阿根廷去找曾经作为阿道夫·艾希曼的左膀右臂的人的儿子谈谈，他肯定不怎么高兴。”

“只要不告诉他就没事了。再说，这件事肯定能速战速决。”

“我怎么听谁说过这句话来着？”拉冯笑了笑，说，“如果你愿意听我的意见的话，加百列，我认为伦勃朗那幅画可能早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你确信彼特·沃斯能够帮上忙的话，让我去阿根廷帮你跑这趟吧。”

“有一点你说对了，伊莱。我还记得我母亲手臂上的那个文身。”

拉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至少让我帮你打个电话，看能不能安排你们见面。我不希望你大老远地跑到门多萨去，最后被人家拒绝，两手空空地回来。”

“不要太声张，伊莱。”

“干我这行的做事一向不声张。你只要答应我到那里之后小心行事。阿根廷到处都是巴不得看见你尸体的人。”

他们走到米登路庄园。加百列领着拉冯走进一条小街，在一栋有着狭小黑门的小房子前停下来。莉娜·赫茨菲尔德，那个黑暗中的孩子，独自一人坐在惨白刺眼的房间里，周围没有丝毫回忆。

“你记得小时候沙姆龙是怎么教我们看待巧合的事吗，伊莱？”

“他说只有笨蛋和死人才会相信巧合。”

“你觉得如果沙姆龙知道有一幅曾经在库特·沃斯手里的伦勃朗油画失踪了，他会说什么？”

“他会不喜欢。”

“我在阿根廷的时候你能帮我看着她吗？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她已经吃了很多苦了。”

“我本来就打算留下来。”

“在她周围的时候小心一点，伊莱，她很脆弱。”

“他们都很脆弱，”拉冯说，“她不会知道我在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