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门多萨

当然，他不是库特·沃斯。但他们父子俩的长相竟惊人地相似。实际上，只要稍微调整几个小地方，这个在露台上朝他走过来的人，与莉娜·赫茨菲尔德在荷兰剧院看到的一手拿着伦勃朗油画、一手拿着一袋钻石大步穿过剧院舞台的那位，便是同一个人。

与他父亲年老时相比，彼特·沃斯更瘦，外表更刚毅，头发也更茂密。但岁月不饶人，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加百列仔细观察，发现他的皮靴也不如之前想象的那样光可鉴人。他穿着一双深棕色马靴，因为下午骑过马，上面沾了一层灰。他热情地与加百列握手，微微鞠了个躬，彬彬有礼地领着他们来到洒满阳光的桌前。就坐后，彼特·沃斯很明显已经觉察到自己的长相给两位客人造成的影响。“没关系，不用刻意转移目光，”他语气温和地说，“你们可能也猜得到，我已经习惯别人盯着我看了。”

“我不是故意的，沃斯先生，只是……”

“不用道歉，艾隆先生。他是我的父亲，不是你的。我一般不怎么谈他的事，但如果开始谈了，我就直接、诚实地谈，因为那样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我能做的仅有的事情。你们大老远跑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你想了解些什么？”

彼特·沃斯的直率让加百列有些措手不及。他审讯过纳粹战犯，但还没有和纳粹战犯的后代交流过。但直觉告诉他说话时要小心，要与他和莉娜·赫茨菲尔德谈话时一样小心。于是他一边剥着无花果，一边用一种聊天的语气问沃斯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父亲在战时的活动的。

“活动？”沃斯把他的用词重复了一遍，语气充满了怀疑，“别这样，艾隆先生，如果今天我们要开诚布公地聊我父亲的事情，就不用这样扭扭捏捏地用词。我父亲不是参加什么活动，他是实施各种暴行。我一开始也是零零碎碎地知道一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想，就像任何一个发现自己父亲表里不一的小孩一样吧。”

沃斯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色彩醇厚的红酒，一边向他们叙述他十几岁的时候相隔没几周所发生的两件事情。

“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下课回家，半路上在一个咖啡馆里碰见我父亲。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面，小声地和另一个人聊天。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人看见我时脸上的那副表情——震惊、恐惧、骄傲、惊奇，所有表情同时出现。他握着我的手时身子在微微地颤抖。他说我的长相和我父亲年轻时与他共事那会儿一模一样。他说他叫李嘉图·克莱门特。我想，你一定知道他的真名吧。”

“阿道夫·艾希曼。”

“就是他本人。”沃斯说，“那之后不久，一天，我走进一家犹太难民经常光顾的面包店。一个在排队的老妇女见到我之后，脸立马涨得通红，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把我认成了我父亲。她说我杀了她的家人。”

沃斯伸手准备拿酒杯，但又停了下来，继续说：“最后，我终于知道了我父亲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杀人犯。他还不是普通的杀人犯，他手里沾满了几百万人的鲜血。如果我一直爱着一个犯下如此深重罪孽的人，那我成了什么？我母亲又成了什么？最糟糕的一点，艾隆先生，是我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赎罪。他不感觉可耻，相反，一直到死，他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替他承担恶果的人是我，直到今天，我还觉得内疚。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了。我妻子几年前去世了，我们没有孩子。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父亲骨子里的邪恶，我要让他的血脉传到我这里为止。”

坦言过后，沃斯似乎很累。他凝望着远方的山脉，陷入了沉思。最后，他转过头来，看着加百列和基娅拉，说：“但是你们大老远跑到门多萨来，肯定不是为了听我谴责自己的父亲。”

“实际上，我是为了这个来的。”

加百列把一张《年轻女人的画像》的照片放在沃斯面前。照片里的年轻女人静静地躺在桌上，像是另一位客人，只是还没有找到理由加入他们的谈话。沃斯小心翼翼地拿起照片，对着刺眼的阳光端详起来。

“我一直都很好奇它到底长什么样，”他的声音有些缥缈，“它在哪里？”

“几天前它在英格兰被盗了。我的一个老相识为了保护它，丢了性命。”

“请节哀，”沃斯说，“但是我恐怕要说，你的朋友不是第一个因为这幅画丧命的人。很遗憾的是，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