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有一个问题。阿方索·拉米雷兹不知道自己把文件藏在了哪里。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再从那间房走到另一间房，一边在旧纸堆里翻找，一边回忆起了卡洛斯·韦伯不光彩的一生。韦伯曾在西班牙和德国接受教育，他是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为那帮在二战前统治了阿根廷十年之久的军官和软弱的政治家担任外交政策顾问。作为一名极端反犹主义者和反民主主义者，他自然而然地倒向了第三帝国，与许多党卫军高级军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后期帮助纳粹战犯寻找避难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是整个计划中的关键人物。他和裴隆、梵蒂冈、党卫军三方面都很熟。韦伯安排纳粹战犯逃到这里，不是因为他有一副好心肠，而是他认为那些人能够帮助他建立他梦想中的阿根廷。”

拉米雷兹拽开一个破旧铁文件柜的第一层抽屉，快速地翻阅几十个马尼拉文件夹上面的标签。

“他有可能死于意外吗？”加百列问。

“不可能，”拉米雷兹斩钉截铁地说，“卡洛斯·韦伯是很出色的运动员，也很擅长游泳。他不可能掉进湖里淹死。”

拉米雷兹咚的一声关上第一层抽屉，打开下一层。不久，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得意地抽出一个文件夹。“啊，这就是我要找的。”

“是什么？”

“大约五年前，政府宣布又一批所谓的纳粹档案即将公布于世。大部分都是垃圾，但是有那么一些宝贝逃过了档案保管人的眼睛。”拉米雷兹举起那个文件夹，说，“包括这些。”

“什么？”

“1967年韦伯从瑞士发回来的几封电报。你看看。”

加百列接过文件，看到第一封电报：

请告知部长会议已见成效，预计近期内便有重大成果。请同时告知相关当事人，他正在焦急等待回复。

“很明显，韦伯说的是他和沃尔特·兰德斯曼的会面。”拉米雷兹说，“相关当事人也肯定是库特·沃斯。”

加百列拿起第二封电报：

请告知部长兰德斯曼银行已找到相关账户。通知国库短期内将有资金到账。

“第二天，卡洛斯·韦伯就死了。”拉米雷兹拿起厚厚一沓用金属扣和宽皮筋绑起来的文件。他把文件拿在手里，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需要警告你，加百列。所有想找那笔钱的人最后都死了。这些文件是我的一个朋友收集的，他叫拉斐尔·布洛赫，是一名调查记者。”

“犹太人？”

拉米雷兹沉重地点了点头。“在大学里，他和我一样都是共产主义者。‘肮脏战争’开始后不久，他被抓进去了。他父亲花了很大一笔钱才把他救出来。拉斐尔很幸运，大多数被抓进去的犹太人都不可能有机会出来。”

“接着说，阿方索。”

“拉斐尔擅长写金融类报道。他和我们其他人不一样，他学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就是经济学和商务。他知道怎么看分类账，知道怎么查电汇记录，而且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是种族遗传。”

“没错，我知道。”拉米雷兹说，“拉斐尔花了好几年时间，想证明那笔钱的去向。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其他的线索，他发现其实整个兰德斯曼帝国都肮脏不堪。”

“肮脏？怎么肮脏？”

“拉斐尔没跟我细说。但是2008年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已经调查清楚了。”

“然后呢？”

“他去日内瓦找兰德斯曼家族里的一个人谈，马丁·兰德斯曼，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现在回想起来，拉米雷兹说，在那件事上，像拉斐尔·布洛赫那种老练的新闻记者本应该多长一点心眼。但是马丁·兰德斯曼的公众形象完美无瑕，布洛赫也就轻信了他，认为自己没有危险。

他们第一次接触是在10月15日早上。布洛赫从酒店打电话给全球视野投资公司总部，要求和公司董事长见面。对方拒绝了他。布洛赫知道继续请求也没有结果，于是他不顾后果地向对方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不安排见面，他就把材料带到华盛顿，交给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和政府机构。

他的这些话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他们安排两天后见面。但是拉斐尔·布洛赫没有守约——包括与那件事有关的任何约定。第二年春天，一名登山客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脉发现了他的尸体，没有头，没有手，身板冻得硬邦邦的。但在事后的调查中，马丁·兰德斯曼的名字从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