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马莱区

许多年前，莫里斯·杜兰德无意中看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写的是一个叫作克里斯托弗·梅里的人的故事。他原本是一名私人保镖，后来运气不好，被派到瑞士联合银行位于苏黎世班霍夫大道上的总部工作。1997年1月的一天下午，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两名孩子的父亲在巡逻时，走进银行的碎纸室，发现有两台大型碎纸机里放满了各种旧档案，其中包括详细记载着瑞士联合银行与希特勒德国之间交易往来的分类账簿。梅里觉得那些文件出现在碎纸室里十分可疑，因为就在几周之前，联邦法律禁止瑞士各大银行销毁二战时期的文件。他觉得事情不对劲，于是塞了两本账簿到衬衫里，偷偷带回了他在苏黎世郊外简陋的小房子里。第二天早上，他把账簿交给以色列文化中心。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的麻烦开始源源不断。

以色列文化中心主任很快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谴责瑞士联合银行肆意销毁文件。瑞士联合银行轻描淡写地称，账簿出现在碎纸室里纯属工作失误，并很快把责任推到银行档案员身上。至于克里斯托弗·梅里，他被银行匆忙解雇，很快卷入了刑事调查，案由是他因盗窃二战时期的文件而违反了瑞士银行保密法。全世界都称赞梅里是“档案英雄”，但是在他自己的祖国，他却备受公众谴责，还接到了众多死亡恐吓。更让瑞士人丢脸的是，美国参议院最终通过了这位保镖的政治避难请求。他与他的家人现在纽约平静度日。

当时，莫里斯·杜兰德觉得梅里的行为虽然勇敢且令人佩服，但十分鲁莽。然而，此时的局面又让人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杜兰德已经决定，他只能踏上与梅里相似的老路。讽刺的是，他的动机竟然和梅里的一样。尽管杜兰德先生是一名职业罪犯，长期违背上帝的两条戒律，但他仍然视自己为一个有一定原则、思想深刻、精神光荣的人。他的原则不允许他出售一幅沾了鲜血的油画获利，也不允许他私藏在油画里发现的那份文件。私藏那份文件就是对历史的犯罪，而他也将卷入那天地不容的罪孽，成为事后从犯。

梅里的故事中，有两个方面莫里斯·杜兰德不打算重蹈覆辙——公开披露和惨遭指控威胁。梅里的失误，他总结道，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天傍晚杜兰德决定提前关店，亲自把一副18世纪观看歌剧所用的长柄眼镜交给他最重要的客户：汉娜·温伯格。

年过五十但膝下无子的温伯格夫人有两大爱好：广泛收集法式古董眼镜和不遗余力地消除世界上各种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汉娜的第一大爱好让她和“古董科学家”建立了密切联系，而第二大爱好则促使她在法国建立了以撒·温伯格反犹主义研究中心。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祖父。她祖父在“黑色星期四”，即1942年7月16日巴黎围捕犹太人的行动中被抓，其后死于奥斯维辛。现如今，汉娜·温伯格已经成为法国最具声望的“历史记忆积极分子”。反对反犹主义的行动为她赢得了一帮拥护者——包括现任法国总统——但同时，也结下了许多难缠的敌手。温伯格中心长期受到各种威胁恐吓，汉娜·温伯格本人也一样。因此，莫里斯·杜兰德是少数几个知道她住在巴黎第四区帕维街24号她祖父那栋老房子里的人。

她站在门口等他，穿着一件黑色毛衣，羊毛打褶衬衣和厚长袜。黑发中夹杂着一些银丝，鹰钩鼻，鼻梁瘦削。她热情地亲吻杜兰德的双颊，邀请他进屋坐。房子很大，有正式的门厅，客厅旁边还有一间图书室。屋内四处摆满了古旧的家具，家具上面铺了一层有些褪色的浮花锦缎，显得宁静典雅。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垂挂在窗边，一架金铜钟在壁炉架上嘀嗒作响。这些装饰让人联想起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有那么一瞬间，杜兰德感觉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古董科学家”。

杜兰德郑重其事地把歌剧眼镜交给汉娜，告诉她很快又会有一批有趣的新品到货。最后，他打开公文箱，语气略显唐突：“几天前，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文件，温伯格夫人。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看一看。”

“什么东西？”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还希望您或许知道。”

他把旧蜡纸袋递给汉娜·温伯格，看着她抽出里面珍贵的文件。“它藏在我几个星期前买的一架望远镜里，”他说，“我维修的时候发现的。”

“奇怪。”

“我也觉得。”

“望远镜从哪里来的？”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温伯格夫人，我还是不……”

她举起一只手，说：“不说了，杜兰德先生。你有权为你的客户保密。”

“谢谢，夫人。我知道您会理解的。问题是，这东西是什么？”

“很明显，这上面是犹太人名，而且都和钱有关系。每个人都对应一笔瑞士法郎，和一个八位数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像是二战时期的文件。”

她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纸的边缘。“没错，从纸的低劣质量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这些纸能保存到现在都是一个奇迹。”

“那些八位数的数字呢？”

“不好说。”

杜兰德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可不可能是某种账号呢，温伯格夫人？”

汉娜·温伯格抬起头来：“瑞士的银行账号？”

杜兰德朝温伯格敬佩地笑了笑：“您是专家，夫人。”

“我可算不上。但这样就说得通了。”她再次仔细端详起那几张纸来，“但是谁会收集这么一张单子呢？又是为什么呢？”

“或许您认识某个能解答这个问题的人。比如中心里的人。”

“我们确实没有纯做金融事务这一块的人。但如果你说的这些数字的确是那种含义的话，我们需要立即把这张单子拿给一个对瑞士银行业有所了解的人看看。”

“您认识这样的人吗，夫人？”

“我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问，“你希望我这么做吗，杜兰德先生？”

他点点头。“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希望您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的生意，你知道。有些客户可能……”

“别担心，”汉娜·温伯格打断他的话，“我会保守你的秘密的，莫里斯。只有你知我知，我保证。”

“您有消息之后能通知我一声吗？”

“没问题。”

“谢谢，夫人。”莫里斯关上公文箱，朝她笑了笑，以示心照不宣，“我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种神秘的东西。”

汉娜·温伯格站在图书室的窗前，看着莫里斯·杜兰德沿着帕维街渐渐远去，消失在渐浓的夜色之中。她凝视着那张单子：

卡茨、斯特恩、赫希、格林伯格、卡普兰、科恩、阿布拉默维茨、斯坦恩、罗森鲍姆、赫茨菲尔德……

她并没有完全相信杜兰德的说法。但她已经做了承诺。要怎么处理这张单子呢？她需要找一名专家，找一个对瑞士银行业有所了解的人，一个知道“尸体藏在哪里”的人。有时候，的的确确就是指真正的尸体。

她打开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她祖父以前使用的抽屉——取出一把钥匙，打开黑黢黢的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后面是一间儿童房。那是汉娜以前的房间，尘封在了时间里。一张搭着蕾丝罩棚的四帏柱床，堆满各种动物公仔和玩具的橱柜，以及一张早已褪色的画有一位摄人心魄的美国演员的大海报。已过时的法式梳妆台上方似乎有什么东西挂在阴影里。那是《玛格丽特在梳妆台旁》，文森特·梵高的作品。几年前，她把那幅画借给了一个准备抓捕恐怖分子的人——以天使的名字命名的一个以色列人。他留给她一个号码，让她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或者需要帮忙的时候打给他。或许是时候和他叙叙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