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伊丽莎白·鲍温

在伦敦逗留了一天，杜路沃太太要离开了。她到自己的关闭了的房子去找些要带走的东西。有些是她自己的，有些是她家人的，他们现在都习惯乡村生活了。那时八月将尽，整天热气蒸腾，不时有阵雨。她去时，路下边的树在湿润的、黄色的午后斜阳里闪着光。在一块块灰云堆积的背景上，断残的烟囱、胸墙很显眼。在她一度很熟悉的街道上，像是在任何一个没有用过的沟渠里一样，淤积了一种陌生的奇怪的感觉。一只猫在栏杆里钻来钻去。但是没有人看见她回来。她用手臂夹好带着的纸包，在那不顺当的锁里用力转动着钥匙，然后用膝盖一顶变歪的门。她走进去时，一股窒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楼梯的窗户钉住了，门厅里没有光。她只能看见一扇门半开着，便快步走过去，打开屋里的百叶窗。这位毫无想象力的太太看着周围，她看到的一切，以前长期生活的痕迹，使她感到困惑更多于熟悉。黄烟熏染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写字台顶上有花瓶留下的圈痕。壁纸上的伤，是猛然开门时磁门柄碰出来的。钢琴已经送走保存，镶木地板上留下了爪子似的痕迹。虽然没有多少灰土渗进来，每件家具上都罩着尘埃的薄膜；而且只有烟囱通风，整个客厅里有一种不生火的炉膛的气味。杜太太把纸包放在写字台上，离开这房间上楼去；她需要的东西在卧室的箱子里。

她曾急着想看看这房子的情况如何——几个邻居合雇的兼职照料房屋的人这星期度假去了，不会回来。一般他不大进屋看的，她从来也不信任他。屋子有裂缝，上次轰炸留下的，她一直很留意，倒不是说会有什么办法修好——一缕折射的日光横过大厅，她定定地站住了，瞪着厅中的桌子——上面有一封给她的信。

她先以为——那么一定是管房子的人回来了。不管怎样，看见房子关闭了，谁会把信投入信箱？又不是一般的通知或账单。可是一切通过邮局寄给她的东西都转到乡下地址了。管房人（就算他回来了）并不知道她定好今天到伦敦——来这里是打算好不让他知道的——这信这么搁着就显出他的疏忽了，让它在昏暗和尘土中等着，使她不安。她不安地拿起信，信上没有贴邮票。但是它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信，否则他们会知道……她拿着信快步上楼，直到走进从前的卧室，放进亮光来，都没有看信一眼。这房间下面是花园，还可以看见别人家的花园。参差的云块低垂，遮住了阳光，树木和长荒了的草坪似乎已经罩上了暮色。一种因为有人轻视她的习惯而被侵扰了的感觉使她不愿再看那信。不过，在下雨前的紧张气氛里，她读了。那信不过几行。

亲爱的凯瑟琳：

你不会忘记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还是我们说好的这一天。岁月流逝，很快也很慢，因为情况毫无变化，我相信你会遵守诺言。我看见你离开伦敦，深感不悦；但是你毕竟回来了，我很满意。那么，在那安排好的时刻，等着我吧。直到那时……

k·

杜太太看写信的日子，是今天。她把信扔在弹簧床垫上，一会儿又拿起来看——她的嘴唇在残留的唇膏下变白了。她觉得自己脸色大变，就走到镜子前擦出一块地方，紧张而又遮遮掩掩地照。镜中人是一位四十四岁的妇女，在随便拉下来的帽檐之下，眼睛直瞪瞪的。她独自喝过茶离开铺子后就没有搽粉。丈夫送的结婚礼物——珍珠项链，松松地挂在她现在细瘦了些的颈项上，滑进了粉红的v字领羊毛衫，那是去年秋天围坐在炉火旁时，她姐姐织的。杜太太平常有一种遏制着烦恼的表情，但那是表示同意的神情。她生了第三个男孩后，大病了一场，左嘴角边便有了间歇的肌肉颤动。但是尽管如此，她总能保持一种既精力充沛又平静稳重的风度。

她像照镜子时一样猛然扭过脸，走到箱子前，开了锁，掀开箱盖，跪下来找东西。雨开始哗哗地下了，她忍不住回头去看光秃秃的床，上面就放着那信。在雨的帘幕后面，仍然伫立着的教堂钟敲六下。她数着缓慢的钟声，很快地愈来愈害怕。“安排好的时刻——我的上帝，”她说，“什么时刻？——我该怎样——？在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花园里有一位姑娘和一位军人在说话。她从没有看清他的脸。天很黑，他们在树下告别。在那关键时刻看不清他，似乎她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似的——为了证实他出现不止这几分钟，她常常伸出手来。他每次都毫无温柔之意地把它压在制服的纽扣上，使她好疼。军人从法国回来休假，现在离假期结束那么近，她只有希望他已经走掉。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他没有亲吻，而是远远地推开惊恐的凯瑟琳审视着，看得她觉得他眼中闪着鬼气。她转脸从草坪上望去，在树林间，可以看见客厅亮着灯。她吸了一口气，想象自己奔跑着冲进母亲和姐姐平安的臂弯里，叫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走了。”

听见她吸气，未婚夫漠然地说：“冷吗？”

“你要走得那么远。”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远。”

“我不懂？”

“你不用懂，”他说，“你会懂的。你知道我们说过的话。”

“可那是——如果你——我说，如果。”

“我将和你在一起。”他说，“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待。”

只一分多钟以后，她自由地跑过静静的草坪。穿过窗户，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她们一时没有发现她。她已经觉得这古怪的许诺把她和其余的人类分开了。没有别的奉献自己的方式更使她感觉孤独迷惑和注定受到诅咒了。她不能做出更不祥的盟约了。

几个月后，有报导说，她的未婚夫已经失踪，推测是阵亡了。她的家庭不只支持她，而且能够毫不吝啬地称赞她的勇气，因为他们对那未婚夫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无所遗憾。他们希望她在一两年内能把自己安慰好——如果仅只是个安慰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她的麻烦是，在不明显的悲痛后面，她和一切事物完全脱节了。她没有拒绝求婚的人，因为他们从未出现。好几年她对男子毫无吸引力。快到三十岁时，她变得很自然地分担着家庭为她年龄日长的焦虑，开始张罗，猜测着自己的命运。她三十二岁那年，威廉·杜路沃求婚，使她如释重负。她嫁了他。他们在这安静的、树木茂盛的肯星顿一带住下来。岁月积累，在这所房子里，孩子们都长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才把他们赶开。作为杜路沃太太，她的生活圈子有限，而且她从不肯想到有人注意着她的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写信的人是活还是死，他送来了威胁。杜太太不能老跪着，背对空屋子，她从箱子边站起，坐在一个直背椅上，这椅子坚定地靠着墙。旧卧室弃置了。她婚后的伦敦的家整个气氛就像一个有裂缝的杯子，使回忆连同它安抚的力量或蒸发或漏掉了。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危机——而就在这关口，写信人有见识地给她当头一棒。在这个傍晚，这座房屋的空虚把许多年来的笑语喧哗、习惯、脚步全勾销了。透过关闭的窗户，她只听到周围房顶上的雨声，为了振作起来，她说自己在闹情绪——闭上眼睛两三秒钟告诉自己那信不过是幻想，可是睁眼一看，它就在床上。

那信怎样进来的神秘一面她不肯想。在伦敦，有谁知道她打算今天来到这座房屋？无论如何，明明是有人知道了。就算是管房人回来了，也没有理由料到她来；他会把信装在口袋里，按部就班地去投邮。也没有别的迹象显示管房人来过了——但是，如果不是管房人来过呢？放在一座空屋门口的信不会飞，也不会走上厅里的桌子的。这信不会坐在空桌的灰尘中，那神气似乎确信一定能遇到收信人。这需要人的手——可是只有管房人有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愿去想，没有钥匙也能走进屋子。很可能现在这儿不只她一个人，楼下也许有人在等她。等待——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安排好的时刻”。至少那不是六点钟，六点钟已敲过了。

她起身走过去，锁上了门。

问题是得出去，飞吗？不，不行。她得赶火车。她是家庭生活中可靠的支柱，不愿意没有拿到要拿的东西就回到乡下，回到丈夫、儿子和姐姐身边去。她又在箱子里捡东西了，捡得很快，胡乱一塞，又很坚决地扎好几个包裹。这样，连同原先买的东西，就拿不了了。这就是说需要出租车。一想到出租车，她的心轻松起来，恢复了正常呼吸。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车，车不会很快来，听见马达响，我再平静地下楼，穿过前厅。我要打电话——可是不行，电话线路早掐断了。她拽着电线的结头，那是她错系上的。

逃走吧……他从来对我都不好，不是真的好。我不记得他好过，一点儿没有。母亲说他从不关心我。他就是一心要得到我，那就是他的感情，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不想让别人好过。他做了些什么，让我做出那样的允诺？我不记得——但是她发现她是记得的。

她记得，准确得可怕地记得，以致之后的二十五年都烟消云散了；以致她直觉地寻找钮扣留在手掌上的印痕。她不只记得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还记得在八月的那个星期里，她自己生存的全部细节。我不是我自己了，那时他们都这样说。像盐酸滴在照片上所造成的空白，她无论如何记不起他的脸。

所以，无论他在哪儿等着，我也不会认识他。你来不及从一张根本没料到会出现的面孔前逃走。

必须在钟敲响那个规定的，不管是几点的时刻之前上了出租车。她要溜到街上转过广场，从那儿上大街。她会坐在车里平安地回到自己家门。她要叫那确实存在的司机和她一起在房间里来来去去拿包裹。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想法使她有了决心和勇气，她开了门锁，走到楼梯上，倾听下面的动静。

什么也听不见——但就在这时，一阵穿堂风吹到她脸上。那是从地窖来的；有什么人选择了这一时刻离开，开了门或窗。

雨停了，人行道朦胧地闪亮，杜太太从自己家前门蹭到空荡荡的街上。空屋的炸坏的门面迎着她的目光。她努力不往后看，向前走上大街去找出租车。真的，真太静了——这个夏天，战争的灾难使得伦敦偏僻的街道更加寂静——静到另有一点脚步声也不会听不见，她走到有人居住的广场时，才意识到自己不寻常的步伐，调整了它。广场另一端，两部公共汽车冷淡地对面开过。有人漫步街头，还有妇女，骑自行车的，一个人推着一辆有信号灯的小车，这里又是生活的普通潮流了。广场上人最多的一角应该是——过去是——短短的一排出租车。这晚上只有一辆车。虽然无表情的车尾向着她，但却似乎已在警觉地等候。她气喘吁吁地从后面去开车门。那司机头也不回，已经在发动引擎了。她上车时，钟敲七点。车子对着大街，回到她的房屋该转弯，她坐好了，车转弯了。她很惊异它怎么知道该怎么走，忽然想起她还没有说上哪儿。她探身去抓抓司机和她之间的玻璃板。

司机踩了制动闸，车几乎停住了，他转身拉开玻璃板。车猛然停住，使得杜太太向前一冲，脸几乎碰在玻璃上。通过拉开的这条缝隙，司机和乘客的脸相距还不到六英寸，似乎是永恒地相对着了。杜太太张着嘴，好几秒钟都喊不出来。以后她一声接一声地喊叫，用戴手套的手在车子周围的玻璃上敲。而那车子冷酷地加快了速度，载着她驶向无人居住的荒郊。

冯钟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