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银海岸

一座废弃的修道院坐落在陡峭的山巅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惊涛拍岸的大海。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女子，她把山巅上的修道院改装成别墅，住了进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名女子似乎铁了心要过与世隔绝的修女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市场收银员罗莎太太是个爱八卦的人，她认为这名女子肯定是为情所困，表白被拒，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把这个站不住脚的观点到处宣扬，兴致勃勃地跟每一个不巧经过她家门口的路人说上一遍。罗莎太太给这名女子起了个外号，叫做“岩间圣母”。即使后来村里人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名，他们还是喜欢叫她的绰号。

每天早上，“圣母”殿下都会进村赶集。每次赶集，她都会骑着那台浅红色的小摩托车，沿着陡峭的山坡一路滑到山脚，金色的马尾辫随风飘舞，就像一面旗帜。每到下雨，她就会穿着一件蘑菇色的连帽外套防风避雨。人们对她来自哪个国家众说纷纭，她的葡萄牙语说得很烂，口音很重。别墅的葡萄园雇工卡洛斯认为，她的口音听起来像德国人，她的灵魂就像维也纳的犹太人一样黑暗。别墅的清洁工、虔诚的教徒玛丽亚认为她是荷兰人。市场里的卖鱼小贩若泽认为她是丹麦人。不过，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曼努埃尔，他在村子里的广场上开着一家咖啡厅，人们都尊他为镇长，只不过他还没有被正式任命。每次村里人有什么争论，解决问题的都是他。“我们的‘圣母’殿下不是德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什么荷兰人或者丹麦人。”然后，他把拇指和食指并在一起，摩挲了一下，做了个数钱的手势，“我们的‘岩间圣母’是个瑞士人。”

她一天的作息很有规律，早上赶集回来后，她就会把头发盘起来，戴上黑色的橡皮泳帽，跳进深蓝色的游泳池里一圈一圈地游泳。游完泳后就到了散步时间，她平日里喜欢在崎岖不平的山脊上踩着地面上突起的花岗岩前行，要么就是沿着尘土飞扬的小径，一路走到摩尔人的遗址。到了傍晚，她就会在别墅二楼的一间空房里拉小提琴——听过的人都说她的水平好得出奇。曾经有一次，玛丽亚透过空房的门缝偷偷往里看，发现主人正处于一种近乎狂热的状态中，她浑身猛烈地颤抖着，头发湿透，双眼紧闭。“‘圣母’殿下拉起小提琴来就像魔鬼上了身似的，”玛丽亚对卡洛斯说，“而且她没有乐谱，完全是靠记忆演奏的。”

村子里的社交活动她只参加过一次，那就是圣安东尼奥节的节庆活动。那天入夜不久，当村里的汉子们支起炭火烤架，拔出酒瓶瓶塞时，“圣母”殿下身着无袖白裙、脚上穿着凉鞋从山上飘然而至，这是她第一次和别人走在一起——同行的还有十三个人，其中有一名意大利歌剧演唱者、一名法国时装模特、一名英国电影演员和一名德国画师，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家眷——要么是妻子，要么是女友，要么是情妇。歌剧演唱者和电影演员两个人比了场赛，看谁吃的炭烤沙丁鱼最多，这也是圣安东尼奥节的一项传统节庆活动。结果，歌剧演唱者轻而易举地胜出了，落败的电影演员为了寻找安慰，笨手笨脚地挑逗了一下在场的时装模特。演员的老婆一怒之下，在广场中央一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把她的老公扇得晕头转向。葡萄牙的村民们还没见过这种架势，纷纷拍手叫好，该跳舞的继续跳舞。事后，所有村民一致认为，正是这帮来自山巅别墅的艺人们让今年的节日变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有趣。

只不过，“圣母”殿下似乎并没有被眼前的欢乐景象所打动。在卡洛斯看来，她就像一座阴云笼罩的孤岛，悄无声息地隐没在一片纵情享乐的人海当中。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只是大口大口地喝酒，好像这些酒都是她的一样。当帅气的德国画师走过来跟她甜言蜜语时，她只是礼貌地跟他保持距离。画师最后知趣地走开了，他开始在人群中寻找下一个猎物。

到了午夜，节庆活动达到高潮。“圣母”殿下却黯然退出，独自一人沿着小径走回她的别墅。二十分钟后，卡洛斯看到别墅二楼有个房间的灯亮了，那是“圣母”殿下练琴的房间。

那年夏天，村民们闲来无事，开始四处打探这位住在山巅的神秘女子到底什么来头。卡洛斯和玛丽亚作为跟她走得最近的两个人，自然受到了严格的“审问”，只不过他们掌握的“情报”对于村民们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每个月，他们都会收到一封伦敦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有一张欧洲艺术管理公司签发的支票，作为他们的薪水。由于语言不通，身份有别，他们和女主人的交流仅限于最简单的打招呼。他们能提供的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是，“圣母”殿下常常会神秘消失一段时间。对此，罗莎太太又开始捕风捉影了。她认为，“圣母”殿下是个间谍，欧洲艺术管理公司不过是个幌子而已。要不然她干吗一天到晚那么神神秘秘的呢？要不然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呢？不过这一次，还是曼努埃尔解开了谜团。—天晚上，当村民们在他的咖啡厅里争得不可开交时，曼努埃尔从吧台底下拿出了一张古典唱片，里面录制了几首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鸣曲，封面照片正是“圣母”殿下。“她的名字叫安娜·罗尔夫，”曼努埃尔带着胜利的表情得意洋洋地说，“我们的‘岩间圣母’是个很有名的人。”

她也是个容易弄伤自己的人。有一天中午，她在山上骑摩托车，摩托车突然失去了控制。后来卡洛斯找到她时，发现她倒在路边，两根肋骨已经折断。一个月后，她在泳池边突然滑倒，撞到了头。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她又从楼梯顶上摔了下来，一头撞到玛丽亚的簸箕里。

最后卡洛斯得出结论，认为“圣母”殿下根本就缺乏照顾自己的能力。她不是冒失，而是太不小心了，从来就不知道吸取教训。“这样一位名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对我们村子的名声可不好，”曼努埃尔严肃地说，“我们必须保护她，以免她再伤到自己。”

于是，卡洛斯开始在暗中密切看护她。每天早晨，当她在水里游泳时，他就会就近找点活儿干，好掌握她的动向。他开始定期检修她的摩托车，以确保所有部件不会出问题。他在散落在山脊上的小村落里设立了许多岗哨，让村民们帮着盯梢，这样当“圣母”殿下每天下午出来散步时，总会有人看着她。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天下午，当强劲的海风来袭时，是卡洛斯注意到了“圣母”殿下还在山脊上散步。他在一堆碎石中找到了她，发现她已经不省人事，左手压在一块重达一百多磅的巨石下面。他把她抢救出来，抱回了村子里。后来里斯本的医生说，要不是卡洛斯的及时抢救，安娜·罗尔夫恐怕就要失去她那只蜚声世界的左手了。

她的康复过程漫长而痛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连好几个星期，她的左臂都动弹不得，上面缠着厚厚的玻璃纤维绷带。由于她再也骑不了摩托车了，卡洛斯暂时成了她的司机。每天早上，他开着她的白色路虎车，载着她一路奔驰下山，进村赶集。行车途中，“圣母”殿下一直沉默着，两眼望着窗外，缠满绷带的手放在膝盖上。曾经有一次，卡洛斯为了让她开心起来，在车上播放了莫扎特的曲子，不料“圣母”殿下把光碟取出来，一把扔进了窗外的树林里。从那以后，卡洛斯再也不敢给她放音乐了。

随着伤势渐渐恢复，她手上的绷带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绑绷带了。原本大片的浮肿也开始消退，只不过上面留下了疤痕。“圣母”殿下想尽了办法遮掩这块疤痕，她穿上了长袖衬衫，袖口用蕾丝花边拼贴起来。进村赶集时，她会下意识地把左手藏在右手臂下。

等她试图重拾小提琴时，她的心情变得更坏了。一连五天，每天下午她都会去别墅二楼的琴房。每次她都会试着演奏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两个八度小调音阶、琶音什么的，但是就连这些，对于她受伤的左手来说，都已经是巨大的挑战。没过多久，练琴室里就会传出一声痛彻心扉的尖叫，紧接着就是一连串声嘶力竭的咆哮怒骂，听声音像是在说德语。第五天，卡洛斯从葡萄园里看见“圣母”殿下把她那台名贵的瓜尔内里小提琴高高举过头顶，准备摔到地上。但是她最终没有狠下心来，而是把小提琴轻轻放了下来，抱在怀里，痛哭起来。当天晚上，卡洛斯在咖啡厅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则伸手拿起电话，向话务员询问了欧洲艺术管理公司的电话号码。

过了四十八个小时，村子里来了一小队人马。为首的是费奥纳，一名英国女子，同行的还有两个男的，一个来自美国，叫格里高利，另一个来自德国，叫郎先生，看起来脸色阴沉，不爱说话。每天早上，格里高利都会督促“圣母”殿下做几个小时的复健，帮助她恢复手部肌肉的力量和关节的灵活性。到了中午，郎先生就会来到练琴室，手把手地教她怎么重拾小提琴。她的技艺渐渐恢复了，但是就连在葡萄园里干活的卡洛斯都能听出来，她的水平已经比不上从前了。

到了十月，这三个人就离开了，“圣母”殿下又变成了一个人，她的作息又变得和往常一样规律，只不过每次骑摩托车时都会小心一些，出门散步之前也会先看一下天气预报。

到了万灵节，她又消失了。卡洛斯注意到，这次她坐上路虎揽胜座驾前往里斯本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个黑色皮革的服装袋，没有带小提琴。第二天，他在咖啡厅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给他看了一则《国际先驱论坛导报》的新闻。卡洛斯看不懂英文，于是曼努埃尔给他翻译了出来。

“父亲去世的消息就已经够令人悲伤的了，”卡洛斯说，“至于谋杀……那简直太糟糕了。”

“的确，”曼努埃尔说着，把报纸折了起来，“不过你应该听听她可怜的母亲是怎么死的。”

卡洛斯正在葡萄园里剪枝，为即将到来的冬天作准备，这时“圣母”殿下从苏黎世回来了。她在车道中停了一会儿，解开发带，在海风中甩了甩披散下来的头发，然后消失在别墅里。过了一会儿，卡洛斯看见她的身影在琴房的窗前闪了一下，室内漆黑一片。“圣母”殿下练琴的时候从来不开灯。

女主人拉琴的时候，卡洛斯低下头继续干活，手里的修枝剪跟着崖底海浪的节拍咔嚓咔嚓地剪着葡萄藤。这一次，女主人练习的是她以前经常演奏的那首奏鸣曲——它神秘而诡异，每听一遍就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仿佛这首曲子的灵感正是来源于魔鬼本身。自从左手受伤以后，“圣母”殿下再也没能演奏这支曲子。卡洛斯本已做好心理准备，等着练琴室里传出那声痛彻心扉的嘶吼，但是过了五分钟，他惊呆了，手里的修枝剪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他抬起头来，视线越过一级级山坡看着别墅的方向。她今晚的演奏简直太妙了，就像有两个小提琴手在别墅里合奏一样。

天气渐渐凉了下来，一片薄薄的海雾爬上了山坡。卡洛斯把剪下来的—大堆葡萄藤点燃，自己蹲坐在火堆旁边。“圣母”殿下的演奏已经进行到最难的部分，这是一段变幻多端的降调旋律——一曲魔鬼的乐章，想到这里，他笑了笑，背过身去，等着“圣母”殿下演砸之后大发脾气，但这次他等来的只有一段激情澎湃的降调旋律，它的音调越来越低，最后戛然而止，为第一段乐章画上了坚定的休止符。

“圣母”殿下休息了片刻，接着开始演奏第二段乐章。卡洛斯转过身来，向山顶望去。此时山顶的别墅正沐浴在橙色的晚霞当中，女管家玛丽亚正在院子里扫地。卡洛斯把帽子高举过头顶，使劲挥舞着，等着玛丽亚注意到他——这个时候发出任何声响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不能打扰“圣母”殿下的演奏。过了一会儿，玛丽亚抬起头，扫帚停了下来。卡洛斯开始跟她打手势：你怎么看，玛丽亚？你觉得这次女主人的演奏会顺利吗？女管家十指交握，抬头望天：感谢你，万能的主。

“是啊。”卡洛斯看着晚风中的烟火，不由心生感叹。感谢你，万能的主。今晚一切顺利，天气晴好，冬剪已经完成，“圣母”殿下又开始演奏她心爱的奏鸣曲了。

四小时后，当安娜·罗尔夫结束演奏，把小提琴放回琴盒里时，她感到精疲力竭，却又心神不宁，每次练完琴，她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她走进卧室，一头躺倒在柔软而凉爽的羽绒被上，摊开双臂，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晚风拂过屋檐发出的沙沙声。疲乏与焦躁之外，她还有另外一种久违的感觉，那就是心满意足。这首塔蒂尼的交响曲一直是她的代表作，但自从左手受伤后，换弦和双音对她来说难度太大了。今晚，她的演奏出奇的好，这在伤好之后还是第一次。她总是发现自己会把内心的情感投射到演奏出来的音乐当中。每次她把琴弓放在琴弦上时，内心的愤怒、哀伤、焦虑以及如此种种的情感就会喷涌而出。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借由父亲的死亡发泄出来的情感力量，能使她再次完美地演奏出塔蒂尼的交响曲。

她突然很想站起来走动走动，于是从床上坐起来，脱掉汗湿的T恤，换上一件棉织毛衣。她花了几分钟时间在别墅的各个房间里来回走着，一会儿打开一盏灯，一会儿关掉一扇窗。她光着脚踩在光滑的赤陶土地板砖上，感觉凉凉的。她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周围的墙壁粉刷得光洁如洗，家具上盖着漂亮的帆布，看起来非常舒服。室内空间宽敞而明亮，不像她以前在苏黎世住的那个房间，又窄又暗。家居装潢简朴大方，很像个家的样子，是个没有秘密的空间——这便是她心目中的家。

她在厨房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红酒，这酒是当地的葡萄酒商酿造的，里面还混合了她自己种的葡萄。不一会儿，由于酒精的作用，她的感情变迟钝了。饮酒向来是古典音乐界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她合作过的许多交响乐团都在午餐时间大肆豪饮，回来演出的时候，大家一个个都醉醺醺的样子，能上台演出都是奇迹。她打开冰箱，从里面找吃的。之前在苏黎世几乎没怎么吃东西，这会儿饿得发慌。她把鸡蛋打入碗中搅散，在锅里倒入橄榄油，放入蘑菇、土豆和当地的香菜煸炒，然后倒入蛋汁，起锅撒上一些奶酪末。这几天在苏黎世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噩梦之后，干点简单的家务活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煎蛋卷做好以后，她坐在碗柜前的高脚凳上，就着剩下的红酒吃了起来。

这时候，她注意到电话答录机上的指示灯在闪，里面有四通留言。很久以前，她就把电话的所有铃声都关闭了，以防练琴的时候被人打扰。她用叉子叉了一小块蛋卷放进嘴里，然后摁了答录机上的播放键。第一通电话是她父亲的律师从苏黎世打来的，似乎还有几份文件需要她签署。“我可以用快递连夜把包裹送到别墅来，您看这样方便吗？”

嗯，行，她心想。她打算明天早上给他回个电话。

第二通电话是马可打来的，很久以前，他们曾经订过婚。马可和安娜一样，是个卓有天赋的独奏家，但他在意大利以外没什么名声。他不能忍受安娜蜚声国际而自己却默默无闻的事实，为了报复安娜，他跟罗马近半数女子上过床。跟马可分手后，她发誓再也不和音乐家谈恋爱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父亲去世的消息了，我的心肝宝贝安娜，我很抱歉，我该怎么办？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会坐下一班飞机过来的。”

不，你不会的，她心想。她打算明天早上给律师打完电话之后就给他打一个。运气好的话，她的电话会自动转到答录机，这样她就不必听他那恶心的声音了。

第三通电话是费奥纳·理查德森打来的，费奥纳是安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信任的人。每当她遇到什么挫折，萎靡不振的时候，费奥纳都会陪在她身边，把她从失意中拉出来。“你到家了吗，安娜？葬礼怎么样？肯定很糟糕吧，这种事情总是这样。我在想你去威尼斯演出的事情，也许我们该把它推迟一段时间。扎卡里亚会理解的，你的乐迷们也会理解的。刚经历过这种事情，没有人能这么快上台演出的，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哀悼，安娜——即使你一直讨厌那个老混蛋。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吧。”

她不会把威尼斯的独奏会取消的，她很纳闷为什么费奥纳会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已经取消两场演出了，新闻界、乐团团长及各大主办方早已一片哗然。如果她再取消第三场演出，造成的损失将变得难以挽回。她打算明天早上给费奥纳打电话，告诉她自己会在两周之内到达威尼斯。

最后一通电话还是费奥纳打来的。

“还有一件事情，安娜。前两天以色列大使馆来了一位非常和善的绅士，他说他想见你。他说他有你父亲被害的线索。这男的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你可能会对他想说的话有兴趣。他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你手头有笔吗？”

费奥纳把号码报了出来。

卡洛斯已经往壁炉里加了一堆橄榄木，安娜把木头点燃，懒洋洋地靠在沙发里，看着壁炉里的火越烧越旺。她就着跳动的火光看着自己的左手，火光投射出来的影子在她的伤疤上摇曳着。

她一直以为父亲的死会给她带来某种“内心的宁静”，好比“尘埃落定”——美国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对她来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也比生在一个人情冷漠的家庭要好。如果父亲是寿终正寝，她或许还能找到某种内心的宁静，但事实正好相反，父亲是在自己家里被射杀了。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父亲葬礼的画面。举行葬礼的地点在利马特河河岸的一座古老教堂——苏黎世圣母大教堂。来宾们就像前来观摩股东大会的看客一样，似乎全城所有的金融界人士都到场了，大银行、大商行的青年才俊、财界精英和仍然在世的老一辈金融寡头齐聚一堂，其中有些人二十五年前还出席过她母亲的葬礼。

听悼词的时候，安娜发现自己非常讨厌父亲被谋杀的事实。从小到大，那个老家伙给她带来的伤害就不可胜数。这次他仿佛算计好了似的，就算死也不肯安安静静地走，而是要以如此暴烈的方式再给她带来最后一次伤害。媒体大肆加油添醋，把她家里所有不幸的往事都翻了出来：母亲的自杀、哥哥在环瑞自行车赛上的车祸、她自己的左手负伤……所有这些串在一起，最终得出一个荒唐透顶的结论，“被诅咒的家庭”——这是《新苏黎世报》当天头版头条刊载这篇新闻时所用的标题。

安娜·罗尔夫不相信诅咒，她认为凡事总有一个原因。她之所以伤了左手，是因为她太愚蠢了，明明天上乌云滚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袭，她还愣是站在山脊上不走；她哥哥之所以出了车祸，是因为他故意选了一个高危职业，好跟父亲斗气；至于她母亲……安娜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自杀，其中的内情恐怕只有她父亲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母亲的自杀是有原因的，这不是什么诅咒在作祟。

同样，这次父亲被杀也不是诅咒作祟。

可他为什么会被人杀害呢？葬礼前一天，她被苏黎世警方盘问了很久，盘问她的是一个叫做格哈特·彼得森的安全局官员。你父亲有什么仇人吗，罗尔夫小姐？你知道哪些人想伤害他吗？如果你有什么线索可以协助调查，请马上告诉我们，罗尔夫小姐。她的确知道些线索，但这不是能跟瑞士警方讲的事情，她一直觉得，瑞士警方其实就是幕后黑手之一。

既然警方不能信，她还可以相信谁呢？

“前两天以色列大使馆来了一位非常和善的绅士，他说他想见你。”

她看着先头记在纸上的电话号码。

“他说他有你父亲被害的线索。”

为什么一个以色列人会有她父亲被害的线索呢？她真的愿意听他说这些事情吗？或许不去管它会更好，这样她就能专心致志地练小提琴，做好去威尼斯演出的准备。她最后一次看了看纸上的电话号码，把它记在心里，然后将纸投进了壁炉里。

她看了看左手上的伤疤，心想，所谓罗尔夫家庭的诅咒是不存在的，事情的发生必定有个原因。二十五年前，母亲自杀了，时至今日，父亲被人杀害了，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谁才是可以信赖的人呢？

“这男的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你可能会对他想说的话有兴趣。”

她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想了想，然后走到厨房，拿起电话听筒，在键盘上拨了那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