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庭审的日子，但是对于打赢这个官司，我却突然失去了信心。答应我考虑考虑要不要出庭的王凌突然失去了联系，打她的手机关机，打她办公室的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王凌已经几天没有上班了。

倒是老罗，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整天嘻嘻哈哈的，拿到钱之后立马儿又弄了一个遥控赛艇回来，可惜在我严厉禁止了他在公司弄个水池的想法后，那东西他只能在家里的浴缸里玩了。对于那天和张静的配合到底发现了什么，他也是闭口不谈。

我在车里最后一次拨打了王凌的电话，得到的依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

“走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咬了咬牙，推开了车门。

“等会儿，等我抽完这根烟。”老罗用力吸了几口，这才下了车，看我一脸的沮丧，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咧嘴笑了一下，“整得跟上刑场似的，放心，今天这案子肯定没结果。”

我白了一眼老罗，不明白他有什么可高兴的。

“能多关他一天是一天。”老罗嘿嘿一笑，“这么说吧，这小子说没打过他老婆，肯定是撒谎了，这种人，干吗不好好收拾他一顿。”

“神经病。”我摇了摇头，走向法院的大门。

法庭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以女性为主，胸前挂着绶带，绶带上的标志显示，他们都是王凌负责的那个组织的人。这些女性向过往的行人发放着宣传手册，看到我和老罗，她们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向我们行起了注目礼。

这种待遇让我很不适应，因为这些人的目光不是欣赏，不是鼓励，而是鄙夷和嘲弄，甚至还有些怨恨。

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

在他们的心中，是已经将林峰定了罪的。

同样，我和老罗在她们眼中的形象则是“助纣为虐”。

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走得忐忑不安，生怕顾明的那件事在这里重新上演。倒是老罗，满脸的不在乎，但我却注意到，他一直小心地把我护在身后。所幸这些人还算理智，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

一走进法院的大门，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庭审进行得按部就班，对于检方提出的所有证据，当事人林峰一概否认。我和老罗反而没有什么作为了，王凌没能作为我们的证人出庭，张静那边的调查暂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此前已经通知过我，今天她不会出庭。

所以，我们既没能提出新的证据，也没能对检方提出的证据做有效的反驳。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庭前调查进入了尾声，法官依照惯例问道。

而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在庭辩阶段尽尽人事，期待案子二审的时候，张静的调查能有些进展。

这时候，公诉人的一句话却让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是的，审判长，我们请求新的证人出庭。”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公诉人，无法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找到新的证人证据。

而当公诉方的证人走入法庭的时候，我彻底呆住了，只能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个证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公诉方的新证人竟是那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负责人王凌。

这下，我总算明白王凌为什么会对我们避而不见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老罗，却发现老罗根本没什么反应，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一直在摆弄着手里的一支钢笔。

“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

“××妇女权益保护组织负责人。”王凌答。

“证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你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审判长说道。

王凌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审判长说道：“公诉人，请对证人提问。”

“证人，你是否认识本案的被告人？”公诉人问。

“是的。”王凌答，“他曾是我的调查对象。”

“被告人为什么会成为你的调查对象？”公诉人问。

“我们曾接到他妻子徐女士的求助电话，称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和殴打。”王凌说。

“证人，请你辨认一下，徐女士是否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公诉人递给证人一张照片。王凌看了看照片，点了点头。

“对于徐女士的请求，你们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公诉人问。

“没有结论。”

“为什么没有结论？”

“调查一开始，徐女士就表示不需要我们调查了，说是自己摔伤的，请求我们的介入是希望能够引起被告人的注意。”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女士称被告人平时对家中关心较少，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认为，被告人是否曾对被害人徐某实施过暴力行为？”公诉人问。

王凌没有立即作答，而是想了想，才说道：“我认为被告人曾对被害人徐女士实施过暴力行为。”

“你有啥证据？”老罗突然站了起来，问道。

“辩护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辞，还没到你提问的时间。”审判长提醒道。

“没关系。”公诉人毫不在意地说道，“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请辩方律师提问证人。”审判长说。

“证人，你说我的当事人对徐某实施了暴力，请问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老罗阻止了我起身发问的企图，问道。

“徐女士身上的伤痕和我们调查时她的精神状态。”王凌说。

“我记得你和我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徐女士亲口承认伤痕是她自己造成的，与我的当事人无关。”

“是的。但是那并不是我们的结论。”

“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坚持认为徐女士自己不可能造成那种皮带抽打的伤痕，尤其很多伤痕在她的后背。”

“你是医生？”

“不是。”

“法医？”

“不是。”

“你是否具有伤情鉴定资质？”

面对老罗连珠炮一样的发问，王凌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没有。”

“反对，辩护人的问题与本案并无关系。”公诉人举手说道。

“审判长，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老罗说，“很显然，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殴打一事属于证人的主观推断，而证人并不具备伤情鉴定资质。只凭感觉做出了徐某身上的伤痕是皮带抽打的痕迹，以及这些伤痕是由我的当事人造成的推断。

“我希望法庭注意一件事，伤情鉴定是极为专业的，应由专业人士来完成，证人并不具备这种专业资质，她的陈述是基于主观的推断，因此证词不应被采纳。”老罗说。

“公诉人的反对无效，辩护人，请继续提问。”审判长说。

“谢谢。”老罗点了点头，挑衅似的看了一眼公诉人，继续问道，“证人，你刚刚说到，判断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虐待，还有一个原因是徐某的精神状态，请问她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萎靡。”有了刚才的那一幕，王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心了很多，仔细想了想才说，“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多次看向被告人，很害怕。”

“你依据什么判断徐某的恐惧来源于我的当事人？”

“她多次看向被告人。”王凌犹豫了一下，“我不是心理专家，但那种恐惧即便一般人也能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徐某并没有亲口承认这种恐惧来自于我的当事人，这还是你的推测，是吗？”老罗微微一笑，问道。

“是的，但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王凌急忙说道。

“但是，我们之前的调查已经得知，林峰与徐某之间非常恩爱，徐某对林峰也非常依赖，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看向我的当事人有没有可能是寻求安慰？”

“这……”

“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徐某的这种恐惧是来自于你们？据我所知，我的当事人和本案的被害人徐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在意公众形象，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调查可能会对徐某和我的当事人造成不好的影响，她才会有那种恐惧？”

“我不确定。”

“谢谢。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老罗得意地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回到了律师席。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法警将王凌送出庭外后，审判长又问。

“是的。”公诉人恶狠狠地瞪了老罗一眼，“我们调查到，十五年前，被告人曾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受到警方的调查。死者是他的前妻刘某，法医在对刘某进行尸检的时候发现，刘某的全身布满皮带抽打的伤痕，疑似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并造成神经性休克死亡。换句话说，刘某死于难以忍受被告人对她的殴打造成的剧烈疼痛。这是当时的调查报告。”

公诉人将调查报告呈给了法庭，同时副本也被送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个案子的被害人刘某、本案的被害人徐某，身上有同样的伤痕。”公诉人说。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份报告，首先想到的却是按住老罗，以他的脾气，这时候肯定会暴跳如雷。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请求暂时休庭。对于是否继续担任被告人的委托辩护人，我们将重新进行评估。”

可惜，我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在我的手刚碰到他的时候，他这句话已经铿锵有力地说了出去。

审判长讶然地看着老罗，在他十余年的法官生涯中，当事人当庭更换辩护律师的情景并不少见，但律师当庭表示放弃为委托人辩护，估计这是头一个吧。

“老罗，坐下！”我连忙低喝了一声，又对着审判长赔起了笑脸，“对不起，审判长，我的同事情绪不太稳定，我认为他不适合继续参加接下来的庭审，我请求法庭准许，接下来由我一个人完成庭审过程。”

“不，我很好。”老罗微微低下头，看着我，我猛然注意到，这家伙微微眨了眨眼睛，脸上还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与此同时，他还不忘继续说话：“审判长，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当事人对我们隐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直接导致我们在庭审中陷入被动。同时，当事人对我们进行了误导，让我们做出了错误的辩护。”

“辩护人。”审判长和身边的审判员商议之后，说道，“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你提出的理由不足以支持休庭。合议庭决定继续进行庭审，辩护人，请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质证。”

“好啊，既然非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老罗哼了一声说，“审判长，我要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在公诉人提交的这份证据中，最后因证据不足并未对我的当事人提起公诉，即并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对其前妻进行了殴打和虐待并致其死亡。公诉人试图以一个根本没有定论的罪行强加到我的当事人身上，让大家相信他现在杀了人，这算不算污蔑？

“那个案子既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我的当事人做下的，公诉人却在这里口口声声说我的当事人有罪，在法庭判决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公诉人这种说辞明显在有意引导各位法官的内心倾向，同时在有意误导今天来旁听的媒体，试图操纵舆论给法庭施压。这种手段简直太卑劣了，算不算造谣诋毁？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制裁公诉人的不当言论，他必须为此道歉！”

老罗说得义正词严，可我的情绪却不太高。

中国的法庭虽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采用陪审团制度，有时候只需要从情感上打动陪审团成员就能抛开事实对被告人进行无罪裁定，但中国的审判依然是由人来完成，由审判长和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在进行裁决的时候依然会受到个人情绪的左右。

检方也知道这一点，并未打算依靠这份证据来说服法官，他们要的只是在感情上影响合议庭的最后裁决。

显然，他们的策略成功了。老罗再怎么挣扎，也不会有太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