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目睹自己酿成的悲剧。

——罗马诗人维吉尔

人不能拿无限开玩笑。

——电影《残酷大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我才刚松了一口气，结果上周又发生了两起失踪案，都是孩子。一个是十六岁的男孩丹尼斯·托里欧，另一个小女孩才五岁，失踪前正在西百老汇家中后院玩雪橇。女孩母亲找到了雪橇（蓝色飞盘状的玩意儿）却没看见女儿，快急疯了。案发前一晚才下了雪，大约积了十厘米。我打电话给拉德马赫警长时，他说只找到了女孩的足迹。我想他对我是愈来愈不耐烦了。不是那些让我晚上睡不着的东西，我遇到了更糟糕的，不是吗？

我问他可不可以看一下警方的搜证相片，他拒绝了。

我问他小女孩的脚印是不是指向排水沟或下水道口，之后是漫长的沉默。接着他说：“汉伦，我开始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了？专治脑袋的医生。那个女孩是被她父亲带走的，你不看报纸吗？”

“托里欧家的小孩也是被父亲带走的？”我问。

又是漫长的沉默。

“饶了你自己吧，汉伦，”他说，“也饶了我吧。”

说完他就挂断了。

我当然看报纸了。每天早上将报纸放到图书馆阅览室的人不就是我吗？失踪的女孩名叫劳丽·安·温特巴格。一九八二年春天，她父母激烈的离婚诉讼结束后，小女孩就由母亲监护。霍斯特·温特巴格目前应该在佛罗里达做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警方的推论是，霍斯特从佛罗里达一路开到缅因，把女儿抓走了。他们认为霍斯特将车停在屋前，喊了他女儿，小女孩听话上车，因此地上只有女孩的脚印。但警方完全不提另一个事实，那女孩两岁之后就没见过她父亲了。当初离婚官司会打得那么激烈，一个原因就是温特巴格太太指控丈夫至少猥亵过女儿两次。她要求法院禁止霍斯特探视女儿。虽然霍斯特激烈否认自己曾猥亵过女儿，法院还是支持了母亲的请求。拉德马赫认为，法院的裁决让霍斯特完全无法接触独生女儿，可能导致他下手绑架。这个讲法还算有一点说服力，但我请问各位：劳丽三年没见过父亲，有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听他喊她就跑过去吗？拉德马赫说有可能，即使劳丽上一回见到父亲时才两岁。但我认为不可能。而且劳丽的母亲也说她把女儿教得很好，不会随便靠近生人或和他们交谈。在德里镇，大多数小孩很早就学会这一点。拉德马赫说他已经要求佛罗里达警方追查霍斯特的下落，他能做的到此为止。

“监护权的事情归律师管，不是警察。”那个脑满肠肥的自大浑球在周五的《新闻报》上这么说。

但托里欧家的男孩……完全不一样。他家庭幸福美满，是德里高中美式足球队队员，又是优等生，一九八四年参加拓展训练学校的求生夏令营，以高分过关，没有嗑药，有女朋友，而且显然为她痴狂。他有大把理由活下去，有大把理由待在德里，至少再待两年以上。

而他竟然离开了。

他到底怎么了？是突然生出浪迹天涯的冲动，还是被酒驾司机撞死，掩埋尸体好湮灭证据？或者他其实还在德里，只是隐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和贝蒂·里普森、帕特里克·霍克斯泰特、爱德华·科克兰及其他孩子为伴？还是【right】（稍后）

我又开始了。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毫无建树，只是把自己逼到疯狂边缘。只要通往书架区的铁楼梯一响，我就吓得半死，只要瞧见一点阴影就心惊胆战。我发现自己常常在想，要是我推着橡胶轮推车把书放回架上时，突然有一只手从两排书中间伸出来抓我，我会有什么反应。

这天下午，我又差点克制不住冲动，打电话给他们。我甚至已经拿着斯坦利·乌里斯的号码，拨了亚特兰大的区号404。我抓着话筒问自己，打给他们是因为我很有把握，百分之百确定，还是因为太害怕，不想独自承担，得找一个知道（或能理解）我在害怕什么的人谈谈。

我仿佛听见理查德用香草胖球先生的声音说，批货？批货？先生，我们不需要批什么鸟货！清楚得好像在我面前说话一样……于是我挂了电话。谁要是像我想见理查德那样想见一个人，肯定得怀疑自己的动机，因为人最会对自己说谎。事实上，我依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如果再有人丧命，我一定会打……但目前这种情况，就算拉德马赫再胡扯，我也得假设他有可能是对的。小劳丽可能记得她父亲，家里可能有他的相片。而且我想，真的很会说话的大人是有可能将小孩骗上车的，即使小孩被教得很好也一样。

我还害怕另一件事。拉德马赫说我可能快疯了。我不这么认为，但要是我现在打电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疯了。更麻烦的是，万一他们不记得我了怎么办？迈克·汉伦？谁啊？我不记得认识一个叫迈克·汉伦的人。我根本不记得你。什么承诺？

我感觉打电话的时候还没到……如果到了，我一定会知道，而他们的回忆线路也会同时恢复，就像两个巨轮以惊人之力缓缓靠近，一边是我和德里镇，另一边是我的童年玩伴。

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听见乌龟的声音。

于是我等待，迟早我会知道时候到了。我认为问题不是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们。

是什么时候打。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

黑点酒吧失火了。

“迈克，商业部就是爱篡改历史，这又是个绝佳的例子。”要是艾伯特·卡森依然在世，应该会这么跟我说，或许边说边笑，“他们会那么做，而且有些时候几乎得逞了……但老一辈的人会记得事情的经过，他们不会忘记的。只要你用对了方法，他们有时就会开口。”

不少住在德里镇二十年的老居民压根不晓得旧陆军航空基地曾经有一个士官专用的特殊营房，离基地其他设施足足有八百米远。每到二月中旬，气温降到零度左右，时速六十五公里的强风扫过跑道，风寒效应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多走那八百米路可能让你冻僵、冻伤，甚至丧命。

其他七个营房都有煤油暖气、防风窗和绝缘设备，里头又暖和又舒服。特殊营房住了二十七名E连士官，却只有一个不太管用的老旧柴炉，柴火还得靠自己捡拾，所谓的绝缘设施也只是在外墙铺一些松树和云杉的枝干。其中一名士官某天帮营房装了全套的防风窗，之后全连就到班戈的基地去干活，忙到晚上才回来。他们又累又冷，却发现所有窗子都破了，一扇不剩。

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当时半数美国空军驾驶的还是双翼飞机，但比利·米切尔坚持进行空军现代化，最后惹恼了上级，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上级在华盛顿狠狠修理了他一顿，经过军法审判，将他丢到内勤去“飞办公桌”。米切尔不久后就申请退役了。

因此，尽管德里基地有三个跑道（只有一个铺设完全），飞机出勤却少得可怜，大部分任务都只是没事找事。

其中一名E连士兵一九三七年退役后回到德里，那人就是我父亲。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一九三〇年春天，大约是黑点酒吧失火前半年，我和四名弟兄拿到三天休假到波士顿玩。收假那天经过大门，看见一个大个儿站在检查哨内侧，身体倚着铲子，用手将粘着屁股的卡其裤拉开。他是中士，从南方来的，头发和红萝卜一样红，满嘴烂牙，一脸青春痘，简直就像一头无毛猩猩。你知道我的意思。大萧条时期，部队里一堆这种人。

“我们走进大门，四个刚收假的年轻人，心情好得很。但我们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很想找我们的碴儿。因此我们马上立正敬礼，好像他是‘黑杰克’潘兴将军似的。我以为我们应该不会有事，但那时候是四月下旬，天气又好，阳光普照，我忍不住开口说了一句：‘午安，威尔森中士。’结果被他用两脚重重地踩了一下。

“‘我准许你跟我说话了吗？’他说。

“‘没有，长官。’我说。

“他看了看其他三名弟兄，特雷弗·道森、卡尔·鲁恩和亨利·威特森——他们那年秋天都死在酒吧大火里——对他们说：‘这聪明的小黑鬼惹到我了，你们几个黑炭要是不想和他一样干一下午苦工，就立刻回营房放下东西，然后去找值班军官报到，听懂没有？’

“于是他们转身离开，威尔森大吼：‘跑步去，你们三个浑球！让我看到你们的鞋底！’

“他们赶紧跑开了。威尔森拽着我到装备区，拿了一把圆锹给我，接着把我带到那块大空地上，就是之前西北航空空中巴士停靠区那一带。他看着我，咧开嘴，指着地上说：‘看到那个坑了没有，黑鬼？’

“地上根本没有坑，但我想最好还是顺着他，便低头看着他手指的方向，说我看到了。他捶了我鼻子一拳，将我打倒在地，鲜血顺着衬衫流下来。那是我最后一件干净的衬衫。

“他对我咆哮：‘你没看到坑，是因为某个大嘴巴浑球把它填起来了！’他脸颊绯红，咧嘴大笑，显然扬扬得意。‘所以你该怎么做呢，午安先生？你该把土从坑里弄出来，马上！’

“我挖了快两小时，就快挖到下巴那么深了。最后半米左右是黏土，等我挖完，坑里的水已经淹到脚踝，我鞋子湿透了。

“威尔森中士说：‘爬出来，汉伦。’他坐在草地上抽烟，不肯拉我一把。我浑身上下都是泥巴，脏得要命，更别说卡其制服上还沾了没干的血。他起身走过来，指着那个坑。

“‘你看到什么了，黑鬼？’他问我。

“‘一个坑，威尔森中士。’我说。

“‘嗯，没错，但我现在不要它了，’他说，‘我不想要黑鬼挖的坑，把土填回去，阿兵哥。’

“于是我又把土填回去。等我忙完，太阳已经下山了，气温愈来愈低。我拿起圆锹将最后一铲土敲平，他走过来检查。

“‘你看到什么了，黑鬼？’他问。

“‘报告长官，一堆土。’我说，说完他又揍了我一拳。老天，小迈克，我差点就从地上跳起来，用圆锹把他脑袋劈成两半。但我要是那么做，就再也见不到天空了，只能隔着牢房往外看。不过，我事后好几次都觉得应该那么做，但我当时总算克制住了冲动。

“‘那才不是一堆土，你这个猪脑大白痴！’他对我大吼，口水四溅，‘那是我的坑！你最好立刻把土铲出来，快点！’

“于是我又把土从坑里挖出来，然后再次填满。他问我为什么把坑填满，让他没办法大便，所以我又把土挖出来。他脱下裤子，露出瘦巴巴的双腿和发红的屁股，一边拉屎一边抬头对我咧嘴笑，说：‘汉伦，你还好吧？’

“‘报告长官，我很好。’我立刻回答，我决定咬牙硬撑，直到我晕倒或死掉为止。我压抑着心里的愤怒。

“‘好，我来安排。’他说，‘首先，你最好把坑填满，列兵汉伦。而且你最好勤快点。你动作变慢了。’

“所以我又开始填土。我看他笑的样子，知道这才刚开始。但这时他一个朋友拿着煤气灯过来，告诉他营区有人来突击检查，他错过了。我的弟兄帮我掩护，所以我没事，但威尔森的伙伴（如果他有伙伴的话）都懒得帮他。

“于是他放了我。隔天我等着看惩戒名单上出现他的名字，可惜并没有。我猜他一定和少尉说他在教训一个伶牙俐齿的黑鬼，所以错过了检查，说德里基地的所有坑洞都是那个黑鬼挖的，挖好的和还没挖的统统是。上级搞不好颁发奖章给他，而不是叫他去削马铃薯皮。我们E连的人在基地就是这种命。”

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大约是一九五八年。我想他当时已经快五十了，但我母亲才四十岁左右。我问他，既然德里那么不友善，他干吗回来？

“唉，小迈克，我十六岁就入伍了，”他说，“我是谎报年龄才进去的，而且不是我的主意，是你奶奶吩咐的。我当时个头不小，我猜正是因为这样，谎言才没被戳破。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伯高出生长大，只有等烟草卖出去了，或是我父亲冬天猎到浣熊或负鼠，我们才吃得到肉。关于在伯高的生活，我唯一记得的好东西就是周围摆满玉米饼的负鼠派，真是美极了。

“你爷爷因为农场机械意外过世之后，你奶奶就说要带着菲利·路博德到柯林斯投靠亲戚。菲利·路博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你是说菲利叔叔吗？”我问。想到大家都喊他菲利·路博德，我就觉得好笑。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塔克森市当律师，还当了六年市议员。我小时候以为菲利叔叔很有钱。在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黑人，我想他算有钱的吧，当时他的年薪是两万美元。

“就是他，”我父亲说，“但他那时还是个十二岁的毛头小子，头上戴着卷烟纸做的水手帽，套着围兜，光着脚丫子。他是老幺，我是倒数第二个孩子，其他几个都离家了：两个死了，两个结婚了，一个在牢里。坐牢的那个哥哥叫霍华德，从小就没干过正经事。

“‘你去参军，’你奶奶雪莉对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发薪水，但只要他们开始发薪水，你就得按月寄钱回家。我不想把你送走，孩子，可是你如果不照顾我和菲利，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她把我的出生证明给我，要我拿给征兵官。我发现上头的日期已经改了，我变成了十八岁。

“所以我就到法院大楼去找征兵官，跟他说我要参军。他把表格给我，指着签名栏要我签。我说：‘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哈哈大笑，脸上一副怎么可能的表情。

“‘好了，小黑仔，赶快签名吧。’他说。

“‘等一下，’我回答说，‘我想问几个问题。’

“‘说吧，’对方说，‘你问什么我都能回答。’

“‘军队里每周吃两次肉吗？’我问，‘我妈说的，所以她硬是要我参军。’

“‘不是，部队不是每周吃两次肉。’他说。

“‘唉，我想也是。’我说，心想这家伙虽然讨厌，起码很诚实。

“没想到那人接着说：‘部队每晚都有肉吃。’我惊讶刚刚自己怎么会觉得他很诚实。

“‘你以为我是白痴，对吧？’我说。

“‘你说对了，黑鬼。’他说。

“‘还有，我入伍之后就得照顾妈妈和菲利·路博德，’我说，‘我妈说那叫薪水。’

“‘就是这个。’他用手指敲了敲薪水单说，‘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呃，’我说，‘我要受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变成军官？’

“我话还没说完，他已经开始仰头大笑，我觉得他都快被口水呛到了。笑完后，他说：‘孩子，部队要是让黑鬼当军官，耶稣都会到酒吧跳牛仔舞了。好了，你到底签不签？我已经没耐性了。还有，你把这里弄得臭死了。’

“所以我就签了。他将我的薪水单和召集令订在一起，然后带着我宣读誓词，说完我就变成军人了。我以为他们会送我到新泽西，因为当时没战争，部队都在那里搭桥，没想到却被分到缅因州德里镇的E连。”

他叹了口气，硕大的身躯在椅子上动了动，蜷曲的白发贴着头皮。那时，我们家在德里有挺大一块地，而且还摆路边摊，可能是班戈以南最棒的。我们一家三口很勤勉，收获时会另外请人帮忙，生活过得还不错。

他说：“我会回德里镇，是因为我南方北方都跑遍了，发现种族仇恨到哪里都一样，不是只有威尔森中士会那样。他只是个佐治亚州来的浑球，随身带着南方那套。他不是跨过宾州和马里兰州的州界才开始讨厌黑鬼。他到哪里都讨厌黑鬼。也不是黑点酒吧的大火让我发现了那一点。你知道，小迈克，从某方面来说……”

他瞄了我母亲一眼。我母亲正在编织，没有抬头，但我知道她正竖耳倾听，我想我父亲也知道。

“从某方面来说，是那场火让我变成了真正的男人。火灾死了六十人，其中十八个是E连的弟兄。火灾之后，我们连几乎瓦解了。亨利·威特森、斯托尔克·安森、阿兰·斯诺普斯、艾佛瑞特·麦卡斯林、霍尔顿·萨托里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都死在那场火里。纵火者不是威尔森中士和他那群死党，而是缅因白礼军团的德里分部。儿子，你们学校的某些孩子，当年就是他们的老爸点火烧了黑点酒吧。我说的不是那些穷人家的小孩。”

“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放火？”

“呃，因为这就是德里镇。”父亲皱着眉头说，他缓缓点着烟斗，将火柴摇熄，接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解释，却又一点也不意外。

“你知道，白礼军团就是北方版的三K党，一样穿白袍，烧十字架，写下充满憎恨的涂鸦。他们认为黑人占了白人的车站，抢了白人的工作。他们有时会在宣扬黑白平等的教会里安置炸药。大多数历史书只讲三K党，很少提白礼军团，许多人根本不晓得有这种组织。我猜可能因为这些书大多是北方人写的，他们觉得丢脸，所以没写。

“白礼军团在大城市和工业区最盛行，纽约、新泽西、底特律、巴尔的摩、波士顿和朴次茅斯之类的地方都有分部。他们在缅因州尝试过，但只在德里镇发展起来了。哦，刘易斯顿有一阵子也很猖獗，大概就是黑点酒吧失火那时候。不过，那里的人并不担心黑人强暴白人妇女，也不怕白人的工作被抢走，因为那里根本没有黑人。他们担心的是游民和流浪汉，那些绰号‘补助金军团’的家伙会和所谓的‘共产流氓军’，也就是失业者，沆瀣一气。通常只要有这种人进城，就会被白礼军团赶走，甚至在他们裤子里塞毒漆藤，或点火烧他们的衬衫。

“不过，黑点大火之后，白礼军团在德里就衰落了，因为情况失控了，你知道。这地方似乎就是这样，有时候。”

他停下来，吐了几口烟。

“小迈克，那种感觉就像白礼军团是一粒种子，在这里找到了沃土。它是有钱人的俱乐部。大火之后，他们互相掩护，为彼此说谎，将整件事情盖了过去。”父亲的语气中浮现一股怨毒，母亲皱着眉毛抬起头来。“毕竟死的是谁？不过就是十八个黑鬼阿兵哥，十四五个当地黑鬼，外加爵士乐团的四名黑人……还有一堆喜欢黑人的家伙，算得了什么？”

“威尔，”母亲轻声说，“别再说了。”

“不要，”我说，“我要听！”

“该上床睡觉啦，小迈克。”父亲用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头说，“我只有一点要补充，但我想你应该听不懂，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太能理解。那晚发生在黑点酒吧的事情虽然惨……但我不认为原因只是‘我们是黑人’，甚至不是因为酒吧紧邻西百老汇，有钱的白人从以前到现在都住在那里。白礼军团在德里镇会这么猖獗，我认为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波特兰、刘易斯顿和布朗斯威克的人更憎恨黑人和游民，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我感觉，坏事、伤人的事在这块土地上特别容易发生。这些年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确实如此。

“不过，这里还是有好人的，当时也不例外。葬礼有几千人参加，不只为白人哀悼，也为黑人送行。店家歇业将近一周，医院也免费为伤者治疗。许多人真心送上慰问信和整篮的食物，镇上到处有居民伸出援手。我就是那时认识杜威·康洛伊的。你也知道我那个朋友肤色和香草冰淇淋一样白，但我感觉他就像我兄弟。我愿意为他牺牲，虽然人无法真正看透别人的内心，但我想他也愿意为我而死。

“总之，部队将幸存的阿兵哥调走，仿佛觉得丢脸似的……我想他们真的那么觉得。最后我被调到胡德堡，在那里待了六年，遇到你母亲，我们在你母亲的娘家盖维斯顿结婚。虽然事隔多年，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德里，因此在战后便带你母亲回到这里，然后有了你。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一九三〇年黑点酒吧所在的位置不到五公里。先生，我想你的上床时间到了。”

“我想听火灾的事！”我大叫，“告诉我嘛，爸爸！”

他皱起眉头看着我，那种表情总能让我乖乖闭嘴……或许因为他很少露出那样的表情。他通常都笑嘻嘻的。“那种事不是小孩听的，”他说，“下回再说吧，小迈克，等我们都再长个几年。”

结果，我等了四年才得知黑点酒吧那一晚究竟出了什么事。那时我父亲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医院病床上向我娓娓道来，麻醉药让他时而清醒，时而昏沉，癌细胞则聚集在肠道内，忙着吞噬他的生命。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我重读上回写的内容，看到我父亲那一段时竟然哭了出来。父亲已经过世二十三年了，我还记得自己很伤心，难过了将近两年。一九六五年，我从高中毕业，母亲看着我说：“你父亲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我们拥抱哭泣，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终于为他流下了最后的眼泪，将他埋藏在记忆中。但谁晓得悲伤会延续多久？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在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死去三十或四十年之后，某一天在半梦半醒之间想起对方，心中依然充满失去亲人的空洞感，有一块地方永远填不满……就算死后也无法填满？

我父亲一九三七年领取残障抚恤金从军中退役。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很有准备出征的架势，他对我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枪械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他当时升到了中士，结果一名新兵拔掉插销之后吓得屁滚尿流，手榴弹没被扔出去，而是直接落在地上，几乎炸掉我父亲整只左脚。他说，那手榴弹滚到他脚边爆炸，发出夜半咳嗽一般的声响。

当年士兵训练用的火炮不是有故障，就是在库房放太久，完全用不了。子弹无法击发，步枪经常膛炸。海军鱼雷往往无法击中目标，就算命中也不会爆炸。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有一些飞机只要着陆太用力，机翼就会掉落。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九三九年，一名补给官在彭萨科拉发现整队的政府卡车没法跑，因为蟑螂把塑料管线和风扇带都咬烂了。

于是，靠着瑕疵军火和官僚滥发补助，我父亲幸运地脱身了——当然还包括后来变成小弟我迈克·汉伦的那部分。手榴弹没完全爆炸，我父亲也没有失去下半身，只丢了一只脚。

有了残障抚恤金，他比预期早了一年迎娶我母亲。他们没有立刻来德里，而是先搬到休斯敦，从事战时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我父亲在一家制造炸弹外壳的工厂担任工头，母亲则是一名铆钉女工。不过，就像父亲在我十一岁那年告诉我的，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德里。写下这些的此刻，我忍不住好奇上天是不是早有安排，将他带回德里，好让我在那年八月的傍晚和死党在荒原围成一圈。假如真有命运之轮，那福祸必然相倚。只是福气也可能让人难以消受。

我爸妈攒下不少钱。父亲订了德里《新闻报》，每天留意售地广告，最后总算相中一块不错的土地……起码账面上不错。他们两人搭着崔尔威巴士从得州到德里看地，当天就买了下来。佩诺布斯克第一商业银行给了我父亲十年贷款，于是他和我母亲便回到德里落地生根。

“我们起初有点辛苦，”有一回父亲这么告诉我，“邻居有人不希望黑鬼住在附近。我们事前就知道会这样，我可没忘了黑点酒吧的事，因此便保持低调，耐心等待。小孩经过我们家会丢石头或啤酒罐，我头一年就换了二十块玻璃，而且不只小孩对我们这样。有一天，我们起床发现鸡舍的墙上被人漆了纳粹标志，所有鸡都死了。有人在饲料里下毒。我之后再也没养过鸡。

“但郡警长（德里当时规模不够，还没有自己的警长）必须处理这些事，而他非常认真。小迈克，这就是我要讲的，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对苏利文那家伙来说，我肤色是棕是白、头发是卷是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来了这里五六趟，到处打听，终于问出了凶手。你猜是谁？我让你猜三次，头两次不算！”

“我不知道。”我说。

父亲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白色大手帕，擦了擦眼睛。“结果咧，凶手是巴奇·鲍尔斯，就是他！就是你说的学校里最会欺负人的小孩他老爸，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学校有小孩说亨利的爸爸是疯子。”我告诉他。我想我那时上四年级，住得够远，让亨利·鲍尔斯可以一再作弄我，总之……现在回想起来，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在学校听过的骂人字眼，例如黑鬼或黑仔，最早都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

“嗯，老实讲，”父亲说，“说巴奇·鲍尔斯是疯子可能不无道理，因为大家都说他从太平洋战区回来之后就不对劲了。他是海军。总之，警长羁押他时，巴奇还大声嚷嚷，说是别人陷害他的，那群人都被黑鬼迷住了。哦，他还说他要控告所有人。我猜那份名单应该可以从这里一路排到威奇汉街。我强烈怀疑他没那么多钱，但他说会告我，告苏利文警长，告德里镇和佩诺布斯克郡，天晓得他还想告谁。

“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呃，我不敢说真有其事，我是听杜威·康洛伊说的。杜威说，苏利文警长去班戈监狱探视巴奇，说：‘现在换你闭嘴听人讲话了，巴奇。那个黑人，他不想控告你。他不想送你进肖申克监狱，只想拿回买鸡的钱。他觉得两百美元应该就够了。’

“巴奇告诉警长说，他宁可把钱塞到地洞里。警长对巴奇说：‘肖申克有一个石灰窑，巴奇，那里的人跟我说只要在石灰窑工作两年左右，舌头就会和莱姆棒冰一样绿。你自己选吧，两年石灰窑或两百美元。你说呢？’

“巴奇说：‘缅因州没有法官会因为我杀了黑鬼的鸡而判我有罪的。’

“苏利文说：‘我知道。’

“‘那你还来鬼叫什么？’巴奇问他。

“‘你最好醒醒吧，巴奇。他们不会为了死鸡而判你有罪，但你杀鸡之后在门上漆了纳粹标志，他们就得把你关起来了。’

“嗯，杜威说，巴奇嘴角垮了下来，苏利文离开牢房，让他自己去想。过了大概三天左右，巴奇叫他弟弟（他这个弟弟两年后酒醉出门打猎，结果冻死了）卖了那辆新的水星轿车。那辆车是他用退伍金买的，可漂亮呢。于是，我拿到了两百美元，巴奇发誓要把我活活烧死，而且到处跟朋友说。后来，有一天下午我遇到了他。他那时开的是战前出厂的老福特，我开皮卡。我在威奇汉街的调车场附近拦住他，拿着我的温切斯特步枪下了车。

“‘老家伙，你要是敢放火，就等着尝尝黑鬼子弹的厉害吧。’我说。

“‘黑鬼，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他说，因为又气又怕声音变得很含糊，‘像你这种黑仔，没资格这样跟白人说话。’

“唉，小迈克，我真是受够了。我知道要是不吓死他，他肯定阴魂不散。当时四下无人，我一只手伸进福特车里抓住他的头发，枪托抵在我的皮带扣上，枪口正对着他的下巴，我说：‘你以后要是敢再叫我黑鬼或黑仔，我就打得你脑袋开花，脑浆从车顶滴下来。相信我，巴奇，你要是敢放火，我就一枪打死你，说不定连你老婆、小孩和白痴弟弟一起解决。我已经受够了。’

“结果他哭了，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丑陋的一幕。他说：‘瞧瞧这是什么世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黑……黑……有人在路边拿枪指着一个老实人的脑袋。’

“我应和说：‘是啊，竟然有这种事，真是没天理。但已经无所谓了。重点是我们达成共识了没有？还是你想试试用额头呼吸的感觉？’

“他说他知道了。从此之后，巴奇·鲍尔斯再也没找过我麻烦，除了你的狗奇普先生死掉那次，但我没办法证明是他干的。奇普可能是自己吃到了有毒的东西。

“从那天起，就不太有人招惹我们了。事后回想，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虽然我有时夜里会梦见大火，但话说回来，人生在世有谁不会做噩梦呢？”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下父亲当年告诉我的关于黑点大火的事，结果写了好几天还没写到。我想应该是《魔戒》吧，里头有个角色说过“路路相连到天边”，人能从自家门前走到人行道上，再走到……呃，任何地方。故事也是同样，一个接着一个，也许会朝你所希望的方向走，也许不会。也许到最后重要的并非故事，而是诉说故事的声音。

我记得的当然是他的声音，我爸爸的声音。我记得他声音低沉，吐字缓慢，记得他时而浅笑，时而大笑，停下来点烟斗、擤鼻子或从冰箱里拿一罐纳拉干（他都叫它垃圾干）啤酒。对我而言，他的声音代表了所有声音，所有岁月，是德里在向我说话——不在埃佛斯访谈里，不在那些差劲的德里历史书里……也不在我的录音带里。

我父亲的声音。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图书馆一小时前关门，寒风开始在馆外肆虐。我听见雨雪打在四周窗户上和通往儿童馆的玻璃长廊上的细微声响。我还听见其他动静，在包围着我的灯晕之外，鬼鬼祟祟，窸窸窣窣。我在标准拍纸簿上奋笔疾书，跟自己说那是老房子入睡前的声音……却挥不走一个念头：今晚的暴风雪中，会不会有一个小丑在卖气球？

嗯……算了。我想我终于知道如何言归正传，说出父亲生前告诉我的最后一个故事。我是在医院病房听他说的，六周后他便过世了。

那时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和母亲去医院看他，傍晚自己再去一次。母亲必须待在家里干活，但要求我一定要去。我总是骑脚踏车过去。母亲不准我搭便车，即使孩童谋杀案已经绝迹了四年，她还是不准。

对一个十五岁少年来说，那六周真是难熬。我很爱父亲，却讨厌傍晚去医院探病，看着他生命不断萎缩，脸上的皱纹因为疼痛而增加、变深。尽管他很努力，有时还是忍不住会哭。探病结束，天已经变暗了，而我骑车回家时总会想起一九五八年的夏天，于是不敢回头，生怕看到小丑……狼人……本碰上的木乃伊……或我遇见的鸟。但无论它化身成什么，我最怕看到它的脸是我父亲被癌症折磨得憔悴不堪的脸，因此总是猛踩踏板，哪怕心脏狂跳。母亲看我满脸通红、头发湿透、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会说：“迈克，你骑那么快做什么？你这样会生病的。”我会说：“我想快点回来帮你做家务。”然后她会拥抱我，吻我，说我真是个乖孩子。

探病次数多了，我愈来愈想不出什么话跟他说。每回骑车回到镇上，我都会绞尽脑汁想话题，生怕见面时无话可说。他病入膏肓让我恐惧，让我愤怒，但也令我难堪。无论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死亡应该是一件很快的事。癌症不仅仅是在杀死他，还在折辱他，贬低他。

我和他从来不谈癌症。偶尔无话可说时，我会想这下非谈不可了，除此之外没别的好谈了，就像玩大风吹没抢到椅子的小孩一样手足无措。我会变得几近疯狂，拼命想找话题聊，任何话题都好，免得面对侵蚀我父亲的病魔。想当年，他可是抓着巴奇·鲍尔斯的头发，用步枪抵着对方下巴，要那家伙离他远一点的人！我觉得我们就要谈到那个话题了，不得不谈。要是真的谈了，我一定会哭，绝对忍不住。十五岁的我想到在父亲面前落泪就觉得害怕，比任何事都更让我恐惧和苦恼。

谈话之间的停顿让我害怕，而我就是在某次这样的沉默中又问起父亲关于黑点酒吧大火的事。医院那天给他注射了剂量不小的麻醉药，因为他疼得厉害。他时睡时醒，有时让我觉得他根本是在讲外语。他有时在对我讲话，有时似乎把我看成了他的弟弟菲利。我问他黑点酒吧的事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想到了就问了。

父亲目光锐利起来，脸上露出微笑：“你就是忘不掉这件事，对吧，小迈克？”

“是啊，爸爸。”我说，其实我已经三年多没想起这事了，但还是学他说了一句，“我心里一直惦着。”

“好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他说，“我想十五岁应该够大了，而且你母亲不在，没办法阻止我。我觉得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德里，而你知道这一点，才会小心。德里似乎永远等着发生这种事。你会小心吧，小迈克？”

“会的，爸爸。”我说。

“好，”他将头靠回枕头上，“很好。”我以为父亲又要睡过去了，因为他眯起了眼睛，没想到他却开口了。

“我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在这里当兵的时候，”他说，“山上还没有德里社区大学，只有一间士官俱乐部，就在小卖部正后方。那时在小卖部买一盒绿色好彩烟只要七美分。士官俱乐部就是一间很大的半圆筒状营房，但里面弄得很舒服，除了地毯，还有靠墙包厢和一台投币式点唱机，周末还能买饮料……假如你是白人的话。周六晚上通常有乐队演奏，真的很不赖。因为禁酒令，吧台只供应碳酸饮料，但听说只要你想要……而且军人证上有一颗绿色小星星，感觉很像秘密标记，就能买到烈一点的东西。通常是自家酿的啤酒，不过周末有时能买到更烈的玩意儿。假如你是白人的话。

“我们E连的弟兄当然不能去那里，因此，如果晚上休假，我们就会进城。德里当时还是伐木业重镇，镇上有八到十家酒吧，大多数集中在人称‘地狱半亩地’的地方。不是地下酒吧，他们当不起那么正经的称呼。店里的客人都很冲，当地居民称呼他们是‘瞎了眼的猪’，很形象，因为他们中很多人的行为举止真的很像猪，而且离开时也醉得几乎看不见什么了。郡警长知道，警察也知道，但那些地方还是夜夜喧闹，就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伐木业开始兴盛时一样。我想一定有人行贿，但可能没有一般人想得那么夸张，而且德里人自有一套看法。有些酒吧除了啤酒还卖更烈的玩意儿。白人周五和周六晚上在士官俱乐部买得到劣等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但就我所知，那些酒吧卖的东西比这些好上十倍。私酒用运木浆的卡车从加拿大运过来，而且其实大多数瓶子里装的就是商标上说的东西。好东西很贵，但里头杂质不少，可以让人大醉又不会要了小命，就算真的看不见了也不会持续太久。不管什么时候进酒吧，都得小心酒瓶朝你飞过来。那里有南氏酒吧、天堂酒吧、华丽温泉酒吧、银币酒吧，还有一家叫号角酒吧，有时可以召到妓女。噢，其实你在哪家酒吧都能找到女人，根本不用费力，想换个口味的女人多得是，但对我、特雷弗·道森和卡尔·鲁恩这样的家伙来说，想召妓最好三思而后行，尤其是白人妓女。”

诚如我方才告诉各位的，我父亲那天晕得很厉害。我相信他要是够清醒，绝对不会说起这个，起码不会对自己十五岁的儿子说。

“总之，很快就有一名镇议员来找福勒少校，说他想要谈谈‘军民之间的一些问题’‘选民的关切’和‘社会善良风俗’，其实只是想让少校搞清楚状况。镇上居民不希望黑人阿兵哥上酒吧、骚扰白种女人和喝私酒。只有白人可以到酒吧喝私酒。

“这些指控都很好笑，真的。他们担心白种女人被糟蹋根本是无稽之谈，至于碍着白人男性的路……啧，我只能说我从来没在银币或号角看到过半个镇议员。会去那种酒吧的男人都是穿着红黑方格大外套的伐木工，手上全是伤疤，有的少了眼睛或手指，牙齿几乎都掉光了，身上满是木片、锯屑和树液的味道。他们穿着绿色法兰绒裤子和绿色纯胶胶靴，在地板上留下残雪，弄得地板黑乎乎的。小迈克，他们什么都重。味道重，走路重，说话也重。他们个头就是大。我曾经在华丽温泉酒吧见过一个家伙和别人比腕力，衬衫袖子竟然爆开了。不是撕裂。你可能以为我说的是撕裂，然而不是。是爆开了，袖子烂成了几片。所有人都欢呼鼓掌，有人朝我背上拍了一下，说：‘这才叫比腕力嘛，黑面仔。’

“我要说的是，要是周五和周六晚上离开林子到那些酒吧的瞎猪想喝威士忌、干女人，而不是在树洞里抹猪油打炮，要是那些家伙不想看到我们，他们早就把我们一脚踢出去了。但事实上，小迈克，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

“有天晚上，其中一个家伙把我拉到一旁。他身高一米八，在当时可是他妈的巨人了，他喝得烂醉，闻起来就像一篮烂桃子。我看他就算脱下衣服，衣服也会站着不动。他看着我说：‘先生，我有一件素情想请交你，我说我。你是黑人吗？’

“‘我是。’我说。

“‘你好！’他忽然用圣约翰谷的法语问候我，听起来像卡真人在说话，然后咧开大嘴笑了，露出剩下的四颗牙，‘我就知道你是，我啊。嘿！我在书里看见过一个黑人！你和他都有——’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伸手拍拍我的嘴唇。

“‘厚嘴唇。’我说。

“‘对对对！’他说，说完像个小孩一样笑了，接着又夹杂着法语说，‘就是厚嘴存！肥唇！厚嘴存！来，我请你喝啤酒！’

“‘请就请啊。’我说，不想惹毛他。

“他听了又哈哈大笑，用力拍我的背，差点打到我的脸，接着一路挤开其他人走到木纹吧台边。那里挤了得有七十个男人，还有差不多十五个女人。‘给我两罐啤酒，否则我就把这里拆了！’他朝断过鼻子的大块头酒保吼道。酒保的名字叫罗密欧·杜普瑞。‘我一罐，肥唇先生一罐！’他又用法文吼道。说完所有人哄堂大笑，但完全没有恶意，小迈克。

“他拿到啤酒之后给了我一罐，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不想叫你肥唇先生，不好听。’

“‘我叫威尔·汉伦。’我说。

“‘好，我敬你，伟尔·汉人。’他说。

“‘哪里，该我敬你，’我回答，‘你是第一个请我喝酒的白人。’我没有骗他。

“于是，我们把那两罐啤酒喝完之后又喝了两罐。他说：‘你确定你是黑人？除了两片肥唇，你看起来就和棕皮肤的白人没什么两样。’”

我父亲说完笑了，我也是。他笑得太厉害，肚子都疼了。他收起笑容，翻了翻白眼，咬着下唇，露出痛苦的表情。

“需要叫护士来吗，爸爸？”我警觉地问。

“不用……没关系，不会有事的。生这个病最惨的就是再也不能想笑就笑了。但我也没什么机会笑了。”

父亲沉默了片刻，我忽然发觉这是我们头一回差点谈到他的病。也许我们应该多谈谈这些，对我对他都比较好。

他喝了一口水，继续往下说。

“总之，想把我们赶出酒吧的，不是少数会光顾那里的女人，也不是占大多数的伐木工，而是镇议会的那五个老头。他们是真的被激怒了，还有力挺他们的那十几个人。你知道，就是德里的保守派。他们从来没有踏进过天堂或华丽温泉酒吧半步，都在当时位于德里高地的乡村俱乐部喝酒，却极力不让E连的黑鬼阿兵哥污染地下酒吧和酒馆。

“福勒少校回答说：‘我根本不想让他们待在这儿。我一直觉得这是工作疏忽，他们应该被送到南方或新泽西才对。’

“‘那不是我的问题。’那老家伙说。一个姓米勒的，我想他叫——”

“萨莉·米勒的父亲吗？”我惊讶地问。萨莉·米勒是我高中同学。

父亲咧了咧嘴，笑容有些苦涩：“不是，是她伯伯。萨莉·米勒的爸爸当时在外地念大学。但要是他人在德里，我想他也会站在他哥哥那一边。你如果怀疑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特雷弗·道森听到过差不多一样的对话。他那天去帮那些大官拖地板，一字不漏全听到了。

“‘政府要把黑鬼送去哪里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米勒对福勒少校说道，‘我的问题是你周五和周六晚上允许他们去哪里。要是让他们继续在镇上闲晃，肯定会出事的。德里可是有白礼军团的，你知道。’

“‘但我这里也有一点状况，米勒先生。’福勒少校说，‘我不能让他们待在士官俱乐部，那不仅违反黑人不能和白人一起喝酒的规定，而且他们不该待在那里。那是士官俱乐部啊，您知道。那些黑人小伙子只是大兵而已。’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我只相信一点，就是你会搞定这事。干到这个位置，就该负起责任。’说完他就走了。

“福勒少校果真把问题搞定了。德里陆军基地当时虽然没有什么建筑物，但占地非常辽阔，总计超过一百英亩，往北直到西百老汇边缘，中间隔着一道草坪。现在的纪念公园，就是黑点酒吧当年的所在地。

“那地方在一九三〇年年初还只是个老旧的征用库房，但福勒少校召集所有E连弟兄，告诉我们那里以后就是‘我们的’聚会之所，语气好像他是漫画《小孤女安妮》里头的瓦巴克老爹一样。说不定他真的那样认为，觉得自己施舍了一个地方给黑人阿兵哥，即使那只是个库房。说完他好像不当回事似的补了一句，说以后不准再去镇上的酒吧。

“我们都很不爽，但又能怎么办？我们又没实权。连里一名年轻弟兄，一个名叫迪克·哈洛朗的伙房兵建议大家，说只要好好整理，说不定能把那地方弄得不错。

“于是我们真的将那里好好整理了一番。整体上结果很不错。我们头一回走进那地方，感觉很丧气，因为里头又暗又臭，到处是旧工具和发霉的装纸的箱子，只有两扇小窗，没有接电，地板上都是灰尘。我还记得卡尔·鲁恩恨恨地笑了一声说：‘少校那小子还真奇葩，对吧？说什么送我们一个俱乐部。我呸！’

“后来死在那场大火里的乔治·布兰诺克说：‘没错，我得说这里还真像个黑点。’酒吧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不过，真正的推手是哈洛朗……哈洛朗、卡尔还有我。我想上帝应该会原谅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不晓得日后会发生什么。

“没多久，连里其他弟兄也加入了。德里大多数地方都成了禁区，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我们敲敲打打，清洁打扫。特雷弗·道森是木工高手，他教我们怎么在墙上凿窗户。阿兰·斯诺普斯更是好样的，找来一堆窗玻璃，什么颜色都有，既像彩虹玻璃，又像教堂那种彩绘玻璃，混在一起。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问他。阿兰是连里最年长的人，大约四十二岁，所以我们都叫他斯诺普斯老爹。

“他塞了一根骆驼烟到嘴里，朝我眨了眨眼睛，说：‘夜间征收。’说完就不再多说。

“总之，那地方整理得很不赖，我们到了盛夏就开始在那儿混了。特雷弗·道森和几名弟兄在后半部做了隔间，设了一个小厨房，不过只有烤炉和两个油炸槽，想吃汉堡和薯条的时候可以弄来吃。墙边有一个吧台，但只放汽水和纯真玛莉之类的饮料——去，我们还真识相。我们不就是这样被教导的吗？想喝烈的，就得偷偷地喝。

“地板还是很脏，但我们油上得不错。特雷弗和斯诺普斯老爹引来一根电线，我想又是夜间征用。到了七月，周六晚上走进那里坐下来喝可乐、吃汉堡或卷心菜沙拉热狗。感觉很棒。那地方一直不算真的完工，大火之前我们还在装修。我们已经做习惯了……也可能是为了报复福勒、米勒和镇议会。但我想，从我和艾佛瑞特·麦卡斯林挂上‘黑点’招牌的那个周五晚上起，我们就知道这地方是我们的了。招牌下头写道：E连和其他弟兄。你知道吗，那感觉就好像专属俱乐部一样！

“我们把酒吧弄得很棒，棒到白人开始抱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白人的士官俱乐部开始加码，新增了特别区和自助餐厅，似乎想要和我们一较高下，但我们根本不想和他们比。”

父亲躺在病床上对我微笑。

“我们都很年轻，只有斯诺普斯例外，但我们并不笨。我们知道白人不介意我们和他们比拼，但只要我们领先了，就会有人打断你的腿，让你跑不下去。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那就够了。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父亲皱起眉头，沉默下来。

“什么事，爸爸？”

“我们发现连里弟兄可以组成一支不赖的爵士乐队，”他缓缓说道，“马丁·德维洛下士会打鼓，艾斯·史蒂文森会吹短号，斯诺普斯老爹弹新奥尔良爵士钢琴弹得不坏，虽然够不上行家，但感觉还不赖。还有一位弟兄会吹竖笛，乔治·布兰诺克会吹萨克斯。其他弟兄也会不时加入，有的弹吉他，有的吹口琴或单簧口琴，甚至在梳子上放一张蜡纸这样吹。

“事情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你知道，但到了八月底，每周的周五和周六晚上，黑点就会有精彩的迪克西兰爵士音乐。秋天来临的时候，那些弟兄表演得愈来愈好。尽管始终不够完美——我不希望你以为他们很厉害——但他们的演出很不一样……就是很有热力……很……”他举起瘦巴巴的手，在棉被上挥舞着。

“很大胆。”我试着猜父亲的意思。

“没错！”他大声说道，对我报以微笑，“你说对了！他们弹得很大胆。结果就是城里的人开始来到我们的地盘上，就连基地里的白人弟兄也来了。酒吧每到周末就人满为患。不过，这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起初酒吧里的白人脸孔就像胡椒里的盐巴一样显眼，但随着时光推移，白人愈来愈多。

“白人开始光顾之后，我们就忘了要谨慎了。他们用牛皮纸袋装着自己买的酒过来，大部分是很烈的上等货。相较之下，城里酒吧卖的酒简直像汽水一样。我说的是乡村俱乐部才有的酒，小迈克，有钱人的酒。芝华士啦、格兰菲迪，还有邮轮上卖给头等舱客人喝的香槟。他们有些人管那种酒叫‘丑骡子酒’，和我们乡下那种动物同一个名字。我们应该想办法阻止他们的，却不晓得该怎么做。他们是城里人哪，拜托！他们是白人哪！

“还有，就像我说的，我们年纪太轻，对自己这番成就太自豪，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们都知道米勒和他的同党一定知道我们这地方，但我想我们都没察觉他们气疯了。我没夸张，真的是气疯了。他们住在西百老汇的维多利亚式豪宅里，离我们不到四百米，听见音乐声不断，全是《挖土豆》或《哈格姑妈蓝调》之类的曲子，这已经很不妙了。知道白人小伙子也在里面，和黑人一起饮酒作乐，那感觉一定更糟糕。因为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来我们那儿的已经不只是伐木工和酒鬼了。我们在城里肯定很轰动。年轻人会来喝酒跳舞，随着无名乐队演奏的音乐摇摆，直到凌晨一点歇业为止。而且来的顾客不光是德里居民，连班戈、新港、黑文、克里福斯米尔斯、旧城和周围小镇都有人慕名而来。缅因大学兄弟会的大学生会带姊妹会的女朋友一起来狂欢。乐队后来学会演奏爵士版的《杯酒高歌》，他们听了欢声雷动，差点没把屋顶掀了。当然，这里是士兵俱乐部，照理说是这样，一般人没得到邀请不能来。但小迈克，其实我们就是晚上七点开门，凌晨一点打烊。到了十月中旬，你任何时候到舞池里，都得和六个人贴着身体，根本没办法跳舞，只能站着扭动……不过就算有人介意，也没人抱怨。每到午夜，酒吧就像空掉的货车一样在高速公路上摇摆。”

父亲停下来喝了一口水，又继续往下说。他眼里光彩灼灼。

“唉，福勒终究会插手的。他要是早点行动，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他只需要派宪兵过来，将客人带的烈酒统统没收就好。这就够了——事实上，他也只想这么做。这一招就足够让我们关门大吉了。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得受军法审判，有人被关，剩下的人被调到其他单位，但福勒少校动作很慢。我想，他可能和我们有同样的担忧，怕城里有些人会震怒。米勒没有再来找他，我想福勒一定也不敢到城里见他。那家伙喜欢说大话，要我说，福勒其实和水母一样没骨头！

“所以，酒吧没被查禁，不然那些死在大火中的人现在还活着。是白礼军团结束了一切。那年十一月，他们身穿白袍闯进来，办了个烤肉大会。”

父亲再度沉默，但他没有喝水，而是郁郁地望着病房的某个角落。医院外，钟声从某处轻轻飘来，一名护士从门口经过，鞋底踩过塑料地板吱嘎作响。我听见电视的声音，还有收音机。我记得还听见风在外头吹着，咻咻地扫过医院侧面。虽然是八月天，风声却透着一股凉气，完全无视电视上播的《坎恩大反击》和电台放的四季乐队的《走路有风》，兀自呼啸着。

后来，他总算再次开口了：“有些人是穿过基地和西百老汇之间的草坪来的，因此肯定先在某人家碰面，可能在地下室，套上白袍，然后点燃火把。

“我听说还有些人是从瑞吉莱路进来的，那条路当时是进出基地的主要道路。我听说，我不想讲是谁告诉我的，他们开着全新的帕卡德轿车，身上穿着白袍，白色尖顶帽放在腿上，火把摆在脚边。火把是用刘易斯威尔球棒做的，顶端缠着一大团麻布，用女人拿来保存果酱用的红色塑料垫圈固定住。威奇汉街弯向瑞吉莱路的岔口有一个哨所，但卫兵拦也没拦，就让那辆帕卡德进来了。

“那天是星期六，酒吧里闹哄哄的，人们没完没了地跳舞。可能挤了两百人，甚至三百。后来那些白人来了，有六到八个人，开着那辆碧绿的帕卡德过来的。接着，更多白人穿过基地和西百老汇豪宅之间的树林来到酒吧。他们的年纪都不轻了，小伙子不多。我有时会想，事发次日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喉咙发炎或胃溃疡出血？我希望愈多愈好，那些鬼鬼祟祟的龌龊浑球。

“帕卡德停在山上闪了两次车灯，接着有四个人下车和其他同伙会合。其中几人手上拎着七点五升装的油桶，那时在加油站就买得到。所有人手上都拿着火把，留下一个待在车里。米勒有一辆帕卡德，你知道。没错，而且就是绿色的。

“他们在酒吧后方会合，给火把洒上汽油。他们或许只是想吓唬我们。我听人这样说过，但也听过相反的说法。我愿意相信他们只是想吓唬我们，因为我没那么坏，不想相信他们真的有那么狠毒。

“可能是点火时有汽油流到手上，他们中有几个人吓坏了，慌乱中将火把扔了出去，只想赶快脱手。总之，在十一月深夜漆黑的夜色中忽然冒出熊熊火光。其中几人拿着火把挥舞，不时有着火的麻布碎片飞出，有些人在笑。但就像我说的，有几个人将火把扔进后窗，落到厨房里。短短一分半钟，厨房就变成了人间炼狱。

“酒吧外头的那些家伙都戴着白色尖顶帽，其中几个大喊：‘黑鬼出来！黑鬼出来！黑鬼出来！’也许有几个人大喊是想恫吓我们，但我宁可相信他们是想警告我们，就像我宁愿相信火把是他们不小心扔进厨房的一样。

“不管怎样都没有差别。乐队演奏的声音比工厂汽笛还响，所有人都在欢呼，兴奋到了极点，没有人察觉出事了。直到那天担任助理厨师的杰瑞·麦克鲁从后面的隔间夺门而出，大伙儿才知道不妙。火舌从厨房蹿出三米，当场烧掉了他的西装上衣，差点把他的头发烧光。

“事发当时，我和特雷弗·道森、迪克·哈洛朗正坐在东墙边，我起初以为瓦斯炉爆炸了。我才刚站起来，就被挤往门口的人群撞倒了。有二三十个人从我背上踩过，我想，在那场火灾中，我就只有那时候是真的害怕了。我听见有人尖叫，大喊失火了，赶快离开酒吧。但只要我试图起身，就有人踩着我的背过去，还有一个人踩在我的后脑勺上，让我眼冒金星。我的鼻子被压在油腻腻的地板上，灰尘冲进鼻孔，我又咳嗽又打喷嚏。有人踩到我的后腰，我感觉女人的高跟鞋狠狠插进我腹股沟里。老天爷，我可不想被人灌肠。要是当时我的卡其裤裂了，我看我的屁股可能这会儿还在流血。

“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但那一下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被撞，被推倒和猛踩，被踹来踹去，隔天根本没办法走路。我不停地尖叫，但根本没有人听到，也没人理我。

“是特雷弗救了我。我看见一只巨大的棕色手掌朝我伸来，像溺水的人看见救生圈一样抓着不放。他用力一拉，我正要站起来，又有人朝我脖子这里一踩——”

他按了按下颌和耳朵交界的地方，我点点头。

“那一下踩得很重，让我痛得大概昏迷了一分钟。但我没有放开特雷弗，他也没放开我。我最后总算站了起来，但就在这时，厨房和酒吧之间的墙倒了，发出砰的一声，就像点燃汽油时的爆炸声。我看见巨大的火团喷射出来，所有人都急着想躲开。有人逃过了，有人没有。我们连里的一位弟兄，我想是霍尔顿·萨托里斯，被压在墙下面，有一瞬间我看见他的一只手在燃烧的炭火底下开开合合。有个白人女孩，显然不满二十岁，她裙子背后起火了。她和一个大学生待在一起，我听见她朝他尖叫，求他帮忙，但他只拍了两下就跟着别人逃命去了。那女孩僵在原地，看着裙子往上烧。

“厨房那里简直有如地狱，火光亮得让人无法直视，热得好像烤箱，小迈克，可以把人烤熟。你感觉皮肤都烤出油来了，连鼻毛也变酥了。

“‘我们得冲出这里！’特雷弗大吼，拉着我沿着墙边走，‘快点！’

“这时，迪克·哈洛朗忽然抓住他。迪克还不到十九岁，两只眼睛瞪得和台球一样，脑袋却比我们两个都清醒。‘不是那个方向！’他大喊，‘是这里！’他指着舞台……但那里有火，你知道。

“‘你疯啦？’特雷弗吼了回去。他声如洪钟，但大火有如雷鸣，加上众人高声尖叫，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你想死就自己去死，我和威尔要逃出去！’

“特雷弗依然抓着我的手，继续拉着我往门口挤。但周围人实在太多了，根本看不见门在哪里。要不是迪克，我一定会跟着特雷弗走。我吓坏了，完全搞不清方向，只晓得我不想被烤成火鸡。

“迪克使尽全力抓住特雷弗的头发，逼得特雷弗转过头来。他一转头，迪克就赏了他一巴掌。我记得我当时看见特雷弗的脑袋撞到墙上，心想迪克疯了。我听见他朝特雷弗咆哮：‘你们往那里走是自寻死路！他们从外头把门抵住了，白痴！’

“‘你又知道什么？’特雷弗吼了回去，接着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像是炸弹爆炸了，只不过爆炸的不是炸弹，而是马丁·德维洛的大鼓。大火正沿着横梁蹿烧，地板上抹的油也起火了。

“‘我知道！’迪克大喊，‘我就是知道！’

“迪克抓住我另一只手，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拔河绳。特雷弗仔细打量了出口一眼，接着就朝迪克指的方向走去。迪克带我们走到一扇窗边，抓起椅子想将窗户打破，但才刚要动手，窗子就被热浪冲开了。他抓着特雷弗·道森的裤腰，将他往上提。‘爬啊！’他大叫，‘快爬啊，笨蛋！’于是特雷弗奋力往上爬，头先脚后地爬过了窗框。

“迪克开始推我，我努力往上，抓住窗边使劲拉扯，隔天两只手掌都是水泡，因为木头窗框已经在冒烟了。我头先出去，要不是特雷弗抓住了我，我的脖子可能当场就折断了。

“我们回头张望，眼前的景象就像最可怕的梦魇，小迈克。那扇窗已经变成火光熊熊的方框，屋顶有十几处蹿出火焰。我们听见尖叫声从酒吧里传来。

“我看见两只棕手在火焰中挥舞。是迪克。特雷弗·道森用双手做踏板，让我踩上去伸手抓住迪克。我用力拉他，肚子不小心碰到墙壁，感觉就像贴着滚烫的炉子一样。迪克的面孔出现在窗边。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可能救不了他了。他已经吸进浓烟，就要昏迷了。他双唇焦裂，衬衫背部冒着烟。

“我差点松手，因为我闻到了尸体烧焦的味道。我之前听说人肉烧焦后闻起来就像烤猪肋排，结果根本不是。那味道更像阉完马，生一堆火将割下来的东西扔进去，除了听见马睾丸像栗子一样噼啪作响，还会闻到的恶臭。人穿着衣服烧起来就是那个味道。我闻到了，而且知道自己没法再闻下去，因此使劲猛地一拉，把迪克拖了出来。他只掉了一只鞋子。

“我跌下特雷弗的双手，整个人往后摔去。迪克压在我身上。我告诉你，黑人的头真是够硬。我被他撞得差一点断气，有好几秒动弹不得，之后才抱着肚子在地上滚来滚去。

“但我不久就能撑起身子，然后站了起来。我看见几个影子跑向草坪。我起初以为是鬼，后来才看见鞋子。那时，酒吧四周已经亮得犹如白昼。我看见鞋子之后，立刻明白那几个影子是人裹着袍子。其中一人稍微落后，我看见……”

父亲没有往下说，舔了舔嘴唇。“你看见什么，爸爸？”我问。

“别问了，”他说，“帮我把水拿过来，小迈克。”

我将水递给他，他几乎一饮而尽，接着开始咳嗽。一名护士正好经过，探头进来说：“您需要什么吗，汉伦先生？”

“我需要新的肠子，”父亲说，“你们手边有吗，罗达？”

护士露出紧张迟疑的笑容，从门前走过去了。父亲将杯子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回桌上。“说比回忆更花时间，”他说，“你离开前能再帮我倒一杯水吗？”

“没问题，爸爸。”

“听完这个故事你会做噩梦吗，小迈克？”

我很想说谎，但还是决定实话实说。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说谎了，父亲应该不会再讲下去。他虽然脑袋不清楚，但可能还不到那种程度。

“应该会吧。”我说。

“做噩梦其实不是坏事，”他告诉我，“噩梦让我们能想象最糟的状况，我想这就是噩梦的意义。”他伸出手，我也把手给他，父亲就这样握着我的手讲完了那个故事。

“我回头一看，发现特雷弗和迪克正要绕到酒吧前面，便立刻追了上去，但依然有点喘不上来气。酒吧前面挤着四五十人，有的在哭，有的在吐，有的在尖叫，还有人又哭又吐又叫。其余的人则躺在草地上，被烟呛得昏死过去。酒吧的门关着，我们听见里面有人尖叫，叫着要出来，要神怜悯他们，他们身上着火了。

“穿过厨房有个门通往放垃圾桶和杂物的地方，除此之外就只有正门。想进酒吧必须推门而入，出来则是用拉的。

“有些人顺利出来了，但后面的人开始挤到门边用力往外推，结果反而把门关上了。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挤，想要躲避大火，所有人挤在一起，最前面的人都被压扁了。有那么多人在后面推，他们不可能把门拉开，因此大伙儿全都被困在里面，而大火还在蔓延。

“是特雷弗·道森救他们出来的，让死亡人数停在八十左右，而不是上百，甚至两百。但他千辛万苦，得到的却不是奖章，而是被关在莱伊禁闭室整整两年。我们跑到酒吧前面，看见一辆旧大卡车停了下来，司机正是咱们的老朋友威尔森中士。基地所有坑洞都是他搞出来的。

“威尔森下车后开始大吼大叫，下达一些没什么用处的命令，但反正也没什么人听见。特雷弗抓住我的手臂，一起跑到威尔森面前。我不晓得迪克·哈洛朗跑去哪里了，直到隔天才见到他。

“‘中士，我必须借用您的卡车。’特雷弗对着威尔森大喊。

“‘闪开，黑鬼！’威尔森说着将特雷弗推开，又开始胡乱下令，但根本没有人理他，而且他也没能讲太久，因为特雷弗·道森像箱子里的小丑那样跳起来，将他撂倒在地。

“特雷弗应该用了很大力气，换作其他人可能会倒地不起，但那家伙的头还真硬。只见他站起来，嘴和鼻子都在流血，对特雷弗说：‘我要杀了你。’话音刚落，特雷弗就使劲朝他肚子挥了一拳，让他弯腰捧腹，我趁机双手交握，用力朝他脖子敲了下去。这么做很孬种，从背后攻击人，但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而且老实说，能给那口无遮拦的浑球一拳还是让我暗爽了一下。

“威尔森像被斧头砍到的小牛一样倒了下去。特雷弗跑向卡车，发动引擎，将车掉头朝向酒吧，对准正门左侧。他松开离合器，踩住油门，车子开始冲刺。

“‘那边的人注意点！’我朝着周围的人大喊，‘小心卡车！’

“众人吓得四处逃窜，特雷弗没撞到人真是奇迹。他以大概五十公里的时速冲进酒吧左侧，脸庞狠狠撞在方向盘上。我看见他鼻子流血，他摇摇头将血甩掉。他打挡倒车，后退了五十码左右，然后再度冲向酒吧。轰！黑点酒吧只不过是瓦楞铁皮搭成的仓库，这第二次冲撞让它散架了。只见酒吧一侧完全塌陷，火焰从废墟中蹿出。我不晓得里面的人怎么还能活着，但确实有人还没丧命。人比你以为的要顽强许多，小迈克。要是你不相信，看看你爸爸，我靠指甲救了自己一命。黑点就像正在熔化的火炉，大火和浓烟构成的地狱，但还是不断有人从火里跑出来，人数多到特雷弗不敢再撞第三次，生怕轧到人。于是他下车跑到我身边，不再插手。

“我们站在原地看着黑点付之一炬。虽然只有五分钟，感觉却像一辈子。最后逃出来的那十几个人，身上都着了火。其他人抓住他们，让他们在地上滚动，把火弄熄。我们往酒吧里看，发现还有人挣扎着想出来，但心里知道他们是不可能活着出来了。

“特雷弗紧紧抓着我的手，我用力回握了他两次。我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就像你和我现在这样，小迈克。特雷弗鼻子断了，血流满面，眼睛肿得睁不开，我们一起看着酒吧里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鬼魂。那些男人、女人。他们在大火中只剩下发光的身影，朝特雷弗用威尔森中士的卡车撞开的大洞走去。有些人伸出手臂，似乎期待有人来救他们。另一些人则只是走来走去，但看起来哪里也去不成。他们的衣服熊熊燃烧，脸庞起火，一个接一个跌倒在地，再也看不见了。

“最后出现的是一个女人。她的裙子已经烧掉了，身上只剩内衣，整个人像蜡烛一样燃烧着。她朝外头望了最后一眼，我觉得她似乎在看着我。我看见她的眼皮也着火了。

“那女人倒地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整个酒吧变成了一片火海。等基地的消防车和中央街消防队派来的两辆消防车抵达时，酒吧已经烧光了。这就是黑点大火事件，小迈克。”

他将水喝完，把杯子递给我，要我去大厅的饮水机接水。“我今天晚上很可能会尿床，小迈克。”

我亲了下他的脸颊，走到大厅去接水。等我回来，他又恍神了，两眼呆滞，似乎陷入了沉思。我将杯子放在床头桌上，他咕哝了一句谢谢，我差点没听出来。我看了看桌上的韦斯特克洛克斯钟，发现快八点了，我该回家了。

我弯腰想和他吻别……却听见自己低声说：“你看见什么了？”

他的眼皮快要闭上了，眼睛几乎没有转向我。他可能知道是我，也可能觉得那是他心里的声音。“啊？”

“你看见什么了？”我轻声说。我不想听，但非听不可。我又冷又热，两眼发烫，双手冰冷，但是我非听不可，就像罗得的妻子非得回头看所多玛城毁灭一样。

“我看见一只鸟，”他说，“就在跑在最后的那个人上方。可能是鹰。他们叫它红隼。但它非常大。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否则会被关起来。那只鸟的双翼张开可能有十八米长，和零式战斗机一样。我看见……看见它的眼睛……我觉得……它也看见我了……”

父亲的头歪向一边，对着窗户。夜幕正慢慢落下。

“它俯冲而下，抓住那个人，紧紧攫住他的白袍，真的……我听见翅膀呼呼鼓动……很像火的声音……它停在空中……我心想，鸟不会停在空中……可是这只鸟会，因为……因为……”

他不再说话。

“为什么，爸爸？”我低声问，“它为什么能停在空中？”

“它没有停在空中。”他说。

我默默坐着，心想他这回一定是睡着了。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恐惧过……因为四年前我见过那只鸟。我想不出为什么，但我几乎忘了那天的梦魇，直到现在被我父亲召唤回来。

“它没有停在空中，”他说，“他是在飘。在飘。它两边翅膀上都绑了一大堆气球，它在飘。”说完他就睡着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它又来了，我现在晓得了。我会继续等待，但心里知道这是真的。我不晓得这回我能不能熬过去。我小时候有办法应对，但小时候不一样。完全不同。

上面那些全是我昨晚写出来的，简直像发疯一样。反正我也回不了家。路上覆盖了厚厚一层冰，虽然今天早上出太阳了，但地面的冰还是纹丝不动。

我一直写到深夜三点多，越写越快，想一口气写完。我已经忘了十一岁时见过那只巨鸟，是父亲的经历唤醒了我的记忆……从此我想忘也忘不了，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那算是父亲最后送我的礼物吧。很可怕，但从某方面来说又很棒。

我就趴在书桌上睡着了，脑袋枕着手臂，笔记本和笔摆在面前。早上醒来，我屁股发麻，腰酸背痛，但感觉很自由……摆脱了那个老故事。

但我马上发现了一件事。昨天夜里，我不是一个人。

从图书馆前门（我昨晚锁上了，我向来都会锁门）到我睡觉的书桌前，有一排淡淡的半干的泥脚印。

但没有离开的脚印。

无论来者是谁，都是夜里出现的，来留下符咒……然后消失无踪。

我的阅读灯上系了一个气球，充了氦气的气球，在从高窗斜斜照进来的晨曦中飘动。

气球上是我的脸。没有眼睛，血从凹陷的眼窝里流出来，因为尖叫而变形的嘴印在薄薄的、鼓胀的塑料膜上。

看到那个气球，我吓得放声尖叫。声音穿过图书馆，又被反射回来，在通往书架的螺旋铁梯间振荡。

气球砰的一声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