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献给77，巴兄以及所有网虫们的似水流年

　　风月早已逝，花是旧年红。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我是听来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流传甚广。版本也不尽相同。

　　我实在难以想象眼前这个糟老头子就是那个故事里的风流才子。他老到都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尊严了，让你根本不想再多看他一眼。走路巍巍颤颤，手中的拐棍与他一起晃悠着，似乎四级以上的风就能令这个组合随风而逝了。他的脸上总挂着痴呆的微笑，口角的筵水止不住地往下巴上淋落着。于是他的胸前被家人用大头针别着一小块毛巾，如用餐的孩子。他得了老年痴呆。幸好还没呆到不识回家的路。每天傍晚独自出门散步。目无旁视，走单一路线然后按时回家。

　　这个杨姓老妇人却还依稀可见当年风采。虽然高雅的长群难掩其明显发福的腰身。精致的化妆遮不住松弛如面袋般下坠的皮肤。可她优雅的举止和矜持的微笑，还有那依旧乌黑浓密的发髻让你可以立刻确认当年她曾无限风光过。

　　那老头儿姓孙。早年是大院的实权派。因为他既是红小鬼，据说是十三岁上就抗枪打仗了，后来又被选派出去受了正统苏联学院派教育，所以当仁不让地再他38岁的光景上就坐上了社长的宝座。这个社可不是一般的社，也算是国家的喉舌。提起他当年的才华横溢，至今令老一辈学富五车们点头称道由衷赞叹。当然此种夸赞免不了含有对失意者的宽容。若是孙老头的光明仕途是正常寿寝正终的话，一定是无法博得众口一词的赞美。人们对胜利者的缺点通常用放大镜去找寻而对失败者的优点却不吝赞美之辞。

　　孙社长的背运要从杨太太搬入他隔墙的小院开始。打从第一眼照上面儿，她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字正腔圆如玉珠落盘的清脆京片子，还有她如象牙般凝脂的手伸过低矮栅栏温婉地搭在孙社长的手的一刹那，他的一马平川的光明大道自此封闭。她自我介绍着：“杨茵如，你的邻居。”

　　孙社长也是浪漫自由主义的文化人。至今他的一些非革命的阳春白雪的诗还作为当代大家文选珍藏在我们社的文库里。到是那批应景的附庸革命的红色诗词没留下什么痕迹。可见其骨子里诗消极颓废虚无主义者。

　　杨太太从进了这大院的门伊始就是个焦点人物。当时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属于异类。现在我们可以称她为杨太太，而当年据说大院里的人们因为要给她一个合理的头衔而煞费脑筋。那个年代流行喊同志或师傅或某记者或其职务，如某主任某编辑。对于师傅，那是给予无产阶级手艺工人的无尚光荣的头衔，比方说修鞋的王师傅或食堂掌勺的李师傅。而同志则是指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朋友加兄弟，这是一个明显带有阶级立场和感情倾向的称呼。显然以上称呼皆不适用于杨太太。所以后来大家见到她都报以不加名称的一笑：“吃啦？”她倒也不在乎，回以一笑：“您忙呐？”似乎并不急于与人民打成一片。这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当时人们无论性别统称自己家那口为爱人。不过她称她丈夫却沿袭老传统“我先生”。她先生是很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大家为了联合她先生，对她客气与恭敬有加。她先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家史，还有就是间或搜集些野史什么的。当然后来被誉为史学家。不过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把自家的奶奶爷爷曾祖什么的故事从他家的族谱中节选着抄一抄再加上些自己的想象。他想象自己的家史没人关心与控诉。但换了别人就麻烦了。

　　杨太太与当时忙于投身革命建设的女同志截然不同。首先她留长发，不剪运动头。运动头不是后来所说的俏皮短发，而是当年一色儿的类似于童花头的前一刀刘海，后一刀切头。当年的女同志们大多朴实无华，这个词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寒怆。大家都一个水平的穷酸，穷酸到女性失了其妖娆本色，一概土布灰蓝，不修边幅。

　　杨太太却每天把她齐腰的长发打理成一个粗大的长髻盘在脑后。并装做很不经意地随手在发髻上插把竹箅子。只这一丁点儿装饰就显出别样味道。她最初来的时候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口中她都是旗袍最恰当的代言人。我父的原话是：“她的人看起来像一片柳叶，在水面上飘。”当我父亲此话一出口，立刻被我母亲敲了一个爆栗在其脑门顶，并因此过而终生承担了洗碗的家任。想来当年大院里因偷瞥杨太而心生异想，甘愿受罚的勇士们不在一二。后来缘于太扎眼，杨太也改穿当年时髦的列宁装了。却是一样地尽显身段，风情哪堪。

　　杨太太的另一个特色令其他女人望其项背的是她的悠闲。她那时总也有三十四五了，却还是与夫君过着逍遥的二人世界。当然后来大家知道是她夫君不孕。那时的女同志在我眼中看来是过着暗无天日毫无享乐可言的生活。如果说猪狗不如的话显然是夸张而且不尊敬的。但至少猪儿狗儿们没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她们上有老人，老人大多在农村需供养。下有孩子，还不止俩。每月工资十几二十块大毛，除去一应日常开销，到月底剩余的钱连买块花手绢都紧张。我还记得当年我都十岁了，我父出差去南方，给母亲带了一条羊毛围巾，我母亲激动得半夜起来试戴。

　　杨太不仅没有孩子，似乎其本人以及夫家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经年不见一两门穷亲戚上门光顾。于是她可以安然地在她家的小院里侍弄花草。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格外养眼，姹紫嫣红。而盛夏时分，茂盛的爬墙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里尽显浓荫。当年的人大多为生计奔忙，少有人有闲情逸致摆弄那玩意儿。即便得个空也是在院里养两只鸡鸭，下几个蛋补贴伙食。我们小时候都是跟鸡一起跑大的。基本上家里的芦花鸡地位要高过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们碗里啄啄。小时侯身手是很敏捷的，母亲一声令下，我追不出几步就能逮着她点名的鸡。现在不行了，肚子出来了，腿粗了，鸡在我眼前散步我都抓不着。

　　那年月大人都是早上天不亮就投入战斗。女的忙着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脚乱，骂骂咧咧地拖老大从热被窝里坐起来，给老二穿衣，给小三子喂奶。男的则套上衣服就奔炉子去了，开了炉门，熬上粥然后直奔菜场。杨太少了这些凡人的生活，便过上了八旗遗老遗少的生活。沿着屋檐她挂了一排鸟笼，养了一溜的小鸟。每天清晨，空气中还漾着薄雾的时候，她便选择性地提着个鸟笼，去不远处的池塘边的小竹林里溜达，也就是今天的健身或早锻炼。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在竹林深处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杨太太以前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但大多数人猜想她定是什么艺苑出身的，受过科班训练。因为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唱上一整出折子戏，唱念坐打，眼波身段一板一眼，举手投足间俨然是个练家子。在当时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里，这根本就是一艺术家了。不过杨太太的艺术生涯早在她来我们大院以前就终止了。因为她先生的关系，她跟来后被安排在一个闲极无聊无聊的科室搞校对。杨太太不但不融入当年赤色的革命中去，反而搞消极对抗。她原本是有一套行头的，据我父说是贵妃醉酒的那一套。凤冠霞帔，大红锦缎，当年被极其醒目地别在她家迎门的中堂上，旁边配以一把紫檀色的梨花木京胡。我父亲曾有幸目睹当年杨太舞台风光。那年在庆祝国庆的大院自办晚会上，孙社长拉京胡，杨太太登场，表演了一段霸王别姬，台上那摄人魂魄的气势以及哀婉的唱腔让一大堆门外汉都报以热烈掌声。我父直到去年还在学虞姬当年抖袖的样子，“手颤了几十下，不疾不徐，都没从那长袖里伸出来，刚伸出一长指甲来，人家就拜倒了。”我母亲冷眼瞟着我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到：“是人家还是你？”可惜了那套行头，因为杨太在文革中拒唱“沙家浜”“红灯记”之类的而被焚之一炬。

　　这个故事的铺垫实在够长了。下面才是当年那段扯不清的风月。           

　　杨太太的先生大杨太太许多，那时候总也近60了吧？是个孱弱的公子样子。属于那种被卑女搀扶着半依在亭台楼阁间，望着雪中红梅，轻叹一声，咳两口残血的多愁善感的富家公子。可惜时运不济，被共产党给组织了，丢了万贯家财不说，被挤得与平民为伍，虽是落毛凤凰了，架势倒还在的。这是我依言的想象，我年少资历浅，也许与当年的贵族有半面之缘，但我不记得了。自我懂事的时候他好象就过世了。

　　文革的事我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满目的萧条和人面目的凝重。对孩子来说，童年时光始终是快乐的，只知道成天疯玩。曾调皮到颠着脚去按杨太太家的门铃，一听到“叮咚”的响以及渐进的脚步就欢呼着拔腿跑了。那时候门铃可是个稀罕物，是生活档次的标志。谁有那闲钱高雅到省了叩门的劲儿？那时大家钱是没有的，只剩一把傻力气了。

　　他们爱情的起点我猜想是一个唱戏一个伴奏。起初孙社长是杨家的座上宾。孙社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打着团结进步的旗帜老慰问隔壁的邻居。我是不知道对家的公子爷是不谙世事呢还是装做不知，搞起了夫人外交。再后来就亲热到大家常可以在半夜九点以后还闻到琴瑟和谐。孙社长是那个拉胡的，杨太太是那个唱戏的，拍巴掌请好的便是须发渐白的公子爷，窗外映出的景象却也其乐融融。我之所以说半夜九点，那不是笔误。在当时娱乐贫乏的年代，大家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哪里有什么灯红酒绿？大人们一到夜晚唯一的乐趣就是几家搬个凳子搭上个凉床，打着蒲扇侃大山。小孩子就坐在凉床上玩“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骇坐飞机……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打倒蒋介石”之类全国通行的游戏。间或听见劈里啪啦家长用扇子驱赶蚊子的声音。这还是夏夜漫长的时候。若赶上冬天，大家听完广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虹云的新闻之后，就拉灯上床睡觉了。通常都不过八点。

　　革命形势在大院里也变得异常尖锐起来。孙社长根正苗红，而且年富力强，要想搬倒这棵长青树实非易事。有敌对派便想着从生活作风上把他彻底斗倒，再踩上两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进而达到占山为王的目的。回顾历史，也许无数的政治斗争其背后都掩藏着不可名状的私欲吧？那个后任的社长便是组织了一班人马，历尽千难万苦，搜集证据，蹲点跟踪，终于在某个夜黑风高的冬夜里牺牲了革命小将的睡眠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击奸夫淫妇的消魂窟，将两人赤条条堵在床上。周围见证之男女贯穿大院各个等级。有看热闹的，有无限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还有心怀鬼胎的。我父亲说，当年有人半夜敲门拉他去看热闹，被我父婉拒。以父亲的话说：“太残忍。”我不敢追问我父亲什么是他心中的残忍，是他心中的美丽的最终倒塌还是灭绝人性的凌辱？

　　凌辱在各人眼中也是不同的。我非常欣赏当年杨太的镇定以及众人目光的亵渎。她坦然裸露着如皎月般的身躯，丝毫不去阻挡如狼似虎般贪婪的眼神的侵略，只高傲地抬着头，如每天正常回复大家的问候般地平和地说了一句：“天冷，让他穿上衣服吧。”记住，这关键时刻，她要保护的人竟是身边那个令她终生蒙羞的男人。我觉得这时候与其说是众野蛮对爱情的凌辱，不如说是杨太优游的神态，不在意的态度对大家长久侦破工作取得辉煌战果的凌辱。

　　毕竟，人性再泯灭，那年月，这帮人的大多数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反对派头头虽尝到胜果，却没有享受到从心理上打击敌人的快感。苟合男女在这场战斗中占了明显的心理优势。沉静片刻，反对派头头挥挥手说，让他们穿上衣服。

　　这场活生生的智擒荡妇的戏竟被大人们津津乐道了好几年，可见当年的生活有多么无聊。每当大人们一说到戏的这一出的时候便口沫横飞，眉飞色舞，这也是为什么故事发生的时候我虽然是个孩子却也至今印象深刻的原因。小时候是一直鄙夷故事里的那个荡妇破鞋的，因为还跟着大家往她头上挂过又臭又烂的球鞋，以及往她身上扔过石子。大家的革命情绪好象有了宣泄的对象。我曾向母亲高兴地大谈又去扔石子了，母亲顺手抽了藤条来揍我，并厉声呵斥我说要打断我的腿。吓得我自此与杨太保持距离。已是黄昏的母亲现在跟我说，从杨太出事的那一天起，她就心生敬佩与同情。女人，其实只是男人世界里你死我活斗争下的牺牲品，却要背负许多超越她能承受的东西。

　　杨太就这样默默承受了。她每天依旧高傲地去上班，越发与半人半兽的这个群体保持距离。即便在大家找话题斗争她的时候，她也依旧风度超群。更想不到的一件事是，被捉奸在床后不到几个月，大家就看见杨太挺着一个骄傲的大肚子在大院里来回走动。常有人猜测，这孩子是不是那晚……？我想当年的杨太被腹中生命的喜悦冲昏了头，满脸的幸福叫人妒忌，哪里在意别人看她的眼光和怀疑腹中孩子的出处？也就在她孕育生命的时候，她那短命的公子爷适时去世了。我不相信别人说的是被她活活气死的。那位老爷要气死早死了，因为当年捉奸的时候就发生在他的家里他的床上，而他则躲在楼下的书房里一直不照面。想来是心知肚明的。

　　杨太太是独自一人抚养这个所谓的遗腹子的，孩子长大了简直是活脱脱一个孙社长的翻版，想赖帐都不行。她依旧住在孙社长的对面。不过当年的孙社长已经被贬为孙编辑了。原本孙编辑是没资格住这代表地位的小洋楼的，怎奈人家政治级别低而军事级别高，就凭十几岁闹革命的资历，别人也奈他无何。于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就这样诞生了。情妇与情夫隔门而望却鲜有言辞。情夫可见自己的骨血满地乱跑却不能听见他开口叫父。孙编辑我想是对杨太太矢志不渝的，怎奈他的原配竟也是个倔主，经历了夫君偷情，被捉，降职，孽种出世，情敌面对面，依然可以不屈不挠地死守家庭，既不公开表示支持，如希拉里，也不暗中倒戈，如王熙凤。虽然窝心，却窝囊着挨了后几十年，直至那小孽种都成人了她才撒手西去。

　　我从此不再相信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原本苦难一生的爱人，经历无数风雨，现在一应相干人等都做鸟兽状散了，应该有个大团圆了吧？否。那半个世纪的恋人直到现在都门对门地住着，互不叨扰。老头以前清醒的时候也许还无言地传达几个眼神，现在老头迷糊了，他们好象就再也没什么相干了。

　　想起来翻炒这个故事，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去食堂买大馍，正撞见不远处两个欢喜冤家聚头。那是傍晚时分，天际处一片绚烂云霞。老头还是摇晃着走，杨太迎面过来。我听到她如黄鹂般清脆的京片子招呼着往昔的爱人：“瞧呀，您的鼻子都流出来了，别感冒喽，让我给您擦擦吧。”说完，悉心用小手巾擦去老头儿都快流进嘴里的稀鼻涕。老头傻笑着，也许早已不记得眼前的女人曾和自己相傍缠绵过，既不说谢，也不见当年柔情万种的眼神。正当老头继续迈步的时候，杨太太温柔地拉住他的胳膊，又说：“您的鞋带儿散了，别绊着自己。等等，我给您系上。”语毕，俯身蹲下，并挽起缀在耳边的一缕发丝随手缠在脑后，以免挡住她的视线。老头困惑地低头看腿边的女人，突然间，似曾相识的眼神在他眼里迸射出清晰的光芒，一点心疼，一点内疚，一点期待。只片刻瞬间。那女人并不曾看见。我看见了，也看见了当年那一抹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