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马太·阿若德在他的教学中所说的基督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他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的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不许通奸"，但是基督说："我想说的是，无论谁，当他满脑子欲望去偷窥一个妇女时，事实上已构成了强奸罪。"

同理，孔子时代的道德家认为这才是孝，即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材挑水，将家里最好的事物留给父母。但孔子不以为然："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仅体现在履行对父母的义务，更是体现在以什么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什么是难的？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履行才是最难的（色难）。我将最后说的是，孔子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如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言，只是一个道德家，这是通过教义中的这种力量，将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

我将以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作为对孔子教法的进一步解释。那些受外国报纸肯定的进步官员，他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甚至想去欧美，试图从彼岸寻找一些中国应采取什么改革的良药。但是非常不幸，不是这些进步官员推动的改革，而是改革如何被推行将拯救中国。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组织这些进步官员到欧美去研究宪法，也没法迫使他们呆在家里好好研究一下孔子。在中国，要防止目前的改革运动导致混乱、灾难与痛苦，就必须让当下这些官员真正领会孔子的教法，并且注意如何取代这种改革的东西。（z-69）

我将简要审视翟理斯博士《翟山笔记》中的另一篇论文是：《四个阶层》。

在一次招待会上，日本人末松男爵说，日本人将他们的国民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翟理斯博士对此说："将士翻译成士兵，这是不对的，那是后来的意思。"翟理斯博士进一步说，"士最早使用的含义是指相对于警察而言的百姓。"

但是，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士"字最早的用法，是指古代中国的绅士，正如现在欧洲那些穿着制服的--佩剑贵族一样。从那之后，军队里的官兵就被称为士卒。

古代中国的平民官僚阶级，都被称为"史"。平民官僚阶级的崛起，成为统治者，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废除的时候（公元前2世纪），此后打仗已不是士人的唯一职业了。从此，平民官僚阶级形成了与原先那种佩剑贵族不同的穿袍贵族。

武昌总督张之洞阁下曾求问于我，说外国领事属于文职，但为何穿制服时要佩剑。我回答道：因为他们是"士"。他们与中国古代那种平民官僚即吏不同，而是那种服役的士大夫，或者说是武士。总督阁下接受了我的说法，并于次日令武昌学堂的所有学生都换穿军服。（z-59-2）

由此，翟理斯博士提出中国的"士"到底是指平民还是指武士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未来中国到底是独立自主，还是受人管制，都取决于中国是否拥有强大且训练有素的军队，也取决于中国那些开明的统治阶级是否永远回归到"士"字的古代含义上去，即不做文者，而是肩负武器，能够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外敌入侵的武士。

中国学（一）

不久前，为了赶时髦，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一些文章的封面自称为"宿儒"，这导致了很多笑话。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当然是相当荒谬的。在整个中华帝国，可以肯定地说，还无一人还大声宣称他自己是宿儒。"宿"字在中国的意思为一个文人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但是，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欧洲人被称为是一个中国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传教士中间，高深的中国学正在艰辛地耕耘。"接着，它就罗列了一堆撰稿者的姓名，并说我们相信这些学者的所有研究都是可信与可靠的。（z-62）

现在，如果试图了解所谓的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高深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没有必要把德国人费希特在《文人》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被公认为大德国学家。事实上，他也仅仅是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翻译海涅诗歌的英国人而言。在他的社交圈内，他被捧为德国学家，但他自己决然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自称。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中，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一些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之后，就立即给予这个人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取一个名字到无关紧要，在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之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如果这令他高兴的话。

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被引导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新的阶段，中国研究者将不仅仅满足于字典编撰或这种简单工作，他们想写作专著，翻译中国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他们不仅非常理智与论据充分去评判它们，而且决定中国文学殿堂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接下来，我将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第一，考察一下历经上述变化的欧洲人，考察他们具备什么程度的中国知识；第二，以往的中国学家做了那些工作；第三，考察现今中国学的实际情况；最后，指出什么样的中国学应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俗话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伟大。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侏儒拥有位置上的优势，必将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因此，我们将站在我们的先人的肩膀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一番审查。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认为是炫耀。我们认为自己仅仅是利用了自身所处位置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