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何必非极顶

10多年前,在朋友家里的"派对"上,与严文井伉俪邂逅。记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们回家都感到困难,于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饮品小菜,热情地邀请大家换杯重开宴,客人们也且把窗外倾缸般的雨声权当伴奏的乐曲,更欢快地交谈起来。不知哪位说起了到峨嵋山旅游的事,同行的旅伴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攀上了金顶,又冒着寒气,苦苦守候在山巅,等待着佛光的出现,但是那回极顶的人们运气不佳,直到不得不撤离金顶时,也无缘见到那呈正圆形的虹彩--佛光出现,于是,叹着气下山,下山时有的人还互相嘱咐说:"回去有人问,咱们可别说没见着佛光呀!"这段闲话引出了一片笑声。笑声落下后,只听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登山向来不求极顶的。"我循声一望,讲这话的正是严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严文井已经出版过散文集《山寺暮》,并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写了许多童话,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9年后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门当过多年领导,于我而言,他是文坛老前辈,也是革命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幸与他谋面。记得1978年夏天,还正是报纸社论强调"两个凡是"的当口,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我的小说《班主任》的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冯牧、陈荒煤、朱寨等久闻大名的评论家,他们都对《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评价,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几个发言过后,主持会议的冯牧说:"请严文井同志发言。"我这才知道还有严老与会。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他没有更多地从理论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证,来肯定那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他的发言正仿佛引人登山揽胜,步步有景,树茂溪清,但适度而止,不做最后结论,没有极顶,却留给随登者丰沛的思考空间。后来我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创刊工作,也开了个会,拿出创刊号拟目征求意见,严老也到了会,他没做法长篇大套的发言,只是用手指点着目录上我那篇还没定稿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高兴地说:"好呀,爱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后来与严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触,感到他有一股与旧我旧框框旧道道彻底决裂的难得勇气,并知道他对新的文学潮流新的文学人物常有颇具力度的提携之举,但那大都并未形诸笔墨、公诸社会,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灵付出。

那个"派对"上严老不经意地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使我联想到对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时,迁入多年墙壁从不再加粉刷,我见到时几乎已呈灰黑色。后来迁入楼房,有颇大的客厅,很快也就显得旧敝,因为他一直养猫,纵容那猫咪在家具上磨爪嬉戏。他虽很早就谢了顶,但花甲过后气色依然红润,身体底子很好,却并不刻意养生求寿。有一回见到我笑嘻嘻地说:"我已成无齿之徒。"又一回我见他脖子上鼓出一个大包,还没说出劝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他倒先说:"更标致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绝对良性!"他一生写作大体都取边缘体裁、题材,写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阔恣肆的气象。

那个"派对"持续到后半夜雨仍很大,我们年轻些的都打算狂欢一宿,严老却表示他兴尽欲归,于是我们几个人举着雨伞去到街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把严老和他老伴送走后,继续喝酒聊天时,我还不住地自问:"登山何必非极顶?有人攀到巅峰自然应该为他祝贺,但自己能尽力并且尽兴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