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

老庄的无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寡欲、愚民、反智、不德。

前面说过,在老庄看来,社会动乱的原因是瞎折腾。为什么会瞎折腾呢?因为多欲望。欲望也无非两条,一是名,二是利。庄子说,过去一些名臣被杀,就因为好名;小国被灭,就因为好利(《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告诫人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岂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承担重任,充当智囊,追求功名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技巧越好,怪事越多(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总之,“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事情就越多,麻烦也就越大。

所以,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君临天下,那么,最正确的态度“莫若无为”(《庄子·在宥》)。展开来说,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什么叫“为无为”?为,就是追求。为无为,就是“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什么叫“事无事”?事,就是动作。事无事,就是“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什么叫“味无味”?一般都解释为吃没有味道的东西,喝白开水,但我认为可以把“味”理解为“成就感”。这样,才能与“为无为,事无事”连成一气。先有追求,这就是“为”;然后有动作,这就是“事”;最后有成就感,这就是“味”。味无味,就是“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这也就是虚、静、淡。“为无为”就是虚,“事无事”就是静,“味无味”就是淡。淡就没感觉,静就不折腾,虚就不存欲望。相反,有欲望就会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动作,有动作就会有成就,有成就当然就会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又会更有追求。因此,不但不能有追求,不能有动作,也不能有成就感。

这一招很厉害!一般人主张“无为”,顶多也就想到不要有追求,不要有动作。然而老子却直捣黄龙,将人类“有为”的深层原因连根拔起。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要做事,并不都为生存所迫,也并不都为名和利,也有不为这个的。那他为什么?为成就感。就算为名为利,也希望同时有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是人最大的“欲”,也是人最难以克服的“欲”。只有把这根儿都拔了,才能真正做到“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

问题是人不可能没有追求,没有动作,没有成就感。因此,老子使用他“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来了个“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告诉我们不妨“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结果还是有追求、有动作、有成就感。而且,按照他“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没有追求的追求,就是最高的追求;没有动作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没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话说,又还有什么遗憾?

这就是所谓“消极”了。不要以为消极就不好,消极并不是贬义词。实际上,消极与积极,要看人和事。有些人要积极,有些人要消极;有些事要积极,有些事要消极。比如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即不是规划干什么,而是规定不干什么。比方说,什么东西不能建,什么地方不能动,哪些水系要保留,哪些建筑要保护。红线图画出来,坚决执行,就可以保证子孙万代不受祸害。这就是“消极规划”。为什么是“消极”呢?因为好像什么都没规划。但这种“什么都没规划”的规划,才是最重要的规划。

同样,统治者或者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也是消极一点好。至少,决策要谨慎。最要不得的就是好大喜功大有作为:先是设计一个宏伟蓝图,然后大兴土木或者大动干戈,最后沾沾自喜。其结果,弄不好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伤筋动骨,祸国殃民。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们多欲而有为。宏伟蓝图就是“为有为”,大动干戈就是“事有事”,沾沾自喜就是“味有味”。纠正的办法,则是提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消极治国。比如西汉初年,一方面因为天下初定,民生凋敝,统治者不能不克制自己的欲望;另方面也因为他们推崇黄老,以道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于是便无欲以静,与民休息。结果是什么呢?是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所以,不要轻易否定“消极”二字。要知道,就连治病,也有“保守疗法”么!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科学还是不科学。积极是科学的,就积极;消极是科学的,就消极。比如某件事情可能有负面影响或者不良后果,就消极一点;某件事情能促进科学发展,就积极一点。总之,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当然,老子他们的“消极无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知道“科学发展观”。道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者“积极有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为”的背后往往是“多欲”。老子说,欲望这东西,是很害人的。比方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是变成瞎子;鼓乐齐鸣让人双耳失聪,最后是变成聋子;山珍海味让人口味败坏,最后是变成呆子;骑马打猎让人心花怒放,最后是变成疯子;奇珍异宝让人蠢蠢欲动,最后是变成贼子。欲望这东西,是不是很坏?更何况,上多欲则下多贼。所有人都欲壑难填,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天下非乱不可。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呢?

也只有两个字:寡欲。

首先是统治者要寡欲。《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会潜移默化(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会走上正轨(我好静,而民自正);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会逐渐富裕(我无事,而民自富);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会善良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自己“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百姓就不会浮躁,不会动乱,不会多欲。这就叫“无为而治”。

为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三不原则”,即不要选贤任能,不要器重宝物,不要展示欲望,原文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不尚贤,就是不推崇有德有才。因为一旦推崇,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争着做这样的人。这就有了欲望,也有了竞争。为了寡欲,为了不争,就只好连“德才兼备”这样公认的贤良之士,也不推崇。不贵难得之货,就是不把那些珍禽异兽、奇珍异宝当回事。因为你宝贝它们,别人就会想着来偷。如果把它们看得一文不值,谁又会盗窃呢?不见可欲,就是不炫耀那些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这里的“见”,读如“现”,意思也是显示、显现、表现。看来,老子也很清楚,欲望这东西,其实是人人都有的。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所以,千万别去提醒贼。谁会提醒呢?说到底多半还是自己。自己有了好东西,生怕人家不知道,到处炫耀,可不就把贼引来了?相反,如果统治者自己不去勾引诱惑,老百姓就不会蠢蠢欲动。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总之,作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一定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只要统治者自己清心寡欲,不瞎折腾,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这就叫“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

问题是欲望这东西,也就顶多能克制,不能消灭,也未必应该消灭。比方说你可以不要物欲、权欲,总不能不要求知欲吧?但是,如果保留某些欲望,那就什么欲望也都消灭不了。因此,为了消灭某些欲望,只好不管合理不合理,统统消灭,包括求知欲。

于是,寡欲的结果必然是愚民,愚民的结果也必然是反智。

愚民,是道家政治思想的重要一环。就在前面说过的“三不原则”后面,老子紧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简化人民的思想(虚其心),填饱他们的肚子(实其腹);削弱人民的志向(弱其志),强壮他们的身体(强其骨);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常使民无知无欲),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也就是说,肉体生存是必须保证的,物质需求也是必须满足的,精神生活就免谈,思想文化更是要不得。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哈!这岂不是喂猪喂狗、养马养牛吗?《老子》一书,基本上是韵文。所以,我也把这个观点总结为一句押韵的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也是不推崇贤良(不尚贤),不使用能人(不使能),统治者就像树上的叶子,老百姓就像地上的麋鹿,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说得好听,大约也可以叫做“回归自然”。这可是儒家和墨家不赞成的。想想墨子怎么说?墨子认为不能“天下大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孟子又怎么说?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儒墨两家都反对把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这也正是他们与道家的分歧。

那么,道家为什么要把人民变成动物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太平盛世”,就应该是浑浑噩噩的。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五十八章》)也就是说,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可见为了做到混沌一片,不但要愚民,还要愚君,而且首先要愚君。

这一点,也很明确。老子说,从古至今,善于奉行“道”的(古之善为道者),都不用“道”来开发民智(非以明民),而是用来愚民(将以愚之)。因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因为老百姓懂得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要愚君,就得反智。如果一个君主雄才大略,聪明绝顶,还要把这聪明用来治国,那他就是一个“国贼”。相反,如果他傻乎乎的,或者装聋作哑,甚至装疯卖傻,那就是天下和国家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统治者心明眼亮,老百姓不也跟着聪明伶俐起来?所以,就算装,你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

由此可见,道家的愚君,归根结底是为了愚民。为了愚民,又不惜反智。这正是后世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后世的政策,是只愚民不愚君。他们也不愚官,反倒要求官员饱读诗书。这就不好把账都算到道家头上了。要知道,道家的观点,是民也愚,官也愚,臣也愚,君也愚,最好上上下下都是一群糊涂虫。

都是一群糊涂虫又怎么样呢?就“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了。这就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因此,道家不但反智,还要反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子贡途经汉阴,看见一位老人在浇菜园。这老人挖了一条隧道进入井中(凿隧而入井),用水瓮装了水,再抱着装满水的瓮从隧道里出来,去浇菜园子(抱瓮而出灌)。子贡说,先生这不也太费事了吗?为什么不用水车呢?用水车,事半功倍呀!老人的脸一下子就变了,然后冷笑一声说:一个人,如果用了投机取巧的器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用心(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你以为我是不知道有水车呀?我是不屑于用(羞而不为也)!哈!幸亏庄子没有生活在今天。他要是生活在今天,看见我们的这些电脑呀手机呀,还不得气晕过去!

庄子的这个思想值得注意,它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反对科技文明”就可以打发的,其中有很深刻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比方说,科技文明果真就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在科技进步的背后,就没有人类付出代价吗?浇园老人说得对,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就心性不纯(纯白不备);心性不纯,就心神不宁(神生不定);心神不宁,就无法与道同一(道之所不载)。结果,我们原本要追求的幸福,可能就反倒没有了。

没错,人类不能没有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至少,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也更安全和舒适。但是,为了这些方便、快捷、效率、安全和舒适,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比方说,自从有了复印机,许多学生就不会记笔记了;自从有了照相机,许多画家就不会画写生了。有个段子说,现在的人为什么“言而无信”?答案是因为有电话。又有人说现在的人为什么不会写情书?答案是因为有短信。电话好不好?好。当时就能对话,不用望穿秋水么!可视电话就更好,不但能听到声音,还能看见样子。但是,好不容易才收到一封书信的那种欣喜若狂,没有了。捧在手里反复阅读的那份感觉,也没有了。当然,短信也可以保存,也可以拿出来反复看。可是,现在的短信,比得上当年的情书吗?没错,你也可以把短信写得精彩一些,漂亮一些,问题是,现在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还有那份心境吗?当我们坐在飞机上,像一件特快专递的包裹被运送时,还有“细雨骑驴出剑门”的情趣吗?微波炉热就的方便食品里面,能够有妈妈的味道吗?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当一切都变得方便、快捷、有效率时,我们还会觉得珍贵吗?

可见,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得也就有失。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有了进步,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享受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好处,一边抱怨它的不足。毕竟,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办我们的一切,更不能包办我们的幸福。幸福不是科学的话题,也不是科学的任务。在自然科学之外还必须有人文学科,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之所以主张反智,主张愚民,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类要想幸福,就必须“人如赤子,民如野鹿”。也就是说,社会,最好回到原始状态;个人,最好回到婴儿状态。社会的原始状态,就是人的婴儿状态。你看婴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一点顾忌都没有,多好?所以,一个人,没心没肺,就最快乐。只要没心没肺,就能过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就是老庄的反智和愚民。而且,按照老子和庄子的思路,愚民的结果是愚君,愚君的结果是反智,反智的结果是反文明。既然是反文明,那就不但要反科技、反知识、反智慧,还得要反对一样东西。反什么?反道德。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也是将知识智慧和仁义道德放在一起,来加以反对的。《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段话,可谓“三绝三弃”。其中,“绝圣弃智”就是不要圣贤,“绝仁弃义”就是不要道德,“绝巧弃利”就是不要功利。利也不要,德也不要,圣贤也不要。儒家和墨家当作宝贝的,道家都不要。而且,在老子他们看来,只有把儒墨两家视为宝贝的东西都消灭得干干净净,天下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幸福。

老子不要的,庄子也不要。不但不要,还要讽刺。庄子说,仁义道德是什么?是盗贼也有的东西。在《胠箧》篇,庄子借当时一位江洋大盗的口说:准确地猜出室内收藏的东西,这就是圣明(妄意室中之藏,圣也);行窃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这就是勇敢(入先,勇也);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出走,这就是义气(出后,义也);知道能不能得手,这就是巧智(知可否,智也);坐地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这就是仁爱(分均,仁也)。庄子说,这个强盗遵循的,哪一条不是儒家的道德,哪一条不来自所谓圣人的教导?看来,没有“圣人之道”,好人固然无法立身,强盗同样也不能成功。显然,圣人之道也好,仁义道德也好,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因此,庄子得出结论──“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仁义道德,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与儒家、墨家都翻脸。但这是道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道家为什么叫道家,也关系到道家的“道”究竟是什么。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