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两天。除了晴天霹雳，还是晴天霹雳；除了无法置信，还是无法置信；除了痛哭流涕，还是痛哭流涕；除了惊慌失措，还是惊慌失措。

Day1 2010.10.22（五）

今天是她去上海拍戏的第五天。前四天晚上她都打电话跟我哭诉，抱怨一个人很害怕，我还一直鼓励她：“我也很期待这部戏呢。”昨天，她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附上她受伤的剧照，她想吓我一下，开玩笑地说：“很逼真吧！”

今天下午3点41分，我在上班，收到她的短信：“Hi（你好）！我现在要拍爆破的戏了！很恐怖！我还要往前扑！整个就是动作片！现场都是汽油跟火！杰森史塔克在我眼里已经是Nothing（不算什么）！记得我爱你！”

我没有即刻看到这条短信，看到时也没有想太多，她大概是像昨天一样又想吓我一下，或是夸张了一点讨个关心吧？脑中仅闪过一秒钟，奇怪，不是音乐剧吗，为何要拍爆破戏？

随即我被工作占据，没有打电话给她，也没有回短信，当时我正在跟同事讨论公事，我们在全面检讨高温装置的安全性问题。我们所采用的电热煤油机可能有火灾的风险，这种发热装置，如果一不小心使高温的热煤油溢出来，很容易酿成火灾。我正忙着跟同事要采购合约，想了解一下如果电热煤油机酿成事故时，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如何。

4点多，来电显示是Ella。我看着电话呆了一下，心想：Ella刚刚两三点左右才跟我联络了啊？！她们三人要去大陆会合商演，我请Ella帮我带东西给她，Ella刚刚才告诉我已经拿到了，还叫我放心，她使命必达。Ella不是准备上飞机了吗，又打给我干吗？

电话一接起来，Ella说：“哥！老婆拍爆破戏受伤了，我现在只知道这样，我用短信传她助理电话给你！”电话中我好像没有回什么话，脑袋一片空白，过两秒钟回了神，心想：刚刚她的短信有提到爆破戏，天啊，难道是真的？我的心脏好像停了几秒钟。马上照着短信上的电话打过去，不通，再拨，不通，再拨，还是不通；我打电话给华研的经纪人（昵称阿嬷），不通，再拨，不通，再拨，还是不通。

我找电话簿中所有华研同事的电话，一个一个地打，打通了，她一个台湾的贴身助理接了电话：“阿中，她受伤了，好像是烧伤，现在不知道详情，因为Nana的大陆贴身助理都没接电话。不要急，我们知道消息会第一时间跟你说。”我没听完就大喊：“怎么没接电话？怎么受伤的？什么伤？严不严重？有没有急救？要急救啊！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想问有没有“冲、脱、泡、盖、送”，但当时，我嘴巴打结脑子也打结，就是说不出来这五个字。

电话放下我知道完了，听Ella及助理的口气，是真的，我脑中又一片空白，全身起鸡皮疙瘩。过了一会儿助理再打来，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任爸及阿嬷、青姐（华研宣传主管）要搭下一班飞机过去，我们试着订一下晚上7点的班机……”我马上说：“我也去，帮我订同一班，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机场，我有签证，说走就可以走！”

我心想：“完了！是真的，如果不严重，助理应该会跟我说不严重；助理没有跟我说不严重，难道很严重，任爸都要飞过去了……”

我马上去找老板小郭（以下小郭、小王、小白、小玉，行善却不愿具名，只好以化名代表）说我要请假，她一听呆了一下，还开玩笑问我，想要去哪里偷懒啊？我尽力冷静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Selina在上海拍爆破戏受伤了……”话还没说完，我就哭了。小郭一看不对，马上说：“快去！快去！”

我跑回我的位子，极力镇静，心里盘算着，我身上有没有钱、要不要带电脑、台胞证及旅行证件在哪里、有几件工作要签名还没签完……脑中混乱一片，又打电话给其助理：“到底严不严重？有没有急救？问哪个贴身助理啊？”

助理说：“不知道，只知道电话背景声音很混乱！我一有任何消息就立刻告诉你！”小郭追过来说：“你还杵在这里干什么？你可以找某人，某人跟医生有关系，某人熟上海。你现在很混乱，千万不要自己开车！”我收好东西就往电梯口冲，满口答应小郭：“好好好！”

我心想：出租车怎么可能开得比我快！我还得冲回去拿台胞证啊！同时，又想到一个朋友小王，他在海峡两岸都有事业，上海也熟，电话接通我只来得及说了个“喂”，电梯就来了，只好先把他的电话草草挂掉，冲进电梯，这个时候大约是下午4点半。

我开着车子从停车场冲出来，下午4点39分，台北市居然塞车，竟然还下雨，使得塞车更严重了。我坐在车上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看着前方的车阵干瞪眼。小王回拨给我不通，发短信来请我快回电，小王大概被我的语气吓到了吧。我理了一下情绪，回拨给小王，试着镇定地把话讲完：“Selina在上海拍爆破戏受伤了，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协助，我搞清楚再跟你说。”小王也傻住，当下也吞吞吐吐不知道要说什么。

然后我打了电话给我父亲，应该先跟我父母说一声，免得他们看到新闻吓死。我父亲长年在海峡两岸奔波，累积了不少人脉，应该可以给我很多建议。电话一接通，我说：“你先深呼吸一下，冷静，Selina在上海拍爆破戏受伤了……”我父亲突然拉高声量：“什么？！什么？！什么？！怎么会这样，严不严重？”

我说：“我现在去赶晚上7点的飞机，我不知道详情，你委婉地跟妈妈说一声，想一想可以帮我什么忙，保持联络！”我开着车子在台北市狂飙，很怕因红灯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我就开始乱想，开始流泪。冲回家里，急得满头大汗，抓了几件衣服，找好久才找到旅行证件及台胞证，赶快把下周一要用的文件签一签（周一我可能回不来），居然才5点出头。

冲下楼，把文件交代给管理员，竟然整整三分钟拦不到车。终于，上了一辆出租车，助理告诉我现在人已经送医院了，我又鬼叫：“怎么拖这么久？有急救吗？有用对方法吗？”助理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任妈的短信开始一通接着一通地来，她哭着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强忍着泪水说：“我会跟任爸会合一起去，您放心，我会用尽一切力量与一切资源，把萱萱安全带回来！”

同时，助理传短信来：“背部灼伤，40%。”我心想：40%是什么意思？只伤到背，还好吧？伤到背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不算太严重？同一时间再把短信转给任爸及任妈。出租车上，我看着窗外，想着她被烧到背是什么画面，想着她这么单纯善良，为什么？她没有做错事，不应该有报应吧？是我做错事了吗？若是我的错，我们又没有结婚，为什么是让她受罪？我想着想着，发呆了，看着窗外的小雨，我泪流不止。

我到机场时不到5点半，显然我是第一个到的，check-in（安检）完毕，还要等一个半小时。一个人站在机场，一下流泪，一下冷静，走过来走过去，一直问自己，我对医学一窍不通，我有什么用，能做什么？发现我竟然没有熟识的医生朋友！小郭提醒我找以前的一个同事，她投资海峡两岸的医学美容，认识一些医生，试着冷静地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及需要什么帮助，她可以联络一个整形医生以及让她在上海的医生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听了初步判断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他们帮不上忙。

华研的同事打来电话，说刚刚送到上海瑞金医院；我父亲也打来电话，我请他立刻去打听上海瑞金医院怎么样。除了我父亲跟小郭、小王，我趁着这空当打了电话给小白及小玉。这两人跟我的交情都够，小白的人脉很广，应该可以打听到医学方面的消息；小玉在上海生活六年，才返台不久，上海状况他很清楚。两人一接到我的电话，刚开始都是笑眯眯地问我周五晚上要去哪里啊？听我说完，两人口气大变，我可以感受到电话那头的惊吓。两人开始打听，事情在我朋友间传开，我的电话开始不停地响，不停地有短信涌入。这样不是办法，我没有时间跟力气应付太多人，我需要熟悉上海和台湾两地的人，了解烧烫伤的人，如果要返台能帮上忙的人，小郭、小王、小白、小玉四个人加起来应该够了，我只锁定这四人及我父亲联络。

任爸到了。任爸一如往常，声音洪亮精神饱满，不过，我看得出来他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担忧。任爸不停地安慰我，叫我冷静，说他会看面相，萱萱吉人自有天相，没事，只烧到背，皮肉伤罢了。阿嬷与青姐又隔了一会儿也到了，两人面色凝重，沉默不语。这时小王回传短信给我，告诉我瑞金医院很OK，他也是去那家；小白、小玉也打听了上海医院情形，回复瑞金治疗烧烫伤很有名；我爸爸也打电话来，告诉我：“听说瑞金医院不错！”

接下来，我们静静地上了飞机，飞了一个半小时，8点半抵达上海，华研联络车子来接。一路上，我们四个人几乎没有讲话，可能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吧。一路上，我就是一下子忍不住哭泣、一下子保持冷静，哭着想：怎么会这样？会不会很严重？会毁容吗？会死掉吗？

哭完擦擦眼泪，冷静地想：如果很严重，我能做什么？等一下到了上海，我会遇到什么？我突然想起今晚本来要去参加婚礼，今晚是好友林志鸿（林志玲兄）的婚礼。他本来邀我当伴郎，我满口答应。婚礼前一两周我父亲说我近期内要结婚（原定于2011年4月1日），当人家伴郎会冲喜，一定要婉拒，临时害得他措手不及，念了我好久。前两天他还特别跟我确认我会不会出席婚礼，我记得我说：“一定会！我再放你‘鸽子’，你恐怕再也不理我了！”结果，我又放了他“鸽子”。不过，他明天看到新闻应该就会谅解了吧，我传了一个简短的短信：“临时有要事，无法参加，抱歉！”

补记：写到这里，时间是2011年3月初，我们原定于2011年4月1日的婚礼，因为她的身体恢复不了那么快，已无限期延迟。有一种说法是当伴郎不要超过三次，否则会结不了婚。我很早就当过两次伴郎了，为求心安，对于接下来的伴郎（第三次）邀请我都是左闪右躲，在我自己婚期决定后，林志鸿的邀约我就爽快答应了。一切就是这么诡异，虽然我这么小心，这么宁可信其有，甚至听父亲的话推掉了邀约，但在既定原本要当伴郎的日子，就这么倒霉，这么低的概率，发生了我婚礼无法如期举行的事情。

2011年4月，我一口气答应了两个5月的伴郎邀约，突然间，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了，或者我也好奇我还能多倒霉。我想：把握当下比较重要，现在，能帮忙于两个好友，比起闪东闪西、闪说法、闪不知的将来，重要得多吧！

晚上快要10点，我们抵达上海瑞金医院。到了医院门口，华研同仁出来请我们在车上等一下，有几家媒体知道了，堵住医院入口，他们帮我们安排其他入口。

我想：都什么时候了，哪有空管媒体，媒体不重要吧？公开场合爆炸，Selina受伤有多少人看到，纸里包不住火，消息出来只是迟早的事啊！

随着华研同仁的引导，我们几个人以及华研董事长在上海的朋友林董事长一起挤进了灼伤中心张主任的办公室。简单几句寒暄与介绍后，张主任告诉我们，烧伤是严重的，总面积超过50%，双腿最严重，脸还好。暂时，命是保住了。任爸听闻没有影响到器官、生理功能等，便开始安慰大家，好险，重要部位都没有影响，非常感恩。

我听完大吃一惊，心想：任爸，您的期待也太低了吧？哪里是只有背，天啊，太严重了！眼泪开始不争气地流，好像整间办公室也只有我一个人不争气地流泪。大家关心其他细节，其实我也一直很想听张主任解释烧烫伤，但我只记得他说了“急救、清创、植皮、复健”“面积太大很难植”“清创与植皮是相对概念”等等，其他时间一直在恍神。

印象中，张主任显得非常有自信，因为瑞金医院治疗烧烫伤是有名的。他告诉我们，他们每天要门诊三百位病人，经验丰富，各式各样的烧伤都见过了。又说，中国台湾这方面也很先进，将来建议我们送回台湾，这样照顾起来也方便。不过，一切由家属决定，现在留在这里也可以，送回台湾也可以。还说，清创越深越安全，但将来复原越难，他一般都以生命安全最重要为前提。不过对这样的病人来说，他会特别小心，所以他压力也很大。大家听了都放心不少，张主任的说明让我们对他很信任、放心。我们提出想去看Selina，张主任不建议，因为人才刚刚救回来，还在感染高峰期，要密切监控观察，她才受惊吓，怕情绪波动影响其各项生理指数。不过，张主任答应会转达我们都来了。

我待在那个空间快要窒息，跑出办公室，手机一直响，接了通电话是媒体朋友，没心情说什么匆匆挂掉。同时，有个女孩站在门口呆若木鸡，她是Selina的贴身助理之一，小瑜。

小瑜跟我说了一下事发经过，大致上是本来应该依序爆炸的五个爆点，不知为何同时爆炸，而Selina跟俞灏明站在第五个爆点旁边，正要准备跑，就被炸了出来，小瑜自己站在数十米外，也被爆炸威力扫到。现场很乱，没有水，就用灭火器喷。

先送松江医院，小瑜陪她光脚走去松江医院急诊室的厕所用水冲身体；后来救护车来了，改送瑞金医院。送医途中，小瑜一直跟她说话，怕她昏过去。小瑜跟我说，她告诉小瑜叫我一定要来，还叫小瑜拍下她的受伤照片，小瑜不敢拍，但她坚持。俞灏明的情况不清楚，但小瑜听说他可能有吸入性呛伤。我其实当下是无法专注的，也不大敢听的，但还是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听了一下。

小瑜突然哭着对我鞠九十度躬，嘴里连说了七八次对不起，我试图扶她起来，发现她的身体整个是僵硬的，扶了好久才扶起来。一行人准备离开张主任办公室时，我抓了一个任爸要签文件的空当跑进去。办公室里只有我跟任爸，没有别人，我拉下脸跪了下去：“张主任，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懂医学，我只会求你，求你救救她！”那一剎那，我第一次懂了无助的意思，第一次体会到电视、电影里常常有的家属跪求医生的情境。临走前，张主任特地留了他的手机号码给我们，交代不管多晚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打给他。

离开医院时约11点，林董事长安排我们先到他的饭店休息。总算见到医生，听到医生说的话，大家心里应该稍微放心一点点了吧。进了饭店，坐在房间里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任爸忙着跟任妈打电话，任妈好像吵着要来，任爸说：“现在情况不明朗，来了也没用，来了不就是我们夫妻俩抱头痛哭而已？瑞金医院的医生很好，如果确定在这里长期抗战，再过来吧！”

阿嬷同青姐忙着跟华研董事长、总经理联系汇报，华研在大陆的戏剧主管也来了。林董事长的朋友，一位姓王的律师也来了。王律师忙着安慰我们，并告诉我们上海瑞金医院真的是治疗烧烫伤数一数二的好医院，在这里治疗可以放心。

林董事长一直对我进行心理“建设”，要我有心理准备，她的双腿一定烧到焦黑了，我没有勇气问他这是张主任说的，还是烧伤常识。我只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走过来又走过去，思考着我能做什么。我让阿嬷看她出事前发给我的短信，我跟阿嬷说我没有回……我们两个抱头痛哭，但我们不能哭得太久，因为阿嬷还有好多事情要联络。

趁着一个空当，任爸突然跟我说：“阿中，你刚刚也听到医生说的了，现在的萱萱已经不是以前的萱萱，跟你当初订婚的萱萱不一样了。任爸很感激你陪着过来，将来不管你有什么决定，任爸都觉得是对的。你放心，任爸硬朗得很，照顾爷爷之外再照顾女儿，没有问题！”我当下吃了一惊，都什么时候了，您跟我说这些，记忆中我没有心力回话：一方面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另一方面我正忙着跟小白、小玉短信交流。因为，一下子感觉没有上海地缘的问题了，没有再找好医生的问题了，也没有送回台湾的问题了，我请小白跟小玉协助打听如何是正确的下一步。

同时，消息也传开了，我收到很多关心祝福。小郭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一直发《圣经》的祷告文给我。在那个脆弱的时间点，任何一个关怀与加油，都会让我不停地拭泪。

Day2 2010.10.23（六）

凌晨，大家决定一早再去医院，能睡的人先休息一下。任爸是最坚强的一个，先去洗澡。我瘫在沙发上笑着跟青姐说：“好啦，现在就可以先结婚啦，反正她不知道要休息多久。”我记得青姐脸部僵硬，连苦笑都挤不出来。阿嬷在忙着跟中国台湾大学（以下简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通电话，杨医生是华研董事长介绍的医生，阿嬷吵醒张主任，跟他问了一些她血压、呼吸、心跳等等数据并转达给了杨医生，这位医生的结论是她能动，建议尽快送回来，可以不必专机，但要有一定空间。这时任爸洗完澡出来，显然他也睡不着，听到中国“台大”杨医生的建议，我们四个人呆住了，应该送回台湾才对吗？我们又慌了。

我一直想，到底怎么做对现在的救命及将来的美观才是最正确的？我自己不懂，仅能从医生及朋友的话中判断，其实是很不踏实的感觉。不管了，先准备送回台湾的手续再说，如果要送可以马上送，明早再跟张主任讨论确认。任爸之前有搭SOS（紧急救助）专机经验，他记得申请SOS没那么快，他与阿嬷开始打电话回台湾，联络保险公司跟申请SOS专机，这个时候大约快凌晨2点。我也慌了，我能做什么？

我打电话吵醒小郭跟小王。我们同事之前有安排专机从大陆返台就医的经验，请小郭帮我问“长荣”跟“华航”有没有可能我们临时买几个位子，拆掉座椅放下病床，小郭满口答应马上联络。我也问小王：“你们的私人飞机可否待命？如果SOS来不及的话飞机借我，而且还必须拆座椅放病床。”我语带哽咽地低声拜托，小王没等我的话讲完就连说了好几次：“没有问题，全力帮忙！”我挂上电话，泪流满面。

凌晨3点多，大家逼自己去睡觉。我简单梳洗，冲澡时脑袋一片空白，一回神又哭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她现在状况怎么样呢？痛吗？烧成什么样子？试着安慰自己不要乱想，只去想：瑞金治疗烧烫伤是最好的医院……可还怎么也睡不着，印象中最后一次看表是凌晨5点半。

早上7点多做梦惊醒，我梦到她身上有一点点受伤，她拉着裙摆在我面前跳来跳去，说：“你看！没事啦！小伤而已！”她还拍打伤口证明给我看。我心想，完了！一定很严重！梦里的都是相反的……再醒过来是因任爸叫我，上午8点多了，我们准备出发。

往医院的路上，大家仍沉默不语，我收了几通短信，知道小郭帮我联络好了，跟“长荣”或“华航”要几个飞机位置应该没问题。再见到张主任，阿嬷关心病房的隔离问题，担心媒体可能会混进去，询问我们可否派人守在病房门口。张主任说因为她的身份，已经把病房做隔离了，六个人的病房，与对面三张床中间拉了一块布幔，旁边两床也特地为她清空；他也强调了这边滴水不漏，很多名人都来过瑞金，没有发生过媒体混进来的情形。

我心里闪过一些疑问，不是因为高感染，所以连搬动都有风险吗？既然感染风险这么高，这样隔离好吗？台媒、港媒都来了，真不会有混进来吗？阿嬷再次委婉提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有返台治疗的建议，张主任没有反对，但仍然重复着他的自信，我们又随着他的自信而放心了一点，既然张主任的医术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一动不如一静。任爸说，我们来想办法克服在上海长期照顾的问题。

这个时候，小白短信发来一堆信息，他帮我找到中国台湾长庚医院（以下简称“长庚”）杨瑞永医生的联络方式，杨医生现在在开国际医学研讨会，但可以接电话，小白说他是台湾治疗烧烫伤的权威。我提了一下“长庚”的杨瑞永医生，张主任马上说认识，好几个场合上碰过。我顺着提出，那么也问问“长庚”杨医生的意见，张主任欣然接受，说也可以跟老朋友讲讲话。阿嬷马上拨过去，跟杨瑞永医生寒暄了一下后，让张主任跟杨医生讲。两人交换意见许久，但我听不出来有什么结论，张主任再次强调怎么处置完全尊重家属。

临走前，阿嬷拿出一包林董事长临时热心准备的红包，才从口袋掏出来，话都还没说一句，张主任就坚决拒收，一直笑着叫我们放心，告诉我们救人是他的工作。一行人离开办公室后，阿嬷给我使个眼色，把红包拿给我，我独自偷偷地返回张主任办公室，手拿着红包，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双腿就要软了。张主任紧握我的手，还不等我开口就说：“你仔细想一想，我若真收这红包，你不但给我不必要的压力，而且，你应该会更担心！”语毕，他送我出办公室，红包仍紧握在我手中。

出来到电梯口，人变多了，好像有保安、华研的人跟剧组的人吧。两男一女在跟任爸讲话，距离我约五米，他们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小孩，我看见任爸轻拍他们的肩膀。过了不久，他们三人向我走过来，旁边的人小声告诉我，最左边的是导演，另外一男一女是电视台的人。这一男一女小声地跟我说很抱歉，我又不争气地流泪，实在不想看到他们，我没有任爸的风度，一边把脸向右扭去，一边用左手轻轻把他们三人拨开。下了电梯出了门口，媒体冲过来噼里啪啦地问了一大堆，只记得记者大喊：“任爸！我们是台湾媒体！”保安死命地挡，我们坐上车，花了一些力气才离去。

早上还没办法check-in（入住）酒店，华研先安排我们去一个酒店式公寓休息。在大厅等待时，任爸、阿嬷、青姐与我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要说什么。任爸突然对我说：“阿中，我看你先回台湾吧，在这里你也帮不上忙，你还要上班，不要影响到工作。如果要在上海长期照顾，我叫你任妈过来。”我一听，又哭了：“可是我有用处，我可以帮忙找医生啊，还可以帮忙找飞机啊。”任爸突然转过头去，小声说：“好好好！”任爸好像有点哽咽。

我们要了两个房间，一间让我跟任爸休息，一间让华研人员联络事情，我待不住，就跑去华研那一间房间，问问现在怎么办，这个时候，华研总经理也到了。没有人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留在上海还是送回台湾，谁敢担这个责任？没有人敢强力主张任何事情。阿嬷又打电话给“长庚”杨医生，告诉他她的数据，想再听杨医生的建议。我同时再发短信给小白、小玉，请他们确认“长庚”杨医生是不是中国台湾治疗烧烫伤最厉害的医生。我父亲也打来电话，我也请他帮忙打听一样的事情。没隔多久，小白、小玉以及我父亲都给了同样的答案。

我听得出来阿嬷电话讲了非常久，但听不到重点，毕竟杨医生没有亲眼见到，感觉上总有点像隔靴搔痒，而且，我相信这还涉及海峡两岸医界相互尊重的礼数问题。我突发奇想，要阿嬷跟杨医生直接开口，既然他跟张主任也熟，请他飞过来看，给我们第二个意见，有助于我们正确决定。阿嬷呆了一下：“有可能吗？”我说：“今天是礼拜六，放假，不问不知道，你直接问问看看，同时，我立刻请小白通过他的关系帮忙！”隔了一会儿，阿嬷再打给杨医生，他竟然答应了，马上从研讨会离开，但他的旅行证件过期正送去旅行社申请换发，又遇上周六休假，所以还特地请杨太太去协调处理，配合航班，最快是傍晚6点到上海，他会直接先去医院看看。我们的士气为之一振！

中午，我们转去饭店check-in，听到杨瑞永医生要来，大家的心情都轻松了一些，一时好像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在前往饭店的路上，阿嬷再度跟SOS专机联络，小郭、小王都关心是否该准备飞机，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需不需要。进了房间，剩我一个人，接了一通我妹妹的电话，问起Selina的情况，我只说得出很严重，然后又哭了，请我妹妹跟我妈关心一下任妈，其他的事情她们也帮不上忙。回了一个任家好友的短信，现在关心我没有用，我拜托他这两天去任家陪任妈。一个人在房间，要等到晚上见到杨医生，起码要到9点或10点吧，我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不需要保持理性思考。

我连忙上网，想看看关于这个事件的新闻，原来新闻早已经很大，网上各种小道消息充斥。我看了媒体报道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后，气得在房间摔东西，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情绪找不到出口，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下午3点多吧，小郭又用短信发了好多《圣经》的祷告文给我。我觉得我就快要崩溃了，我打电话给小郭，歇斯底里地哭喊：“拜托你明天去教会时帮我祷告，我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祷告。你能想象吗？她的腿是黑的，都烧掉了……”我不记得小郭跟我说了什么，但有印象我跪在地上痛哭，连电话什么时候挂掉的都不知道。

哭完好累，又在房间里继续走来走去，小白打电话来问我请杨医生的结果如何，说他可以现在飞过来，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我跟他说杨医生飞过来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其他事情来了也帮不上忙。小白问我她的伤势到底如何，我忍不住又崩溃，大哭一次：“她的腿都烧掉了。”我记得小白听到我歇斯底里，也慌了，一直跟我说：“放心！现在医学很先进的，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他不停地重复“一定会好的”这句话。林志鸿传短信来关心，他大概看到新闻了，他应该能谅解了；林志玲传了好几个短信来加油，她也曾在拍戏时受伤，她应该能完全感同身受。

我就这样在房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下午，走得头好痛。傍晚6点左右，任爸打给我电话叫我过去聊天，林董事长也在，因为任爸猜测我也睡不着。我连忙过去，想请林董事长帮我张罗头痛药。任爸感叹：“我夫妻俩一生待人谦和，不知道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说：“如果当初我反对拍这部戏就好了，我曾经觉得机会永远会一直来的，不是一定要接，如果我强烈反对，她不会接的。”任爸说：“不能这样说，如果是劫数，在哪里都跑不掉！你们或许太好、太顺利了，我之前就很担心事情太顺利！”

任爸又说：“我怎么看我女儿的面相都不应该是这样，这可能是个转折点，长远看未必不好，我对我女儿有信心，这也未必会影响她的演艺事业！”我说：“我也曾担心一切太顺利，之前还跟华研提过要不要制造一些我的负面新闻啊？这样吧，趁着休养的时间，利用时间准备结婚吧！”

任爸回我：“好啊，顺便生一个小孩，女人有了小孩，生活有另一个重心，这个打击对她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林董事长坚持我俩应该跟他去吃点东西，我因为头痛没去，但答应他们会回房间叫东西吃。

我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近10点，杨瑞永医生去医院看过后到饭店来了。杨医生相较于张主任，不是个自信满满的人，但看他的气质跟谈吐，是一个温和、保守、敦厚的人。在那个无助的时候，在那个不熟悉的环境，光听到他的口音就觉得熟悉与亲切一些。他很肯定张主任，简单地跟我们解释一下海峡两岸关于治疗烧烫伤医学的不同（譬如海峡两岸急救方法完全不同，大陆禁止家属探视，怕病人情绪波动；台湾却欢迎家属探视，可以鼓励病人），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她的伤势。杨医生还告诉我们，她的意识很清楚，她知道我们都来了，但她很痛，所以没有力气多说话。

大家讨论了很久，华研董事长也加入进来，讨论包括搬动风险、感染风险、烧烫伤治疗过程等等。任爸倾向于留在上海，理由还是一动不如一静；杨医生说留下也可以，任爸、华研一群人马上讨论留在上海的后续支持；但杨医生话锋一转，这样的情形，搬动她也不是不行。好像结论是留在瑞金也可以，送回“长庚”也可以。我听着这些讨论，觉得非常熟悉！医生跟律师一样，只善于尽专业分析职责，要不要医治或要不要告，是由病人、家属或当事人决定的。有了决定后，医生或律师会善尽专业操刀职责，把病人、家属或当事人的决定，贯彻落实下去。所以，目前为止，等于没有决定。

杨瑞永医生就在我面前，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急，总觉得不大对，没有找到留下或送回的坚强理由。我发现，若问“您觉得呢”是问不出答案的，我必须把问题细致化具体化，让医生答“是”或者“否”。我压着头痛，闭上眼睛，心里跟自己喊话：要冷静，把目前所有我听到的烧伤信息再想一遍，我试着在脑海中画一个“留在上海VS送回台湾的优劣对照表”，犹如媒体最喜欢用来评比两个人条件胜、败的那种表格。这个时候，顾不得礼数与客套。这个时候，只有家属有权决定，我一心急就忘了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属。

我问杨医生：“我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是急救、清创阶段，张主任提过清创的黄金72小时，张主任能安排10月26日周二清创，已经过了三天，会不会太晚？”杨医生说：“只要病人稳定，其实不会，如果是我排刀的情形，现在是周末，医院人手可能不足，排下周二差不多。”

我问：“如果不考虑客观因素，是不是越快越好？”杨医生说：“那当然！”我问：“假设现在她在台湾，如果‘长庚’安排，可以多快？”杨医生想了想，说：“周一应该可以。”

我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疗程包括急救、清创、植皮、复健、美容，有一天是终究是要回台湾的，起码复健与美容要在台湾的，问题在于哪一个时点回去？对‘长庚’来说，越早接手对整个疗程会越好吗？”杨医生说：“当然！有助于我们整体掌握！”

我问：“第三，我听张主任形容她的隔离病房，跟我的想象不大一样，如果下周二在这里清创，清创后两三天她很虚弱，应该不能搬动。假设，可能最快能搬动的时间是下周六，她起码要在这里待8天。我相信‘长庚’有个人的隔离病房，对她的感染风险是不是可以降低？”杨医生说：“是！”

我问：“第四，如果我们有飞机，您可以陪她一起飞吗？这样可以降低搬动风险吗？”杨医生说：“啊？有飞机吗？如果有，我可以一起飞。”阿嬷从椅子上跳起来说：“有飞机！有飞机！SOS专机护士在楼下待命！”我心里觉得答案出来了，为了尽快清创，为了医疗一体性，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搬运风险也可因杨医生的随行而降低，我转头看着任爸及华研总经理，提议说：“我们带她回家吧！”

每个人瞬间都跳起来，一阵手忙脚乱，联络SOS专机护士上来加入讨论、收集证件、沙盘推演、分配工作，SOS护士跟杨医生说明医疗专机的医疗器材。不过，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是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杨医生明早会再去医院，也再跟张主任讨论一下。阿嬷叫我快回去睡觉，她说我是很重要的力量，不能垮，她说我看起来快比任爸还老了。我回房后还是不放心，又追着阿嬷叮咛她，一定要提醒杨医生，如果根据明天早上的状况，杨医生的专业判断是留下较好，那就还是留下吧，不要被我们这些外行影响。

这个晚上，虽然半梦半醒，但我心里比较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