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题中的书目，指的是各种书单子，中间最有名的一种，又是署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自然不是张之洞一人之力，这一节暂不管它，且说它在当时，更多的是购书的参考，而非读书的指南，它里面标记着哪个版本较佳，对小地方的读书人来说，尤有用处，这一点在现在，除对版本学家外，意义也不大了。但这本书光绪二年刻印，风行不衰，到现在还有各种版本行世，我曾不只一次在地摊上见到它，可见其影响力。我不相信有人拿它作读古书的门径，里面的书太多了，有两千多种，不要说现在，便在一百多年前，不等把上面的书读完，早就以通儒自命了。顺便说一句，里面的许多书，《书目答问》的编者，不管是张之洞，还是缪荃孙或其他人，并不曾都读过。

《书目答问》自然是古书的单子，里面也有西学书，寥寥数种，只是点缀。后来又有仿它体例的西学书目，如不怎么为人所知的《西学书目答问》，采用新分类法的《益智书会书目》和最有名的《西学书目表》。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能以此责彼，《书目答问》是古书的单子，要衡量它也只能在这一方面。

活在现代的人，为什么要读古书？或者，把这个问题再缩小一下，如果没有职业的需要（如治学），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为什么要读古书？他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又果真得到了什么呢？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答案也有许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回答，大概是鲁迅回复报纸邀他开列“青年必读书”的单子，说的几句话，先是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接着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说得如此决绝，现在有些人听到，还要掩耳。

鲁迅一来是故意刺激某些人（这一目的他是完完全全地达到了），二是针对“青年”和“必”二词而发，确实，“必”是什么意思呢？鲁迅对“必”字反感，但他确有自己心中的书目，比如他给某友人之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单，全是子、集二部的书，可见他对经史的看法，比较一下梁启超开的“青年必读书”，差别是非常大了。

梁启超开列的，除孟荀外，都是史部的“大脑袋书”，在他看来，虽非治学，这些书也是中国学生的根基。其余如周建人开的全是外国书，林语堂的书单子文学味最重，徐炳昶只列了《伦理学》、《几何学》这两种书，俞平伯“绝未发现任何书是必读的”，便交了白卷，如是等等，可见开书目这种事，一向是将自己的价值推之于众。便是有公允之名的胡适，后来给清华开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一长一短两种书单，做得老老实实，还被梁启超批评为文学气太重。对什么是“必读书”，意见分歧从来就是很大的。

“青年必读书”是旧公案了，不过意义还在。同样的问题，可以换个问法。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缘故，非要读古书，当从哪里入手呢？问题越是简单，越是无从说起，因为不知道他读这些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处，也不知道他的趣味和语文基础。绕回到前面，一个人究竟是为什么要读古书呢？如果是为了趣味，读着好玩，那么，除了《红楼梦》《水浒传》之类，我想不出还能推荐些什么；如果是为了实际的用处，就如今天的许多人读曾国藩或孙子那样，寻找人生的秘诀，进退的法门，那么，推荐什么，这些读者都会失望的；如果是为了修养，我又相信，认真读过中学课本的人，应该能够自己给自己找到适当的书。

说到最后一种，为修养而读书，又何尝不是实用的目的！要从古人那里找精神共鸣，做知己的倾谈，绝非容易，所以还是谈实际的吧，若要文学，读些诗词，若要知典故，读带注解的选本，若要显得博杂，翻翻类书，若要知晓事物源委，或谈史说兵，省事的办法都是读今人的著作，头绪清楚，费时也少，这些都是修养的捷径，谈资的渊泉，聪明人不走捷径，还走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