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意外经验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

在清朝历史上,举行过三次特科考试,前两次是所谓的“博学鸿词”,发生在康乾时代,说是收揽不善八股的博学之士,其实无非是对汉人士子、尤其是对那些对清朝满人统治还不太帖服的士子,来点收买和诱惑,在选官制度本身,实际上是种点缀。最后一次,是“经济特科”,是清末改革时期的产物,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来救急的,其本身也蕴含着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可是,做点缀的,搞得热热闹闹,所取之士一时也洋洋大观;而救急的,却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开经济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维新前夕的1897年,由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提出来的。严修是当时的改革派人士,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这里,“经济”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econom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是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经济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试(即一般所谓的会试),应试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保荐,条件相当苛刻,一般都要有点擅长西学的名声,至少,得像杨守敬那样,精通地理之类的“实学”(杨也在保荐名单之内),按当时人们的认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之才。由于大乱之后,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经济特科,实际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虽说戊戌变法被镇压、庚子之变受打击的改革势力余痛未消,义和团时代,懂西学的人被当二毛子追杀的余悸尚在,但还是有人对此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几十上百的曾经留过学、或者喜欢格致之术的人士被“挖掘”了出来,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诏要求重开特科以来,陆续有370余人被保荐出来,准备应试。

然而,考试前夕发生的两个案件,却给考试蒙上了阴影。一个是苏报案,一个是沈荩案,两个案件都牵扯到革命党人,牵扯到革命党人颠覆清朝政府的宣传鼓动。而革命党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来,往往跟西方和西学有种模模糊糊又难解难分的关系。沈荩给杖毙了,但章太炎和邹容,却在租界的庇护下还活着,引渡苏报案的涉案人员,未能如愿;杖毙沈荩,居然还引起了西方的阵阵饶舌,这一切,都令西太后不舒服,让朝中大臣义愤填膺。在刚刚过去的岁月里,朝廷进入了倒退的轨道,不仅力主学习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颠覆国家的罪犯,就是那些稍微懂点洋务的大臣,只要在义和团兴起的时候还待在北京,也有性命之忧。戊戌之后的开倒车,开得国家大乱,两宫西奔,事过之后,虽然西太后的脑筋有点转过弯来了,但朝中大批头脑冬烘的人并没有那么轻易地放弃成见。对他们而言,对洋人妥协是一回事,但对本国人,还是要严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凡是通西学的人,大多思想不稳,有不轨的嫌疑,而预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人们,恰是这些人的大集中。于是乎,一时间,京城上下,谣言四起,说这些应试者里,有大量的革命党。有些人本来就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干脆就不来应试了。

当时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乡野里做严子陵,热心变革的只是一些通晓时事的务实派,像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人。顽固派虽然受到惩办祸首的打击,但毕竟人数众多,实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鸿禨这样的以当日清流自居之辈,虽然自身还算清廉,但头脑冬烘,嫉“西”如仇。承办苏报案的两江总督魏光焘,则是一个既贪财好货,又顽固保守的政府大员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此人,借办理苏报案之机,把很多各地保奏的应试者,都指为革命党。至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人亲贵和官僚,更是昏聩自闭,像端方这样比较开明的公子哥,已属凤毛麟角,连贪财好货但比较务实的庆亲王奕劻,居然算是难得的有用之人了。辛丑议和前,几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骂李鸿章是汉奸,等到听说李鸿章要来议和了,又都欢欣鼓舞,议和完了,大家再骂他是汉奸,但心里都踏实了,大家还像过去那样过日子。

说起来,西太后实际上为政并不保守,更谈不上顽固,不然同光新政(我们说的洋务运动)怎么搞起来的?甲午战败,据她自己讲,经常和光绪两个抱头痛哭,她心里知道大清国非变法不能存活,只是由于对权位的恋栈,在满人保守派权贵的“忽悠”下,发动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此时再提变法,心中未免尴尬,但又不能不提。只是既要旧事重提,再作冯妇,又不能改正当年之失,在提防着光绪的同时,把康、梁等人,决然地挡在国门之外,事实上也恨死了这些成天嚷着让光绪亲政的保皇党。然而,过去的倒行逆施,不仅使她添了保皇党这个敌人,而且孙中山的革命党也乘机成了气候,一些原来的康党,也一改改良之道,趋于激进。一个孙中山尚未摆平,蔡元培、章太炎、黄兴、邹容、陶成章、章士钊等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都祭起了反满革命的大旗,不由得不让老太婆焦心。依这个颇为倔犟的老太婆的脾气,就是改革,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一不能招安革命党,二不能启用保皇党。这样,当然使得本来西学资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国,改革陷于人才困局之中,开经济特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力求解困。可是,事态的发展,偏与愿违。

从来的顽固派都是这样,干事不行,捣乱有术。他们看准了西太后对保皇党和革命党两头害怕的心病,就是从这两点集中下蛆,非说应试者不是康党就是乱党,闹得风声鹤唳,把个开初颇有声势的经济特科考试,搅得奄奄一息。特科考试分初试、复试两场进行,1903年7月9日初试的时候,由于谣言四起,流短飞长,不免人心惶惶,原来得到保奏的370多人中,来考试的只剩下了190多个,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来应试了。幸好,由于初试有张之洞领衔主持,张毕竟是个务实派的健将、明白人,有他当家,考试还算正常。试题为一论,一策,论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断句为笔者加,大戴礼是大戴礼记的意思,即汉代戴德所编辑整理的礼记),策论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直、其后白金渐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虽然有西学中源的滥调,多少还有点西方的影响。考试过程的选拔也还公允,懂西学而且有见识的人,真的被选拔出来了。可是初试发榜之日,风波再起,原因是中试的头两名,分别是梁士诒和杨度。这俩人在后来的历史中声名赫赫,可是在当时却没多少人了解他们的底细,市面上哄传这两人跟保皇党和革命党有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康党和乱党。当然,杨度也许不算冤枉,他的确跟革命党和保皇党人都有那么点瓜葛,但他个人却两边的任何组织都没有参加,事实上也算不得党人。而梁士诒,则比窦娥还冤,他被人找上门,竟然仅仅由于他的名字和籍贯。首先,他是广东人,跟康、梁是同乡,这在顽固派大臣眼里,已经有了一份嫌疑了,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诒,姓跟梁启超同,名的尾,跟康有为的字祖诒同,据说瞿鸿禨直接向西太后汇报,居然把他说成是梁启超的弟弟,而且名字“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不管事情多么荒唐,只要最高领导人起了疑,假的也变真的了,荒唐难免演变成荒谬,不由得人不害怕。所以,最后复试的时候,更多的人不见了,杨度和梁士诒自然无法继续考下去,杨据说还逃到了日本。而且主考也由原来的八人,变成了四人,张之洞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昏庸的满人亲贵荣庆当了头。考题也变了,同样是论、策两题,题目中不见了西方的踪影,论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从原来的打着礼记的名义讨论西方学校制度,变成了歌颂自己的制度(周礼)的完备。策论题为“桓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桓宽,即著《铁盐论》的那位仁兄),也带上了明显的保守色彩(说外国货物输入是异物)。考试最终只取了27人,而且,取了之后,并不给什么好的出路,其中不是进士的,也没有像康乾时的博学鸿词科中式者那样,赏给进士出身,仅仅发到地方以知县候补。在晚清捐班泛滥的情景下,一介区区候补知县,跟贩夫走卒没有多少区别,害得考第二名的张一麐,不得不跑到袁世凯幕中做幕僚讨生活,一丁点“榜眼”的神气也没有。就这样,在外界看来属于清朝新政序幕的第一炮,无声无息地哑掉了。

其实,就当时而言,跟1860年代,洋务派跟倭仁等人就开办同文馆的争论不同,此时顽固派的搅混水,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权位之争,利益之争。他们之所以嫉恨经济特科,其实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位置多保一会儿,虽然未必担心新人上来让他们没了饭碗,但惟恐务实派上台,导致他们的失势。他们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也担心务实派的大胆和贪黩,不仅使官场腐败无可遏制,而且导致社会道德滑向深渊(这种忧虑当然不无道理)。从更深一层的意思上面说,很多人是从经济特科这个小老鼠,看到了后面科举改革的大木锨,为了阻止这个大木锨露头出来,所以要从一开始就将之妖魔化到乱党和康党的堆里,吓退对改革已经食指大动的西太后。尽管甲午战争已经教训了国人,尽管戊戌之后的倒退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崩盘的边缘,尽管多数士人其实内心深处也知道中国非改弦更张不可,但整个知识界的现状,人们对接受新知的恐惧以及对自身接受新知能力的怀疑,导致了更多的人还是幻想着把原来的科举多保留一天是一天,哪怕变革仅限于考试的内容。最好是能将变革推到后代身上,免得自己陷入旧知无以用,新知又无以生的尴尬境地。毕竟,处在那个转型的时代,刚刚过去的维新变法,被血腥镇压,士林的正气,受到严重打压之后尚未复原(事实上,不给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复原),多数人的因循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态,恰是顽固派得以嚣张的基础,在转型时期,不见得改革者都有群众拥护。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按照因循的人们所渴望的步调行进的。朝廷中有最后决定权的西太后,虽然戊戌政变的时候出于私心,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但她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固派,更不是顽固派首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倒是跟务实派心有戚戚焉。顽固派的阻吓战术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这个强人老太婆。深谙官场内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围绕经济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风背后的奥秘,在现实和洋人的压力下,屁股逐渐坐在了务实派一边,清廷的新政,还是按计划拉开了大幕。只是,由于经济特科的事件,原本很稀缺的西学人才,本可以通过经济特科考试集中在中央政府,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现在则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就落到了地方实力派的囊中,进一步强化了朝廷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时,事件激化了顽固和务实两派的政争烈度,导致科举改革,也就是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着更加激进的方向进行,掌握主动权的务实派,要一下子端掉顽固派的基础,所以,废科举(推倒重来),而不是废八股(内容改良,这恰是戊戌变法的做法),成为变革的主调。原来设计的从开经济特科,再到把特科变成常科的改革思路,从此胎死腹中。显然,从后面的结果看,废科举这种突变式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

以清末历史观之,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被拉入了以西方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不过,是自己变,从自己的传统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还是引发内乱,走向混沌,却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历史从来不见得按进化的步伐行进,明天未必会比今天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转折的关头,为政者保守的政策、开倒车之举,往往是激进改革甚至内乱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经过敏,多一些大度宽容,则事情多少要好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