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创造“更高的真实”

一位有“历史癖”的朋友去看了长城公司制作的电影《孽海花》,回来后和我大谈剧中的历史“考证”,据他说王魁与司马光不可能见面,在司马光做大臣时,王魁最少已死了二十多年;剧中的程戡应该是理学大师程颢之误,程颢和弟弟程颐并称洛阳二程,最初的政治主张是比较接近王安石而反对司马光的,但程颢最高的“官阶”也只是监察御史而并非宰相……等等。我听了他一大串的“考据”后笑道:可爱的朋友,我算你的考据都对了,但有一个观念却错了,历史剧本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家和历史剧作家也不同,一个好的历史剧本,不是历史教科书的翻版,它还包括有“创作”的性质在内,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试想,如果要求剧本一切都与历史事实吻合,主角的台词要考据他当时是否这样说过,所演的戏都要“有案可查”的话,这个剧本怎么能编得下去?

历史家的任务在力求把历史的真实发掘出来,不能自己去“创造”事实,但历史剧作家却可以在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下,去“创造”一些事实。例如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一剧中的查理第一,是一名成年的武士,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事实上亨利四世在位时,查理第一不过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同样,凯撒死后,安东尼和布鲁特的斗争酝酿了很久才爆发,而莎翁在《凯撒大将》一剧中,却将这段酝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说实在话,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我却感到比史家所写的更“真实”。

当然历史剧作家也绝不可能毫无根据的去“创造”的,像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之类,就无论如何辩解也辩不通,因为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

写有关历史的文艺创作(包括历史剧本、历史小说等),作者可以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形,“创造”一些在那个时代极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我们正不必斤斤计较郭沫若的《南冠草》(又名《金风剪玉衣》,不久前本港校际戏剧比赛曾演出)里,夏完淳是否真的如剧中那样,把大汉奸洪承畴故意挖苦“恭维”一番之后,便把他骂得淋漓痛快,因为根据夏完淳在历史中的爱国表现,他是可能这样做的。又,谈京戏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周瑜年纪比孔明大,但为什么在戏台上周瑜却反是小生,比孔明还年轻?我想这个不真实应该被允许的,用这样来表现周瑜的少年气盛,恃才而骄,却又经不起折磨;衬托出孔明的“谨慎”、“老成”,那不是更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吗。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劝诗人在运用材料时,与其使用那显然不合理的事实或很偶然的事实,不如使用那显然合理但未必会发生的事实。举一个显浅的例子说:假如有一个暴发户,他很“乐意帮助”穷人,又懂得“欣赏”艺术,那么如果你写一部关于暴发户的小说,你应不应该把这个例子写进去呢?我以为不应该,因为纵许有这么一个暴发户,也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一个典型的。又如鲁迅选择了阿Q这个典型(很显然阿Q是许多同这类的人的表现),阿Q这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中,未必会在给别人打了后,就嚷“儿子打老子”,但根据这个人的性格,这样描写却反而是很真实的。亚里士多德那段话的意思,便是要作家不必严格受拘束于一些历史事实。而应该努力去接近“更高的真实”的(Hizher Reality)。

《孽海花》里的司马光、韩琦等人在历史的事实上,当然不会和《孽海花》完全符合,程戡(或程颢)也不曾有包庇贪官金垒的事实,但司马光是当时代表大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领袖,程颢也是一个颇为伪道学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稀奇?他们没有包庇过贪官金垒,难道就不可能包庇过其他的许多贪官?因此《孽海花》在刻画宋代官僚这一点上,我以为是接近“更高的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