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致法属赤道非洲代理总督的信

诺拉，1925年11月6日

总督先生：

我要再次对您的接待表示衷心感谢。在我们一路所经各处，已经感受到您的作用，您所辖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奉您的指示，都尽其所能为我们的旅行提供方便。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我们已离开班吉，同日返回中部刚果。

我此信原本只应包含感谢的内容，但意外情况凑巧突然让我获知一个信息，因此我赶紧转告给您。

当地首领桑巴·恩戈托在返回他居住的博达路上，已经快要到博达的时候，遇上拉我们去恩戈托的朗布兰总督的汽车。他以为遇上的是您本人，便立即原路折回，天黑时到达恩戈托。那时马克·阿雷格莱和我已经坐到桌前，桑巴·恩戈托担心打搅我们，和我们很快打过招呼后，把原打算与您进行的谈话推到次日。但他半路折回的事情已经被人知道。一个送信的，由博达行政长官帕夏派来，在桑巴·恩戈托到达之后几个小时赶到恩戈托，向他传达返回博达的命令。

我完全明白，帕夏先生是害怕桑巴·恩戈托想要告诉您的悲惨事件被泄露出去。桑巴·恩戈托在行政长官的命令催促之下，不是听任这点希望之光熄灭，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晨两点叫醒我们。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但因为没有翻译，我们一个词也没听懂。我们答应为他的延误负责，将为他作证，好让他在帕夏那里免受责罚，并将长谈推迟到次日。然而，下面就是博达地区所有博菲人村庄的首领桑巴·恩戈托要对您讲的事：

十月二十一日，杨巴中士被博达行政长官派到博当贝雷去对该村（博达和恩戈托之间，属于博苏埃）居民施行惩罚。因为这些村民拒绝服从命令，不想放弃他们的庄稼，所以不肯把家搬到卡诺公路边上。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在卡诺公路边上定居的是巴亚人，而他们是博菲人。

杨巴中士带着三个卫兵（邦若、恩丹加、恩加费奥）离开博达。和这支小分队同行的有头领巴乌尔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一路之上，杨巴在所过的每个村里抓两三个人，锁上带走。到了博当贝雷，惩罚开始了： 十二个人被绑在树上，而名叫柯布雷的村长逃走了。杨巴中士和卫兵邦若向被绑的十二个人开枪杀死了他们。接着又对妇女进行屠杀，杨巴挥动大砍刀砍她们。然后他又抢了五个年幼的孩子，将他们关进一间草房，然后点上一把火。总共有三十二个受害者。

这之外还要加上姆比利的头领，他逃离了自己的村子（布巴卡拉，恩戈托附近），杨巴在恩戈托东北的第一个村子博苏埃抓到他，在十月二十二日左右杀害他。这个日期我没能核实。

请相信，总督先生，我来到此地丝毫没有要展开一场调查的意图。而且重申一遍，桑巴·恩戈托本来打算的是和您讲话，一开始也以为是在和您讲话，而我们自不必说很快便让他知道他搞错了，不过我们答应他，会把他讲述的这些事写信告诉您，否则，他的陈述可能永远到不了您那里。我觉得事件严重，必然会令您警觉，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总督先生请细想一下，如果进行一场轻率的预审，可能要了桑巴·恩戈托的命，帕夏先生不会原谅他讲了话的。如果您询问帕夏，一切都让人相信他会把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的责任推到杨巴中士身上，说他误解了或没有正确执行他的命令。而我觉得杨巴不过是按其主子的意思行事，而他的主子，我途中见到时，看着像是个阴森病态的人，他丝毫不掩饰自己“仇视黑鬼”，并证明这一点。

九月八日是班比奥的集日，为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干活的十名采胶人被判罚在烈日下扛着异常沉重的木梁围着代理商行转，因为上月没有交来橡胶（但这个月他们交来了双倍的收成）。如果有谁倒下，就有卫兵用皮鞭抽打他们，叫他们起来。“舞会”从八点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就在帕夏和莫迪里耶先生眼皮底下进行，他们二人坐在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驻地。十一点左右，一个叫马兰格的，巴古马人，摔倒后再没起来。有人将他的尸体抬到帕夏先生那里，他只说了句：“我才不在乎呢……”命令继续开“舞会”。这些都是当着来围观的班比奥居民和邻村来赶集的所有村长的面发生的。我从好几个渠道听说此事。

请相信，我本来天性就是怀疑论者，在法属赤道非洲度过的短短数月已经告诉我，要提防那些“真实叙述”，那些对一点点事件的夸大与歪曲。因此在叙述头一事件时我一定要明确说出名字和数字。至于另一事件，如果相信传言，恐怕并非特例，所以我采取各方印证法，只讲了从好几个地位、出身很不相同（因为那天不是只有黑人在场）的直接证人那里同时获知的情况。帕夏令他们恐惧，他们求我千万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之后会“溜”，会否认看见过什么。安托内蒂先生或您本人巡视当地时，下属会在场，而且会在报告中介绍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取悦于您的情况。我担心，我在这里向您汇报的情况可能是您调查中了解不到的，有人会小心地扼杀可能让您了解真相的声音。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旅行，我有时会耳闻目睹那些最底层的您难以了解到的东西。

接受交给我的使命时，我一开始并不太清楚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这封信能对您有所帮助，我就没有白来一趟。

唉！总督先生，要不是担心叨扰您，我本来有很多话要对您讲，我的信也会长得多。自从来到殖民地，我就意识到困难重重，错综复杂，这些困难只有您的才智和热情能够解决。我绝不想就我能力不及而且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提高嗓门大发议论。但这里涉及的是一些具体事件，完全与一般意义上的困难无关。也许您从其他途径已得知这些事件——这样的话，我这封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就请您原谅我这封信。

明天黎明时我将离开班比奥经森林赶赴诺拉，然后去卡诺，我打算从那里，经博祖姆，上巴坦加福的大路，然后抵达阿尚博堡。我将在阿尚博堡待一段时间。我叫人把信件都寄到那里。在那里如果收到您的一封短笺，告诉我您并没有觉得我的信有所叨扰，我会卸下重负。也许这封短笺甚至促使我向您谈更多的事：

——谈博达的监狱制度（由于遭受虐待，食物不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囚犯都死了。特别是一个村里的二十个土著中，最后回来的只有五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其中包括村长］被监禁是因为森林公司的一些代表认为他们交来的橡胶不够量，而这些代表是得到帕夏先生的支持的）；

——谈班比奥公路工程（这条路已经使那么多人丧命——您知道，是吧？——而它仅用来每月通一次汽车，拉着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莫迪里耶先生去班比奥集市，行政官员帕夏陪同）；

——谈搬运劳役仅仅落到妇女和儿童头上，所有男子都忙着到离村相当远的地方去采橡胶，以应对森林公司的苛刻要求；由此，庄稼没人管（在博达行政分区我们经过的路上，木薯、蓖麻，等等，都没能收割）；

——谈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有时使用各种手段不按最新合同给的每公斤两法郎价格支付当地人——这是优质橡胶的价格（森林公司代理人贝鲁尔亲口承认这一点）；

——最后谈博达分区土著令人担忧的成批出走，逃往不那么受诅咒的地区。

这一切，我都做了精确的记录，随时可提供给您。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觉得这种糟糕的状况是博达特有的；一离开这个行政区进入诺拉地区，就听不到怨声了，相反，当地人表示满意；他们可以忙庄稼，橡胶生产不再叫他们脱不开身。

Ⅱ

（1）

致布拉柴维尔森林公司总经理普瓦斯诺先生的信

卡诺，1925年11月19日

先生：

我是作为让·韦贝尔的朋友贸然给您写信的。同时也要对阿利博和贝鲁尔两位先生的一片盛情表示感激，在我出发到法属赤道非洲前，在拉罗什福科街，他们对我非常友好。

若非距离遥远，我会直接致信韦贝尔先生，因为我想非常友好地告知他，面对森林公司对B先生的起诉书，我将不得不使用我在沿途所做之笔记；这些笔记和B先生对森林公司的指控有关，可以显示这些指控中一些内容是有根据的。

我并不认识B先生，只是遇见他两次，指控他什么，我也全不清楚。相反，我知道对这个行政官员的起诉书出自巴黎，至少得到其批准。但韦贝尔先生从未来过法属赤道非洲，也许很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您看过此信后如能尽快将信寄给韦贝尔先生，我将不胜感激。顺致

敬意！

安德烈·纪德

（2）

普瓦斯诺先生的回信

白鸽城，1926年1月13日

南方街85号

先生：

因为我去年十一月底放年假回法国，我在法国收到了您十一月十九日的来信。

按照您的要求，我随即将您的信转给韦贝尔先生。

我们的董事长非常仔细地了解了情况，肯定会在您回法国后与您谈论此事的。

祝您下面的旅行顺利，顺致

诚挚的敬意！

普瓦斯诺

（3）

致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经理韦贝尔先生的信

不幸我只保留了这封信不完整的草稿，可能有些句子略有改动。

亲爱的韦贝尔先生：

我刚刚给普瓦斯诺先生发去一封信，请他转给您；其实，那封信本应直接寄给您，但由于您可以看出的原因，我希望您的代表顺便也能了解此信。我并不怀疑那封信会寄到您那里；但我还是给您又寄去副本。必须让您了解情况。您和阿利博先生的接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促使我写那封信，我可以肯定您不会误解我的心意的。

您知道这里认识您和阿利博先生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你们俩都被人“哄了”……我无法相信您了解情况……倘若您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您会那么盛情地为我参观此地提供建议吗？

这封信没有回音。

之后，在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例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作为公司董事长的韦贝尔先生声称：“纪德先生利用他给我写的一封信没有得到回音大做文章，而他写信时已经在归途中，而且走的是乍得领土。”

韦贝尔先生搞错了。

我给总督写的信是从诺拉发出的；随即写给韦贝尔和普瓦斯诺两位先生的信是从卡诺发出的，那是过了诺拉之后我可以寄信的第一站。为了更加迅速，我通过特别信使把给韦贝尔先生的信发往喀麦隆（而我六个月后才深入喀麦隆），这样能大约节省六个星期。因此后来给我送来的收据上才有“1929.11.27约卡杜马—喀麦隆”的邮戳，我保留了这个收据是很明智的。也许是这个喀麦隆邮戳骗了韦贝尔先生，让他以为我“就要返回法国时”才给他写信。

我并不怪韦贝尔先生出这个错误，但只要稍稍核对一下我的游记中的日期便能避免出这个错。这表明他对这一严重事件并不重视。不管他的连襟爱德华·于利亚在《时代》上怎么说，“轻率”不在我这边。

Ⅲ

莱昂·布鲁姆在《人民报》上就我的《刚果之行》及此书中包含的对森林公司的指控发表了几篇文章，作为森林公司经理的韦贝尔先生作出回应，在给莱昂·布鲁姆的公开长信中写道：“……我相信纪德先生的真诚”。

我能向他提供的我的真诚的最好的保证就只有将他的长篇辩护全文复制如下。也请他允许我加入我的几点想法，大家可以在注释中读到：

韦贝尔先生致国民议会议员兼《人民报》社长莱昂·布鲁姆的信

巴黎，1927年7月12日

社长先生：

以《刚果之行》为标题，您七月五日和七日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包含对我荣幸代表的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严重指控。请允许我就此向您做出礼貌但强烈的抗议，并请您秉持公正，将此回应予以刊登。

我不是不知道，您的文章仅仅是对安德烈·纪德先生的一本新书的概述。我不揣冒昧地请您在舆论面前预审此案时，秉持公正精神并考虑基本的司法程式，在我看来，这正是这本书的作者所缺乏的东西。

对于任何人，在没有听到他的辩护并没有给他辩护的手段的情况下不做出判决，这是所有正直的良知接受的原则。纪德先生却忘了这一点。他去非洲带着森林公司领导人的信，保证他可以非常方便地从森林公司代理人那里得到信息，因而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在他自己授权自己进行的装模作样的调查过程中，他既没有想让他控告的人做出解释，也没有想让他们的领导做出解释，也没有让独立的值得信赖的第三方作证。

他将他的起诉状建立在不加核对的两个惯犯的说法上，一个是黑人，叫桑巴·恩戈托，一个欧洲人，×先生，这种轻率和轻信进一步使他的审判失去权威性。

请允许我进一步介绍一下这两个讨人喜欢的人物。

桑巴·恩戈托从前是土著步兵，依靠其聪明和诡计在一九零六年被任命为村长，二十年来，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当地所有军职或文职行政官员发生争执。一九一四年战争初期，他让人杀害我们的士兵。一九一八年被流放，重新启用，再次被革职，然后他又一次被置于其部落首领的位置，正是针对任命他的官员，他激起纪德先生的怒斥。这个经证实的食人生番，奴隶贩子，抢劫犯和小偷，他罪行累累，倘若政府不是那么不可解释地宽大为怀，他应该被判的监禁徒刑要两生才能服完。

至于×先生，是个比属刚果的在逃骗子，那里的监狱正守候着他。纪德先生记录的唯一的欧洲人的证词就是他的。他逃到法国领土，利用毫无任何警力的当局的无力，以各种手段挣钱糊口。

我感到异常惊讶的是，竟然要轮到我来讨论纪德先生转述的事件，指出叙述中歪曲事实的错误和夸大之处。这个任务难道不应该只落到那些该受指责的人头上吗？而我断然否认森林公司在事件中直接或间接负有任何责任，我将证明这一点。

此外纪德先生没有给他的论断提供一点点证据作为支撑。要想声称我们公司在当地的存在就是那些由完全在公司之外的几个失去理智的人所犯的滥用权力行为的深层原因，像他做的那样，需要的不是假设、演绎、武断的推理和情绪成分超过逻辑的论证，而是别的东西。

我愤怒地拒绝这种以请愿、原则和无根据的断言做出的论证，此外还充斥着具体的错误。

我们比任何人都为我们不幸的刚果的不开化状态而痛惜。不是将那些在可怕的条件下试图做些有益的事情的人说成海盗就能医治病症的，那些疾病的病根首先是黑人没有能力自我提高，没有能力对抗自然，而疾病的持久不治只能由法国行政部门长期的软弱无能来解释。领导权力只由几个孤立的官员代表，各自负责这相当于几个省的广阔领土，而且还报酬很低，劳累过度，经常生病，只有几个土著步兵做助手，那些人随时会把最小的一丝权威与有权使用暴力甚至与残暴混为一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秩序，公平分配，促进一群几千年来生活在萎靡不振和饥荒状态中的居民的经济发展？

我相信安德烈·纪德先生的真诚。

但我们对遭受苦难的人类的慈善不应发展到把平静的风车当成凶恶的巨人的地步。

以如此大胆的想象，纪德先生把森林公司想象成一种资本主义怪物，缩在匿名的暗处，不知以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着行政机构的木偶，野蛮地剥削当地，将不幸的黑人的血泪转化成金子。

诗人的幻象——就像维克多·雨果的章鱼。

现实却没那么浪漫。

森林公司和其他所有公司一样，迄今为止并没有为它的六千股东带来什么幸福，他们都是法国的小储户，小人物，不是什么“财团”。

它不是一个宪章公司。

它甚至不是按照一八九九年分割刚果时的方式成立的那种享有特许权的公司。再说这一过时类型的企业只剩五个了。其他公司都已放弃了这种不正常的特权，那是政府方面的一个错误，对于公司则是个虚妄的海市蜃楼。森林公司自豪地作为第一个做出这一进步和明智举动的公司。

它没有任何领土权，任何商业垄断，对居民更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个贸易公司，和当地其他所有公司一样；它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偿地购买了在明确限定的国有森林里采橡胶的权利。和在法国经营树木砍伐或国有产树脂的树木移植的开发商能签订的合同相比，它的合同毫无任何过分之处。

当然，公司借助土著劳动力采橡胶。我们从未在招收工人上感到过丝毫困难。聚集到这个团队里来的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得很满意。他们大部分还会再次被雇用。他们受到行政部门的控制，行政部门是土著的监护人。没有一份合同的签署、没有一份报酬的支付、没有一起争议的审理不是当着行政部门的面由行政部门来管的。公司没有任何权力粗暴对待或惩罚任何人。在极少数有损公司的不诚实行为情况下，公司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权力机关的代表起诉罪犯。

除了公司这样组织的采集，还有另一种（公司仅仅是容许而已），就是时不时的，特别是在征税时，各村土著的采胶活动。这些人采胶不受公司任何控制，公司只是给他们的收成支付和公司采胶队的收成一样的报酬。这种工作，主要是为了给黑人搞到足够纳税的钱，当然在黑人中不受欢迎。在法国，税单同样不受欢迎。各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弄到必要的收入，生产其他产品，通过竞争找到买主。他们之所以不那样做，也许是因为间歇性的采胶更适合他们天生的懒散。

安德烈·纪德先生说，森林公司每公斤橡胶支付一法郎；一个采胶人要在森林里干一个月才能赚到十法郎。在没有特许开发的乌班吉河流域，橡胶是按每公斤十法郎向土著购买的。

安德烈·纪德先生经过当地时，公司按照与政府的正式协议，每公斤干橡胶付一点五法郎，再加上零点七五法郎的奖金。公司那时刚刚与当地政府达成新协定，将这二点二五法郎的工资总数提高到三法郎，这一价格随后立即实行了。另外还约定“在此价格之外还要提供食物配给”，这就相当于每公斤总共支出三点六法郎给土著。如果和乌班吉流域相比，应当说，除了这份工资，公司还欠国家的特许权使用费，总额将近每公斤三点五法郎；而乌班吉流域采集税刚刚升到五法郎，这样每十法郎的售价落到当地人手里的只有一半，五法郎。

再说，纪德先生提到的高市价只持续了几星期。行市的迅速上涨是由于欧洲涨价，一磅达到四、五先令。今天市价已落到这个价的三分之一，在乌班吉地区，每公斤橡胶没人再出十法郎。

我还要说的是，不慎重地将价格推到纪德先生指出的价位的商贸公司今天濒临破产。

在喀麦隆，采胶是自由的，森林与刚果森林完全相似，但运输的困难却要小，目前向当地人购买未经筛选的橡胶每公斤二点五法郎，这与每公斤干橡胶三点五法郎是一致的。

至于采十公斤橡胶需要花的努力，真相是这样的： 刚果森林一棵产橡胶的树funtumia，割一次可出一百克干橡胶。要生产十公斤干橡胶，采胶人就要处理一百棵树。远东地区的种植工一天就割三百到四百三叶橡胶树。

安德烈·纪德先生过度混淆森林公司的名字和他指责P先生的行为，当时他是当地担任行政官员的土著事务代理人。

此人曾不得不出庭作答，而诉讼期间，我们公司没有任何时候直接或间接受到指控。今天事实已通过法院得到证实，情况如下。

由于公务员匮乏，一九二四年洛巴伊行政分区政府管理放松了，不同部落发生叛乱，当地卫兵遭到攻击，其中五人被杀并被吃掉。

追查和逮捕罪犯引发各种事件，在某些部落和民兵间造成一种紧张状态。

一个首领，和民兵中的一些人合谋，认为这个机会正好可以洗劫邻村人，他和他们素有不和。就是在这次行动中，在没有任何欧洲人在场，没有任何分区长官的命令，而且分区长官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了转述的暴行。那是一起黑人间的纠纷，让人可以想象，如果法国政府消失的话，这些不幸的人将生活在什么样的田园牧歌状态中。

要想把森林公司牵涉到这些事件中，需要有桑巴·恩戈托这个强盗的全部欺诈与恶意。声称受害者犯了拒绝“抛弃似乎妨碍了公司的住处和庄稼”的“罪”，像纪德先生那样轻率地写的，实在荒诞不经。公司在有关地方连下级代理处都没有，真纳闷这些可怜人怎么能、哪儿能妨碍了公司。

至于在驻地的囚徒，不给食物，其中一个还可能被民兵一枪托打到下巴上致死。这些囚徒根本不像文中错误地提出的那样，是森林公司的采胶人。他们都是因各种罪行被判刑或羁押的罪犯（纵火、破坏种植园、谋杀、同类相食等等）；看守这些人的民兵知道一些人吃了他们的同伴，便按照黑人的逻辑，在行政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实行报复，不给他们食物。至于死了的那个人，那是一个可耻的拜物教巫师，犯下杀人罪，做了数不清的坏事，而且是个人所共知的食人肉者。

我顺带简单说一下有关班比奥公路翻修的叙述。这类工程不是森林公司决定的，也不是森林公司安排执行的。如果缺乏工具，只能到政府的贫穷中找原因。说这条路只用于公司的汽车很可笑。公路是消除搬运役必不可少的工具；搬运役一般由妇女实际承担，而她们的丈夫却沉湎于游手好闲的魅力中，搬运役的辛苦远远超过修建和保养一条说得过去的道路花费的力气。

有了路，路首先用于手拉车运输，男人拉车，却也不放过将车扔到沟里，好免去一份比他们强加给他们的女人的活儿轻多了的活儿。

然后汽车来了，真得对事物有种奇怪的观念才会指责森林公司为其开发配备了现代交通工具，这些交通工具是对当地最切实有用最有益的一项改善，那里除了人没有其他驮重牲畜。

我终于要说到那唯一具体的事件了，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公司的名字刻意被提到而没有明显地冒犯最基本的真诚： 九月八日，在班比奥，十名采胶人被判罚的“舞会”，其间，一个人可能因受严重虐待致死。

我前面说过，我再重申一遍，公司无权惩罚它的土著雇工，它能做的一切就是向权力机关代表告发他们。

行政部门要求公司在派采胶队进森林时，要给这些人各种预支款项，尤其是食物配给的预支款。倘若他们在路上散开，沉湎于悠闲，而他们有了口粮没有任何食物之忧，这样的悠闲更加惬意，他们就对公司犯下真正的偷窃罪。在法国，这种事会受到惩罚。这种现象在殖民地特别常见。

与我们有关的这一案例，也许就是这类不诚实行为。小过失，有人会说；就算是吧，但小过失如果不惩处，很快就会由于坏样板被迁就了而使忠实的队伍士气低落。

行政官员宣布的惩罚本身是宽容的；那是我们的军团里受到蹲监狱或坐班房惩罚的人要做的事——背包和步枪被肩上扛的一块木头代替。这个惩罚的错误在于不合法。司法调查证实，那些人既没挨打也没挨骂；其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不幸的意外事故，使得这一不合法行为更加严重。如果P先生宣布一项合法惩罚，比如一天监禁，不管发生什么，他也不会为此受到追究。

再说，公司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任何责任。它既没有决定也没有建议施行的刑罚。倘若您让人捉住一个不诚实的仆人，从而间接地使他可能会照俗语说的，被“胖揍一顿”，这也是一种非法惩罚，您不会因此受到责备，同样，公司也不该受到责备。

结束之时，社长先生，我请您相信森林公司和任何人一样渴望为改善刚果土著的命运做出贡献。归到森林公司头上的冷酷无情的手段不仅是极端残酷的事——想到这样的冷酷手段对公司都是不能容忍的，也是荒唐到家的事。公司知道，在我们的殖民地，只靠土著居民的协助任何有用的事都做不成，所有人，公务员和殖民，他们的第一责任是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水平，使他们人口更多，更加繁荣幸福。

这样的事业，在没有经济手段、成套工具，行政部门甚至不能组建起最基本的干部的地区，遇上巨大的困难，其中，原住民天生的懒散和野蛮又是最糟糕的。不要忘记在这些原始人初级的语言中，“善良”一词也有“软弱”的意思，而“力量”同时表达“恶毒”的概念。

森林公司没有落在行政机构肩上那样沉重的责任和伟大的使命。但它竭力辅助行政机构，教给他的黑人雇员工作的好处，让他们赏识工作带来的物质满足。

一家公司在一九一年前就组织一项疫苗接种任务，为之出资，抑制了当时可怕的天花灾害，森林公司接替了这家公司。在它自己和国家签订的合同中，提议建一个医疗站，公司可以负担费用。这样提供的志愿补助金被资金短缺的行政部门仅仅用于维持先前已有的一个医疗站，这不是公司的错。最近，公司提议为它的团队配备土著护士，由公司来支付薪水；布拉柴维尔的各部门由于人员不足，至今没能满足公司，这仍然不是公司的错。今天，通过建种植园，公司希望使橡胶生产更规律化，使这一工作对雇工们变得更轻松，报酬更多。我还要补充的是，在公司存在的十七年间，一次没有接到过政府的通告，要求将这个或那个公司代理人解职，因为其有虐待或滥用职权行为，而按照合同，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得不宣布解除此人职务。

安德烈·纪德先生的指控是第一次对公司的指控。我认为已经证明了这些指控的脆弱和无效。此外对一个我想受到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感激励的作家，我也没有任何不满，但他没有充分控制他的信息，也没有进一步弄清真相，而只是停留于完全冲动的第一印象。森林公司在这一令人遗憾但让其领导人问心无愧的事件中，只是看到又多了一条理由需要它加倍警惕和努力，让其意图不要不为人知，让其作用如设想的那样，成为进步和繁荣的一个因素。

社长先生，请原谅此信的冗长，顺致崇高敬意。

韦贝尔

Ⅳ

我国赤道非洲的困境

1

当我决定去刚果时，新总督特意提醒我，“您不如去科特迪瓦，”他对我说，“那里一切都很好，我们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在刚果，几乎一切都有待去做。”法属赤道非洲一直被视为我国殖民地中的“灰姑娘”。这个词并非出自于我；它充分表明一个殖民地的状况，它本来可能成为最富庶、最繁荣的一个殖民地，但迄今为止仍是最贫困最被人瞧不起的一个殖民地；这种状况该停止了。在法国，人们开始关心它。是时候了。在加蓬，由于接二连三的疏忽，好像几乎输掉了比赛。在刚果，如果对某些组织错误、某些公认有害的、顶多是暂时可接受的方法进行补救，比赛还没输。无论对住在那里的被压迫民族，还是对法国本身，我希望同样能有帮助。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我指的是殖民国和被殖民国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如果不联系在一起，殖民就很糟糕。

我知道有些不可避免的病症；比如由于气候原因造成的病症；有些克服起来非常缓慢和昂贵的困难，是由于地理条件和地形原因造成的（刚果的地理条件和地形尤其不利，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开发的缓慢，成为开发缓慢的借口）；最后还有某些残酷的牺牲，我指的是那些用人命来计算的牺牲，某些为了未来更大的福利而痛苦地接受的不幸——此处我特别想到的是修建大公路尤其是铁路引发的不幸。

在某些领域，没有人命的牺牲就不会实现任何进步。不论是强加的牺牲还是无私地接受的牺牲。如果这牺牲有利于团体，如果归根结底有进步，至少，还可以说这牺牲是有用的。我这里讲的弊病阻碍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进步；这种弊病为了几个人的利益毁了一个地区。我要赶紧说明，这是我们的赤道非洲特有的弊病，特别是在中部刚果和加蓬： 自从乌班吉—沙里地区享有特许开发权的公司自己放弃这种特权以来，这种弊病已经从这片殖民地消失了。

出于怎样可悲的软弱，尽管最精明能干的人表示反对，特许开发制度还是于一八九九年得到了同意，但这并非令我们惊讶之处。因为毕竟在当时这一制度可能显得有用。为了开发一个新地区，会拒绝送上门来的资金、力量、良好愿望吗？不会。令人惊讶的，是已经公认为有害，已经那么多次受到殖民地历届总督的揭露，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开发，而是一味地搜刮当地，是无耻的剥削，这可憎的制度却依然存在。

但当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些公司隐匿的势力和如何善于周旋后，就不再惊讶了。毛病首先出在巴黎。我很愿意相信，倘若某些负责人能清楚地想象到他们有罪的通融造成的结果，他们会于心不忍。但刚果很遥远。何必要去知道人在不知情时觉得很轻松的事呢？就算想了解情况，要发现那么多人为了那么大的利益要隐藏的事又谈何容易。所以去看看吧！就是到了那里，还有多少伪装掩盖！人可能在这个国家一连走上几个月却完全不明白那里发生的事，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我一开始时就是如此。我在游记中讲述了是在什么样的偶然巧合之下我才睁开了眼睛。我会再讲到这件事的。

人们不会出于消遣去刚果。到那里冒险的人都是带着明确的目的上路的。那里只有商人，他们只讲他们想要讲的事；只有行政人员，他们只说他们能说的事，而且只有向其领导说的权利；只有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领导；只有保持沉默才能在那里待住的传教士。有时终于有几个尊贵的人物，像在荣光的汽车拉力赛中一样，从两列“法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间穿过当地，只有时间看到想给他们看的东西。万一某个自由的行客冒险去那里，就像我自己做的那样，不关心别的，就想认识那个国度，他从旅行中带回的行记和我的没有明显差别，人们在里面会惊异地发现如奥古斯特·谢瓦利埃二十年前就揭露的同样的赤贫的描绘。什么也没改变。他的声音没有人听。没人听布拉扎本人的话，接近他的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是何等悲哀地看到有人不断不遗余力地要让他的见证变得不可信，要扼杀他的声音。我的行记能否有更多的幸运让人听到，对此我并不抱多大希望。“我获得可靠消息，”×曾给我写信说，他所处的位置让他得到这个消息，“有人准备阴险地攻击您的书。”这情况免不了发生了。有人一看到我的证言有可能有人听了，便想方设法对其价值提出怀疑。我被说成是头脑轻率、凭空想象、“吹毛求疵的人”……如果这里只涉及我个人，我会毫不理会这些有倾向性的指控，但这里关乎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和一个地区的未来。还有对我不公正的指责，我拒绝接受。我在下面将提供的情况全是官方的。就连我增加的评论也往往只是从行政部门的报告中摘出的句子拼成的非个人的集锦。须知，和某些人说的正相反，我反对的根本不是行政部门，我只是遗憾它面对我指出的这些弊病无能为力，而我这篇文章没有别的目的，正是试图对它施以援手。

“请高级行政官员和大公司当心，不要想过快地定期搜刮一块我们尚不够了解而土著尚未懂得我们期望让他们做什么的属地，”萨沃尼昂·德·布拉扎在一八八六年写道，“我们的行动，主要目的应该是为将土著变成劳动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准备，直到有了新的命令。最要担心的是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因为在一项以耐心柔和方式准备的事业中介入武力可能一下前功尽弃。”

这些明智的劝告没有被听取。一八八七年起，加蓬成立了一家公司，上奥果韦公司，但该公司是在极不光彩的情况下成立的，议会决定让其解散了。作为赔偿，上奥果韦公司的经理们要求并得到了选择一块三四十万公顷土地的权利，全部所有权归属公司。两年后，议会同意成立了四十家公司，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许开发权给了这些公司。（别忘了法国的总面积是五十五万一千平方公里。）不过，这些公司大部分没有存在多长时间。有些转型了，有些合并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几家公司，要谈的也只是这几家公司。

但在谈这些公司前，我想提醒读者不要混淆刚果特许权和普通特许权，比如殖民或大金融公司获得的种植一块土地或开采矿产资源的特许权。后一种特许既有助于殖民和公司致富，也有助于当地和居住当地的民族致富。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党不赞成这种特许，这对我并不重要，我无意与这个党派联合反对法属赤道非洲特有的弊端。

刚果享有特许权者于是拥有大片几乎未开发地区的所有自然产品的独家所有权。将这些地区授予他们的政府和享有特许权者自己都一样不了解这些地区。那以前，狩猎和采摘的产品属于土著；但几乎不能说这些人被剥夺了所有权，因为其实他们自己连同土地一起被出让给了享有特许权者。享有特许权者于是可以出点工资迫使他们干活，且自己保留规定工资数额的自由。至于产品，享有特许权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再付钱了。

另一方面，享有特许权者保证将其利润的百分之十五支付给殖民地政府，并遵守承包议定书条款。其中一些条款的确声称保护我们的原则承认的我国所有殖民地土著拥有的“按惯例享有的权利”。这些条款满足了公共舆论的公正精神，蒙蔽了公正精神，实际上却从未执行过。住在辽阔的出让土地上的居民其实沦落至一种状态，而我想请人告诉我，这种状态与奴隶状态有什么差别？

刚果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很乐于谈论他们对殖民地的帮助和他们的“教化作用”。请他们允许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方面。

以上刚果法国公司为例，这是依然存在的最重要的一家公司。他们的特权于一九二九年到期，但尽管看上去如此难以置信且令人极度不安，似乎仍然即将续约特权。

上刚果法国公司覆盖二百六十万公顷的面积。而且，该公司控制着留下恶名的前阿利迈艾特许公司和前恩戈科—桑加特许公司的地区。因此上刚果法国公司拥有居住着十二万居民的五百六十万公顷土地的绝对商业垄断（我给出的是官方数字）。

这家公司以及一般说来那些大公司老在说他们通过缴纳开发税（即除了几项很轻的固定税，我刚才讲过的利润的百分之十五）给殖民地预算带来的间接援助。但看看销售额表，很容易算出如果大公司让位于自由贸易，殖民地在关税及其他方面又会赚回多少。我援引一个高级权威人士的说法，他估计，在自由贸易区，从一千万的交易产品中，殖民地可征收三百六十万法郎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此外还留给土著六百四十万零八百法郎）；而同样的产品在特许开发区，只给殖民地带来九十万法郎，给土著只有一百六十万法郎；自由贸易支付的价钱和大公司给的价格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

还要补充的是大公司们在向殖民地偿清欠款方面显得并不那么积极。现任总督不是要拼全力才将拖欠的一百万税款收缴入国库吗？而其中有些税款都拖欠十年了。这个数字很能说明地方政府在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面前是多么软弱。

一方面，享有特许权者支付自然产品的价格低廉导致土著拒绝合作或合作有限，另一方面，进口商品只有享有特许权者有权出售，价格高得出奇，从而限制、阻碍了购买。而且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往往不重视为其代理商行供应最必需的东西或土著最喜爱的东西。“土著面对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的这种欠缺和弄到欧洲进口商品的重重困难，很快泄气了，不再努力通过劳动增加产量，”我们在一份报告中读到。而另一份报告写道：“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出土著的精神状态，他们今天已经完全了解情况，知道每笔交易中占他们多少便宜，极其焦虑却又不抱多大希望地等待这种制度的结束。”

最后，上刚果法国公司尽管获得巨大利润，却从未为改善它剥削的土著的命运做过任何事情： 没有修公路，建学校，建医院；没有一点公共卫生机构。倘若该公司最终撤走，离开时，留下的将是一个搜刮干净的国家和比白人到来之前更悲惨的土著。

2

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盈利。这是该公司经理告诉我们的，而且公司已失去百分之四十五的资本。“十六个结算期中，”他说，“股民只有六次拿到五到二十法郎的股息。”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目前正致力于公司复兴，发行新股票，筹集新资金，让公司可以继续损耗殖民地。

但我们把财政问题放在一边。我步行穿过了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活动的地区，然后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谈到了它和行政部门的关系，和土著的关系，以及它的“教化作用”。我注意到，任何一个有思想准备的旅行者都会注意到，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经理（他从未去过刚果，只能信他的代理人的报告）所说的“种植园”微乎其微，他讲到的保健措施、预防措施、采胶人的营地，一句话，所有有利于土著的承包议定书规定的人道措施往往只存在于纸面上。

我不要在这里长篇大论地讲述特许给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地区所有男性土著被迫从事的艰苦劳动（须知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志愿雇工”和专门被公司招收的劳工，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这一点）。这种制度使土著总要远离自己的村庄，其对家庭生活、出生率、农作物的影响以及从而对整个地区的普遍繁荣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人们可以充分理解，不用怎么强调。没有特许开发的地区，在朗布兰总督发起下，种在村子周围的塞阿拉的橡胶将逐渐取代所谓“采集”橡胶，“采集”橡胶是天然产品，享有特许权的公司只有这种橡胶的权利，而种植的橡胶，公司必须要购买，这就导致公司并不怎么鼓励种植。欲了解更多详情，只要参考我的游记即可。

我曾不得不挺身而出揭露几种暴行，在那部游记中讲述这些暴行，有人看后情绪很激动。我是否要吐露下面这一点呢？这些罪行再令人发指，在我看来也远不如一些表面看去并不严重的坏事重要，我马上就将这些坏事揭露出来。第一种罪行，骇人听闻但属于例外，只是由于一个不称职的行政官员缺乏监督造成的，此人之后在这点上被宣告无罪。第二种罪行，我要说，责任仍在同一个行政官员身上，则不再具有偶然性，其恒常性甚至令人极度不安。怎能不将之视为是这块殖民地实行的制度的自然的、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下面就是相关事件，我再说一遍，也许事情不那么重要，但特别说明问题，冒昧地说： 可为例证。

在行政官员和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代表的眼皮底下，为班比奥每月集市提供橡胶的土著就在公司代理商行的院子里受到刁难，直到其中一人因此死去。在行政官员的命令下，这些人是由于没有交来足够的橡胶而受到惩罚的。我不可能讲得过细，叙述这些人怎样根本没想要逃避劳动，而是森林的逐渐破坏迫使他们要走很长的距离（常常要走一个多星期才能找到藤本橡胶），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回来，免得走双倍的路程，下一个月，交来了双倍的收成。我在给总督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些令人极度不安的事件。我的信引发了一场政府调查，调查证实了我的叙述，并导致对那个行政官员的指控。但是我觉得好像人们不认为应该在这一事件中强调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角色，然而，从法属赤道非洲司法处长兼总检察官先生报告中的这些话清楚显示出该公司的同谋性：

“此人（当事人行政官员P先生）说，他接到命令，必须加大橡胶产量，便将其所有可用的惩戒权限都用在为森林公司的私人利益服务了，目的是促进该产品的收益，该产品是以每公斤两法郎的适中价格支付的……而他的惩罚，应当看到，是实施到那些跟这个公司没有任何集体或个人劳动合同关系的土著身上的。

“对那些在他看来没有在采胶工作中表现足够积极的人，他宣布罚金惩罚，吞掉他们全部所得，并作出最高的监禁惩罚。此外，他还对那些由于产量低而特别受到告发的人施行体罚： 扛着沉重的大梁，被迫在代理商行院中不停地转圈。这种考验，从早上八点开始，直到中午一个叫马兰格的人倒下以后才停止，他在当天夜里死去。”

我们不能将与博达监狱（位于行政官员住所）状况有关的报告其余部分全部引用，“在采胶工作中表现不够积极”的土著在这所监狱服刑，报告说，根据“可靠迹象”，可以认为惊人的死亡数字是由于“过于艰苦的劳动，虐待，食物不足”造成的……至于死亡数字，行政官员P先生“甚至没有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进行统计”。（原因不言自明……）

“我们无须为森林公司辩护，既然它受到我们的行政部门的严格控制，”最近巴黎一份大报的撰稿人就此这样写道。这些话暴露出他对此问题的无知。在整个森林地区，橡胶问题与一个行政分区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行政官员的角色是特别难当的。他有能力顶住自由商人，他们需要他，害怕他。大公司则很多次显示他们毫不惧怕下级行政人员，甚至对上级官员也一样。多少次，刚果历任总督，还有现任总督，他准许我说出来，他们不得不向压力让步，同意在特许开发地区安排受公司保护的行政人员，这些公司的“心腹”！总督本人不是刚刚明确透露反对与一家这样势力强大的公司续约特权的意愿就受到威胁？而且，说来说去，一个行政官员，小区甚至分区的首脑，报酬不够，管理着辽阔的土地，各方各面的职能、工作多得让人焦头烂额，他能做什么呢——我是说，面对这些公司的代表，一开始对你关怀备至的代理人，很讨人喜欢，过于讨人喜欢，而之后会变得很可怕，因为他拥有势力和靠山，行政官员的生涯往往就有赖于这些，面对这样的代理人，他能怎么样呢？

致命的遴选在进行： 最受赏识的并不总是最好的，唉！但他们却留了下来。我这样说一点没有不信任特许开发地区的任何一位行政官员的意思，甚至没有损害大公司代理人的声誉的意思。我要说的是，这种糟糕的制度，一方面诱使人滥用职权，一方面诱使人通融，甚至同谋，这种诱使力太强大了，要想抵御这种力量，在没有任何赞赏、任何鼓励、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只剩下诚实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道德英雄主义，而环境并不促人有这样的价值和英雄主义，即便在法国，这也是很少能指望一遇的。

最近两篇文章一心要降低我的见证的可信度，指控我打消殖民积极性。倘若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续签合同之事终于在议会上进行辩论，可以想见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的朋友将极力利用这种如此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的混淆。因此怎么反复讲下面这一点也不多余： 殖民的努力和在我国殖民地积极贸易的存在与一种反而损害殖民地的不公的制度毫不相干。此外，我也不希望人们误解，不想有人试图将这一局部弊端极为特别的问题淹没在原则与理论的思辨讨论中。这一以我控告的形式出现的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问题，我再说一次，只存在于刚果（当有人试图让我们的达荷美殖民地遭受同样的制度时，这里的总督坚决有力地予以反对）。这个问题超出政治派别，值得团结起所有政党有良知的人。是时候了，该纠正错误，结束一种不仅愚蠢、极端昂贵而且不人道、有损法国名誉的制度了。

最后时刻

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那次议会会议上，康塔尔省议员丰塔尼耶先生就可耻的特许开发制度进行了长时间质询。他没有政府的报告，因为那始终是机密的，便不得不参考我提供的情况，参考我的书，他读了其中许多段落。殖民部部长莱昂·佩里耶先生对他作出答复。

我从刚果一回来，便去将我欠莱昂·佩里耶先生的报告交给他，他接见了我，和我的会谈让我感觉非常令人鼓舞。此外，一得知应征来修建布拉柴维尔—黑角铁路的土著中死亡率令人担忧，他立即派去一个调查委员会，表明他的人道主义热情是讲求实效的，而不是光说空话。他此日在议会上做的声明包含的绝不仅是许诺，声明宣布已经采取了最能让我们放心的措施：

“丰塔尼耶先生的提醒很有道理，殖民政府应该密切监督那些将土著劳工束缚于私人企业的合同。正如我们的同行议员所说，只有对合同的履行加以监管，合同才有价值。

“那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我要说，我刚刚敦促殖民地总督，尤其是赤道非洲的总督，仔细组织这种对劳动力的监督，我构想了监督的明确形式。我向总督指出，监督机构应由公务员群体组成，包括一名行政官员，一名医生和一名职员。

“这样，监督就可以不仅针对合同物质方面的履行： 工资、劳动时长等等，还针对被私人特许开发公司使用的土著的健康状况。”

我由衷地鼓掌喝彩。

莱昂·佩里耶先生接着宣布：

“……这种原来建立起来的特许开发制度要结束了。此外，所有特许开发合同都将于一九二九年到期。我向议院保证任何一份合同都不会续订或延长，至少是不会按原来给予的条件续订或延长。”

“这是个胜利，”您会说；令人惊讶的是： 报纸似乎极少提到一个不只是要让十二万黑奴摆脱奴役状态的承诺。

但是……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特权在一九二年以稍微改动的形式续订了，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到期。

部长先生宣布所有特许开发区都将于一九二九年到期，那么就是他不认为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享有的特权可以使其属于特许开发大公司一类。

“至少是不会按原来给予的条件续订或延长”让人隐约预感到，这些表面上如此令人充满希望的承诺，倘若佩里耶先生不去抓（而且取决于他是否还在任负责抓此事），很可能只是预示着其他公司很快将和森林公司目前的制度相似。

别忘了森林公司统治波及的辽阔地区正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可憎的弊端发生的地区，我在我的《刚果之行》中揭露了这些弊端。

人们的关注一时间被我的书激起来，然后几乎随即放了心，相信了部长的声明，这种关注是否又要重新沉睡过去？……直到二十来年后某一天，另一个人像我一样在疯狂的念头驱使之下，想去那里看看那里在发生什么，发现新的滥用职权行为，揭露类似的暴行，让公众明白，这些弊端没有任何改变，除了换了标签，以包庇弊端。

但愿部长本人也不要过快地放下心来。他向我们通报的决定再出色，只有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公司罢手了——只有让他们罢手了，病痛才会停止。

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韦贝尔先生极力要把我的指控归为个人问题：“纪德先生对显露出来的事实感到震惊……我们和有批判精神的人讨论，而不和信徒讨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他的股东大会上宣称。我因此不得不对他再说一遍，这里根本不是我的个人观点的事情。这既不是我的主观印象，甚至不是我反驳他提出的理由，这是殖民地高级公务员的官方报告，他既不能怀疑这些人的能力，也不能怀疑他们的权威。他是否想再看一份报告呢？

“这些人（森林采胶人）的生活和定居村中不出门的人的生活比起来很没吸引力。他们体验不到待在家庭中住在好茅舍中的滋味。他们出去采胶，一个月左右不在家，一个月里生产五到三十公斤橡胶。村子有时离采胶的地方两三天的路程。他们回村待上一天，然后去代理商行卖掉他们篮中的收成，再回村来，二十四小时后，又出发去森林了……

“这种无休止的游牧状态完全是强制性的。

“……一个采胶人‘去采胶’因为有人让他去。这个生产者纳的税总是大大超出其个人人头税和妻子的人头税。他是村子的财源，为所有人所接受，唯独除了他。

“而且，一般这是一个年轻人，或者由其家庭自己，或者由村长宣布可征徭役。其平均年龄只有十四到十六岁。很快他就会被这持续不断的林中生活搞得很疲惫，带着反感干活，所挣工资的大部分还不留给他……

“采胶人总是冒着被苍蝇叮的危险，一旦染上锥虫病，他在村中度过的少有的几天会对村子变得更危险，因为医生会例外地来给他检查，正由于他总不在家。”

接下来是个表格，概括如下：

“定居村民的锥虫病患者： 3.15％。

“采胶人锥虫病患者： 30.00％。

“定居村民的锥虫病疑似患者： 5.18％。

“采胶人锥虫病疑似患者： 85％。

“这些数字具有决定性。它们表明不强制同一个人持续待在森林里有多么重要，待在村中很少会有林中这些情况： 充满舌蝇的简陋住所，令人疲惫的劳动，必然很次的食物。”

我上面摘录的医疗报告是一九一九年的。之后情况有什么改善吗？我很愿意相信是这样；但我一点也不确信这一点。毕竟，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在森林里待的时间仍然完全一样。当我经过此地时，与一九一九年最显著的差别是，不再仅仅征调村长指定的几个少年，而是征调所有健壮男子去采胶。

我再说一遍： 一种情况之所以在那里持续存在仅仅因为它不为公众所知——我也很愿意相信，也许韦贝尔先生本人也不知道。

Ⅲ

作为对我的指控的间接回答，《论战报》觉得有必要让它的读者放心。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那期报纸的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爱德华·帕扬、题为《也谈一项指控》的文章：“无条件取消特许权”在帕扬先生看来，“是一种简单化的解决办法，可能大大延迟大片地区的开发，从而延迟土著福祉的提高”。

接着描绘了这些乐善好施的公司给土著创造的条件：

“公司维持两个月的储备粮供应。茅舍的修建受到监督。

“医疗服务由殖民部队的一名军医官负责，几名护士协助。他掌管一所一百七十张床位的医院，为土著治病。医院为砖房，房顶铺瓦，医院包括门诊室、病房、实验室、手术室、药房，里面甚至有最贵的药，公认为是治疗土著易患的地方病最好的药。另外，除了医院，还有一个医务室和几个急救站。

“大部分劳工来自内地，通过合同招收。他们一到就要进行体检，并根据他们的生理状况要求接受治疗，而且几乎一般都要接受排除寄生虫的治疗，寄生虫是很多严重的消化道疾病的根源。他们被指派干一些轻活： 除草、清洁、种植，直到医生诊断他们适宜从事正常的开采劳动为止。

“公司组建的一个职工小卖部按进价供应土著消费品： 布料、梳子、厨房用具、服装、彩色玻璃首饰，等等。酒的销售是绝对禁止的。

“还终于为劳工安排了一点消遣： 组织管弦乐队、放电影，等等。”

简直像在做梦：“黑人们很幸福嘛！还抱怨可不合适了，”《论战报》的善良读者必定这样想。

但这是哪家公司呢？这是《论战报》不肯让我们知道的事。殖民部和赤道非洲经济代表处都无法告诉我，我把这篇文章给那里的人看，他们看了都和我一样惊愕。这篇文章讲的一切除了存在于署名者过度的信任中之外是否还存在于别处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中没有一样在我旅行时的刚果存在，没有一样在总督宣布相关的大公司“完全没有为土著做过任何好事”的时候存在。我们是否该猜想某家受到威胁的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刚刚尝试做出突然的巨大努力，让帕扬先生可以描画出这样一幅鼓舞人心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迟到的布西科主义让人觉得是想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逃避殖民部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议会宣布的决定：“……这种原来建立起来的特许开发制度要结束了”等等。我想消除心中狐疑，便给《论战报》写信了解详情。德·纳莱什先生本人对我做出回答： 署名爱德华·帕扬的文章赞扬的是“森林海洋网络集团公司”。

啊，《论战报》，你何必不早说呢。这就是有人找出来反驳我的一切。

我给德·纳莱什先生写信道：

巴黎，1928年2月8日

先生：

谢谢您愿意给我提供《论战报》一月八日文章影射的公司的情况。有关公司不能被拿来和我在书中揭露的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混为一谈。这些公司能继续生存全靠不让公众知道他们的开发必然引发的不公。我所读到的所有政府部门的报告都让我意识到这一点。请您看看我引用的几段报告。

我的见证本来就那样难以让公众听到，为什么还要设法破坏它？像贵报这样的各家报纸对如此中肯的见证装聋作哑，歪曲其指向、意义、影响，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极端党派的报纸借题发挥又有什么奇怪呢？不肯承认有病（承认的同时严格明确危险所在，像我留意做的那样，防止任何不公正的一概而论，损害法国物质和精神利益），就是阻止一个患病的国家伤口愈合，而可能使病痛扩散。

您真的认为，为了法国的荣誉，最好掩盖一种情况？而照那些最能干的无私人士的说法，这种情况成了一个可怕的危险。

幸好在贵报一月二十八日那期上，阿·热罗先生的一篇文章把帕扬先生洗乱的牌又放回原位了。在该文鼓舞之下，我给您写信，还有其他热罗先生影射的文章也给我留下强烈记忆，也在贵报发表，标题为《人见人怜的非洲居民》。

我的游记第二卷附录中提供的关于特许公司问题的陈述，非常客观的陈述中，我尽可能不给极端党派提供武器。如果您把一件已经团结起殖民地行政官员、总督以及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案子丢给极端党派单独去管，那就是您将帮他们的忙。请您相信这个案子值得团结起所有正直的人。

此致……

由权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