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近境》与《奇鸟行状录》之间

林少华

村上春树是一位喜欢旅行的作家。用他本人的话说，虽然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无法安居乐业，而宁愿“满世界跑来跑去”。从1986年（37岁）开始，在欧洲住了三年，在美国住了不止四年。这期间创作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等长篇小说，写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等游记和随笔。

不过准确说来，村上也并非“满世界跑来跑去”，或者说“满世界”似乎并不包括亚洲。事实上，村上作为亚洲人，亚洲国家他只到过中国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一译诺门坎）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后来收录在1998年结集的《边境·近境》之中。

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来华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但那时《挪威的森林》尚未达到畅销程度，村上在中国自然不怎么出名，因此十几年前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外国旅行者出现的，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欢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时中国在彼时村上眼中是什么样子。

关于火车，村上以其不无辛辣的幽默笔触这样写道：“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往外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关于宾馆：“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关于医疗服务：“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为此村上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不过，村上的中国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写上面这样的中国印象记。他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说实话，当年为翻译这个地名，我查遍了手头所有中外地图都没查出。那么，村上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六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村上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一个纵向主轴。“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他在《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奇鸟行状录》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场。

关于《奇鸟行状录》，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有五十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奇鸟行状录》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奇鸟行状录》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被日本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种种暴行。《奇鸟行状录》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庞物猫开始，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如果说，《奇鸟行状录》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可以说，村上的笔触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来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前，村上已经写完了涉及诺门罕战役的《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则是在结束中蒙之行后写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为村上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仍处于寻找和期待阶段，第三部则真正开始了战斗：用棒球棍将作为邪恶与暴力化身的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打塌头盖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绵谷升的妹妹也下决心去医院病房拔掉维持绵谷升生命装置的插头——“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起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战场的实地勘察。”

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国太平洋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当时村上正在美国，即使普林斯顿那样的大学城也弥漫着反日情绪，几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没有出门——“那里的气氛很难让日本人出门，很难让自己分辨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我们必须多多少少持续承担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换言之，当时我不容分说地被挟裹在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亡灵般的复活气氛之中。此后不久我便越过了界线，被拖进往来于1939年的满蒙边境和现今的东京之间那个不合逻辑的物语之中。”

这样，1994年6月，村上终于来到了中蒙边境，来到了诺门罕，实际站在了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开诺门罕战役的战场——“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惧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惧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黑暗、恐惧和暴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它依然活在日本这个封闭性国家体制的内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个体的内部，并正在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村上原话：“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就此而言，较之一个旅行者、采访者或者一个作家，村上更是一个必须投入战斗的战士。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边境·近境》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这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确如村上所说“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何况，作为译者，理应把“有趣得多”的东西留给读者。

2007年2月23日（丁亥正月初六）于窥海斋

时青岛水仙初谢迎春乍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