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浮世绘 今之名片,古之“明骗”

中国人普遍用名片,是改革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看不太惯,嘲谑地称之为“明骗”。的确,当时时髦的人们,名片所载的头衔,多半名不副实,很有些忽悠人的意思在里面。名片是交往的工具,陌生人彼此相见,一上来就如《西厢记》里张生见莺莺一般地自我介绍,姓甚名谁,年方几何,是干吗的,自是不方便,尤其是那种弄一堆头衔的人,要靠自家张嘴一个个罗列出来,脸皮再厚,也未免会有些不好意思。都列在名片里面,一目了然,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属于“明骗”,这个时候,即便使用测谎器,也测不出心里的波动。

中国人最早用名片,是在清末,是跟外国人学的。到了民国,为了表明自己民族走向文明,国人不仅改戴洋礼帽(时称文明帽)、执手杖(时称文明棍),而且把自家原来用的大名刺,换成了小名片。只是,这玩意儿一直没有普及开,只在沿海都市的小圈子里流行。

小名片是舶来品,但大名刺可是地道的国货。说起来,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早用类似名片这种东西作为人际交往的介质。名刺大概春秋战国就开始使用了。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木片,登门拜谒,要给对方一个关于自己的介绍,写在木片上,叫作谒帖。后来谒变成了刺,意思类似,因此谒帖变成了名刺。纸张发明之后,木片换成纸片。名刺到了明清之际,形质变得非常宏大。首先规模大,一个名刺要大到长五尺、宽五寸,比今天一张报纸还大。其次名字大,在一张大纸上,写上斗方大字。递名刺之前,得着仆人用封袋装着,拿着跟着走。据说,非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其实呢,看着自家的名字写得大大的,感觉也相当地良好。有意思的是,晚清外国传教士进来,不仅追求教阶与中国官阶的对等,而且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时候,也用大名刺,因此,那时在中国的洋主教,都有个中国名字,为的就是方便往名刺上书写名讳。

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往往意味着效率。这一点,大名刺换小名片很是典型。从前的大名刺,得专门有个仆人拿着,如果是自己拿,绅士的体统就没法讲了,即使雇人拿,一个人也拿不了几个,雇头毛驴驮,没准会被人误会成赶脚的。因此,对外交际,一次见不了几个人。小名片则不同,装在精巧的名片夹里,社交场合,见到不认识而且需要自我介绍的人,“啪”地一声打开名片夹,宛如打开高档的香烟盒,风度翩翩地取出一张名片,说声“久仰,多联系”,躬身递给对方。转过身去,再对付下一个,同样的身段,同样的动作,可以重复N次。如果是大型酒会,需要量比较大,夹子里的名片不够用,包里肯定还有,子子孙孙无穷尽焉。

每次这种社交场合或者学界开会,大家都会收到一堆各种各样的名片。相对而言,记者的名片最简单,一个头衔,一串联系方式,因为他们发名片,往往是为了要出来对方的名片,真的是方便联系,吃这碗饭,工作需要,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情况要复杂些,有的跟记者一样,发名片是为了回收对方的名片,取得联系方式,如果对方的名头大,这就更加必要,即便日后对方不加理睬,也可以作为资本炫耀。有的发名片,则仅仅是履行社交的一种程序,除非碰到了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一般情况下,这种人他们早就盯住了,用不着期待这种萍水相逢式的邂逅。这些人的共性,是名片上的头衔换得很快,这次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下次就变成了某协会的会长。学者的名片,头衔最长,有些人必须用折页,而且三折四折,看起来像本小型的书。对于这样的学者,应该建议恢复大名刺,一开的大纸,按笔画排列,详细开列名衔,估计怎么都够了。学者递名片,是为了期待对方主动联系的,他们觉得,如此一列吓人头衔的学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人们视为大师的,无论谁接了名片,都该主动前来请益。

名片实际上是种推销产品的广告,只是这种产品,多半是人。当头衔不足以吓人的时候,有人就会在名片上印上自己做过的事业,或是一本他认为很有名,别人也许还不知道的书,或者是一部电视片,或者是一个什么工程。就像我曾经见过的某部官员,有段时间每天揣着部领导给他的表扬信,逢人就拿出来念一样。看这架势,对于这些人来说,也还是恢复大名刺的好,因为一下子可以装很多东西,第一时间轰炸对方,符合广告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