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窝囊的礼部首长们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即将礼部两个尚书外加四个侍郎统统免职。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是新政的重头举措,一般老百姓由都察院代递,而官员由所属衙门长官代递。等于是在旧制度的模糊地带,开了一个言路的口子。因此光绪十分重视,来自民间的那些不讲格式、荒诞不经的奏章,他都亲自读阅,生怕漏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自官员和士大夫的奏章,他就更重视了。可是就在这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所言三事:一、要求皇帝明确宣示,中国已经面临瓜分危机;二、请皇帝奉皇太后之命巡幸中外;三、建议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之教,以西人兴学之法,兴中国之学。结果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骥拒绝代递,然而这个王照足够强项,不肯就范,马上上书弹劾堂官阻遏上书,同时声言,如果不代递,他就直接到都察院亲递。无奈,礼部两位尚书只好答应代递,却同时递上弹章,弹劾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挟制”,要皇帝出国巡幸,是陷皇帝于险境云云。

晚清的尚书,虽然按体制只是从一品,但实际上都已经是头品顶戴,一品大员跟七品主事之间等级悬殊,而且现官现管,如果在平时,王照等于找死。但是,礼部堂官的这一举动却犯了光绪的大忌,锐意变法的他,愁的怒的,就是当道大臣阻扰变法,怀塔布和许应骥自己跳出来,焉有不办之理?所以,光绪龙颜大怒,一下子把礼部六堂官全部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三级。其实,罪魁不过是作为尚书的怀塔布和许应骙,四位侍郎只是跟着吃挂捞。虽然说当时的体制,尚书侍郎跟现在的部长副部长不一样,侍郎并非尚书的副手,尚书不代递,他们可以单独代递,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侍郎吃饱了撑的,会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得罪尚书的。

为一个主事而丢了官,又不是什么贪赃之类的大事,礼部六堂官多少有点冤。但是在变法之前,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宝贝,就已经吃过一回下属的瘪。清朝的惯例,凡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只要中了进士,就得分发六部。当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内务府干得不错,中了进士,改到礼部做郎中,按资格排在前面,为领办司员。可是,此公在内务府当大爷当惯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鸦片烟瘾,根本起不了早。而领办司员又得经常与堂官打交道,堂官们往往坐着等到天黑也不见他的踪影,很生气,要开他的缺儿。丢饭碗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文延照没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怀塔布的家里,要求晋见。门子说,大人还没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门庭咆哮,你说我迟到,今天我来了,你还没起,到底谁迟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参你。如此这般,大骂而去。

骂完之后,你还别说,怀塔布和许应骥还真就没敢上奏开了此人的缺儿,经人说和,仅仅去掉了他的领办司员,依旧做他的郎中,还在某司掌印。当年六部的规矩,掌印者权重,但无需干活。这样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怀。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有来头的下属,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宁人。

以往的史家,论及礼部六堂官事件,都以为怀塔布和许应骥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说白了,无非是俩混日子的高官,多少还有点怕事。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满朝皆是。不肯代递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视王照要求皇帝出国考察的言论过于“狂妄”,那个年代,皇帝怎么能出国访问呢?出了国,尤其是到“敌国”日本,不就是陷君父于险境吗?这样狂妄的言论从他们部里出来,万一皇上不高兴了,他们不也连带着麻烦?对他们来说,跟违抗皇帝旨意比起来,效忠更重要,或者说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冒风险更重要。不错,他们这样的官僚,对于变法的确充满了疑虑。但这种疑虑与其说是出于顽固,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在他们看来,宦海沉浮年头多了,怕的就是变化,不变,自己后面的路很清楚,该怎样做也很清楚,但变了之后,就一定有许多不定因素,说不定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下属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协,但是这样的咆哮如果是为了变法,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变法建议,就难免要阻扰一下。他们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体就是混日子,任何一点风险都经受不起。没想到的是,前一个郎中的事儿平息了,后一个主事的事儿却栽了。

好在戊戌变法很快就结束了,礼部六堂官也官复原职,整个朝廷又继续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国联军入侵,他们才混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