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当年的西医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

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20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会传遍附近的城乡,为教会带来众多的信徒。由于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实际上是缺门,有的中医治疗枪伤,非但不会把子弹开刀取出来,而且还浇上水银,希望水银把子弹自动化掉。所以,西医这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当年中国人的体质,也很令这些洋医生震惊,如此简陋的设备、简单的消毒,手术完了之后,居然恢复得相当快。为凸显手术的效果,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医生回忆说,他们在奉天行医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把握的手术,甚至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做,以扩大宣传。但是,再好的医生,做手术总难免有失败的,更何况当年的手术条件那么恶劣。一旦这种动刀子割肉的手术失败,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相当可怕的。当年遍布中国城乡的种种关于传教士的传闻,什么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药之类,都跟传教士医生的失败的手术不无关系。当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这种谣传有关,好些传教士医生也因此而丧了性命。在中国,凡是摊上动荡岁月,乱民打砸西医的医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西医救治的人中间有能人,这种事情就会被避免。1910年长沙抢米事件中,一个美国医生的医院,就因为曾经救治过一个著名的帮会老大(帮他取出了腿上的子弹),而得以幸免。

当年的西医,就是在起死回生和挖心剖肝的两面传闻中在中国生存着。在不同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或者是天神(不是天使),或者是恶魔。相对而言,恶事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些,所以,只有在政府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带动下,逐渐接受西化,对西方采取完全开放态度之后,他们的命运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机,否则,好些西医就只能以传教士的身份生活,靠教会的资助,像孙中山这种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西医,在中国的土地上,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没有过多久,随着晚清到民国的政府持续西化,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初期,一些中国人的西医,居然可以策动起一场废止中医的运动,由政府出面,全面打压中医。到了今天,人们开始把西医治不好的病人,送给中医来治了。风水轮流转,当年西医的困境,落到了中医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