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外面来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学作演讲,在现代社会,是普通的事情。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也是总有这样的热闹,不惟学校的学子莫名兴奋,有的时候连社会上不相干的人,也一并跟着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本是相互贴金,宾主同乐的好事,客人不至于上门说坏话,主人也断不会让客人下不了台,最后皆大欢喜,上演大结局。可是,前一段来自台湾的几位贵宾的造访,却惹出了一点儿不大不小的尴尬,面对台湾客人的礼物,我们的校长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点儿纰漏,不是不认识字,就是说错了话。尽管事后有人拼命地弥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实是挽不回来了。北大的校长虽然没有出错,但在客人不带讲稿,妙语连珠的演讲比照下,好像也没占什么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的几位校长教授,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出身的,出点儿纰漏很正常。可是,来访的几位客人也没有学人文出身的,为什么人家就不出错呢?其实,用不着掖着藏着,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专业素养,缺乏文化素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然科学的教授不必说了,除了少数人之外,能把中国话写通了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教授家里,除了点儿专业杂志之外,基本见不到“闲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学、中学学的那点儿残留的知识。至于外国文化,也许好一点儿,但估计也就是出国听到和看到的那点儿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情况似乎更糟,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像匠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就像是手艺不太精、或者没有什么手艺的匠人。也就是说,在专业素养远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学者的同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译著普遍地生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学人(主要是教授们)的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学不能亨,中学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强人就我,甚至把原来很生动流畅的文章也译得磕磕绊绊,令人读了难受而后已。至于在研究中用各种玄妙的术语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测,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吓唬编辑和读者,但另一方面不过是掩饰自己文字无能的招数。文史哲专业的教授,按道理应该有文化素质,可是,他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学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学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时候连上段下段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专业尚且如此,如果让他们弄弄文,则更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如果有圈内的人写点儿随笔散文,大家还会嘲笑他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学作品只好让文学家包办,结果办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戏说。我们弄文学的教授,多数既不会作诗(律诗),也不会填词,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同行比了。难怪台湾学者这样嘲笑我们的学者,说我们去中国化比陈水扁还要厉害。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赖我们,我们这一代学人,无论大小,其实只受过两种教育,一是专业,二是政治。李申科的幽灵依然在控制着我们: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只在一小块土地上挖土,对于周边的土地,看一眼都觉得是罪过。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些基本的中外经典,是无论哪个专业都需要读的。严格说来,人家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人来培养。

不过,我们又必须为这种状况负责。现在学界的中坚,基本上已经四五十岁,通才教育,也已经嚷了二十年。林肯说过,人过四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此话当真,我们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学识负责。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化素养依然阙如?为什么一到跟外面的学者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往往谈吐粗俗,语言干瘪,唯一的擅长是讲黄段子,连比较精彩的黄段子也不是教授们制造的!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经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条件不知道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却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今作为学术中坚的一代人,应该反省了。

记得晚明的张岱讲过一个士子由于没有学问,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没学问的士子,满嘴胡说,惹得和尚要伸伸脚,放肆一点儿躺着。所以,张岱告诫学人,千万不要让和尚随便伸脚。今天,即使是为了不让台湾的政客看不起,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补补课——勿令政客伸脚!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