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眼下,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泛滥之势,考前相约作弊,已经成为考试的一种不成文的“仪式”,不仅没有人以作弊为耻,而且作弊成功还要举杯相庆,监考老师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作弊被逮,就跟官员腐败被抓一样,大家只怪他命不好,赶上了“名捕”或者上面检查。主管部门为了遏制作弊风,采用了让学生在考前签诚信承诺书的办法,可惜,这种印在考卷上的诚信承诺书,更像是古代某人用来遮住自己眼睛的那片小小的树叶,吾欺谁,欺天乎?

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学生作弊现象的升级过程,是跟高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大跃进的进程是同步的。姑且不说大跃进带来的大规模扩招、拼数字,直接激化了学风的浮躁,导致了教学质量的直线下降,大跃进的行政干预,就直接使得我们做老师的,包括我们的学校当局,不得不有组织地作弊,而且是老师领着学生一起作弊。

高校大跃进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高校的各种名目的检查、评审陡然增加,每年大约要有四五十次。每种评审,高校都得花大力气准备而且迎接,因为稍有怠慢,这个学校的排名以及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和什么博士点什么的东西就要受到影响。因为在中国,不是什么“大师”或者教学和科研质量撑起了大学的地位,而且这些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什么的才是决定一个大学地位的关键性因素,是关系大学生死的灵通宝玉。为评审作准备,当然少不了成堆的文牍和表格,尤其是在涉及教学的环节上,表格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地步。由于评审的缘故,大学文科教学的自由度已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不仅教材要规范化,教案要规范化,上头恨不得规定每堂课都要填一个表,每节课都按严格的规范来上,连提问和作业都要按一个模式来进行。当然,这种规范化的约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教师们的抵抗,从学校到各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实在没有办法让教师们就范,于是,变通的方式是由管理人员领着学生定期炮制各种材料,包括本该由老师填写的各种表格。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作弊,尽管这种作弊是上级领导逼出来的,但事情的性质仍然是作弊,本质上跟学生考试时的打小抄,并无不同。

大学是干什么的?用曾经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学生在大学里,就是学四件事:一是学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四是学做人(Learn to be)。这其中,最要紧的是做人。一个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幼稚的孩子。在此之前,一切都由别人为他们做主,他们除了偶尔忙里偷闲有点儿追星的爱好之外,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好好读书、考试,别的一概不管,也没有能力管。有不少人,不知道是非,不懂得好坏,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第一次离开家长单独生活,大学的四年,无疑成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好则好,学坏则坏,价值观的形成,就在此阶段。

按道理,做教师的,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是要比别的行业高一点儿才是,如果做教师的,尤其是做大学教师的,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至少不能教人家的子弟做假。教师带头做假,对一个处在关键时刻而且对大学有很高期望的孩子来说,对一个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问可知。同样是不诚信,同样是做坏事,社会上的人做跟大学老师做,对于学生肯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作为大学教师,如此轻易地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学生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教育行政部门所主导的各种评审,无疑都有非常堂皇的理由,但由此激发的高校大跃进,后果却是严重的,由此造成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大幅度滑坡,已经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靠行政部门的评审提升的,更没有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行政杠杆抬成的。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这种大动作的真正动机,从小的方面说是为了负责人的政绩,从大的方面说无非是权力的扩张和利益的导向,在几乎每种评审背后,都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对行政权力的屈服,这种屈服,也包括了道德上堕落。

当然,大学里,教师们干的坏事比作弊还坏的,还有不少。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跟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的种种政策导向,逼良为娼,诱良为娼不无关系。